扯扯“多余人”所引之自由与必然

        学究气地说来，“多余人”是指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不愿与贵族社会同流合污。但既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又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传统的影响，缺乏生活目的又无实际工作能力，最终一事无成。他们既不能站在政府一边，也不能站在人民一边，因而成为多余的人。

        板起面孔来说，这类形象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农奴制扼杀人才和人性，并指出了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通病及其后果。

        好吧，时过境迁，如今市场经济了，生活条件大部分都改善，这其中各个也都可谓是“拟贵族”。照说起来，多余人是政府与时代于人性的压迫了，该是一种无奈。可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当下，何以多余人竟也是历历在眼，甚嚣人世呢？可见，时代何以该背这为人民群众所不耻的多余人的锅。

        那不妨试着看看一个活泼泼的具体形象再来聒噪一二，也算是有了根地。

        奥勃洛摩夫向来被称为俄文学中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的贵族青年，但他好空想，懒惰成性，有实际活动的能力。他总是整天躺在沙发里或床上昏睡，甚至做梦也在睡觉，最后也在睡梦中死去。

        是了，多余人几乎都受过良好教育，几乎都衣食无忧，这在凡勃伦那遭，唤作“有闲阶级”，一旦得了闲，便不由的生出各种心猿意马，这是自然。此时，问题出现了，想想是不打紧的，谁人没个乱想胡思的时候，便是那自诩“犬儒”的厌世之第欧根尼也喜阔谈，便是那世称“大家”的李斯特亦乐奏狂想曲。偏偏这贵族小青年闲来畅想却叫我辈人民群众引为不耻，看来看去，是这班小厮想得不对主流的头了 ，他们是想到吾侪群众的头上了。

      古仁人常言，群虻是盲的，循着味便争着上去，恰恰，多余人就是这群作家先生们给吾侪猛用扇子扇出的味儿了。多余人其就多余在于同情群众而不擅行动，用符合阶级的话来说，是眼高手低而脱离群众了，群众嘛，永远是不会错的，亦是不能错的，人多力量大呵。   

        今天我们所谈的多余人都是抽象出来的概念形态，迥乎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我们谈的是人性的根本恶，道德律是普遍必然的，人性是局限卑微的，至善是人的向往，多余是人的宿命。

        如此叙说，似乎悲观的气氛跃然纸上，还是歌德咏叹得好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的之树长青，此言不虚，科学的、普遍的、必然的真理固然很重要，但是相比较之下，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则更重要。这“多余人”看似是全人类的悲剧，你我众生亦无不沉沦其中，但我们尚存着对改变的冲动，对救赎的热望，甚至还在废墟中生生创造出了价值。在这对自由与必然性的二律背反中，人从来都不是无可奈何的砧上俎肉。

      宏大叙事的必然性让人个个未撞南墙便已鼻青脸肿，尊重生命的自由叫你我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