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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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穿过针眼》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曾有言：“走出非洲的总是新奇之物。在 410 ～ 430 年，以奥古斯丁为代言人的非洲教会，从他们陌生的土地上带来了一些惊人的新奇之物。非洲教会在奥古斯丁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伯拉纠的观点针锋相对，采取了拉丁教会史上空前的行动。整个行省教会，仅仅为了谴责一位世俗布道者的观点，召集了多达 200 名主教出席宗教会议。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方式，主教们称一整套神学体系源自他们教会日常的实践。原本被认为是烦琐的神学争论，且只是神职人员之间的专业分歧——上帝的恩典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原罪的确切属性、为孩童施洗的确切方式等——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强行把它们确定下来。极为严格的神学论断竟源自如婴儿的洗礼和诵读主祷文这样简单的仪式。

（伯拉纠和奥古斯丁之间的）比赛会以平局结束；然而，它进入了“加时赛”，并且在比赛结束时，奥古斯丁和他的队伍凭借主裁和边裁的有争议判决获胜。总而言之，通过上诉皇帝，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没有公平竞争。

严厉的敕令很契合那个时代的紧张气氛。在 410 年之后，精神的“救生筏”在罗马逐渐成形。宗教观点之争是继承自一个丰饶时代的奢侈品。而在一个被蛮族入侵所动摇的城市，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是不会被容忍的。

朱利安是一个旷世奇才。他是一个拉丁文写作者，但很快就学会了像希腊人那样思考。这使他可以让自己在拉丁西方的读者一瞥地中海东部地区丰富的思想财富，而这些财富一直以来都被奥古斯丁和他的非洲同僚们所忽视。安条克和奇里乞亚长久以来就是产生关于人类处境的明快思想的地区。在对自更远东方传播而来的摩尼教的反应中，这一思想被深化了。朱利安在安条克发起了自己的反摩尼主义讨论，并凭借这种方式驳倒了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观点。

如果法律想要被实施，必须有公众的观念在背后支撑。实际上，公众的观念就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的观念，他们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或者领袖践行着法律。因此，朱利安言辞最激烈的作品所针对的读者也是他们。因为廷臣和行政官员这些平信徒——不是教士——依旧掌握着机要，而平信徒关心婚姻问题。

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奥古斯丁提出，财富是合理的，因为财富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就如上帝的恩典一样，财富作为一种现象，被奥古斯丁移出了人的审查。财富是圣保罗提到的恩赐之一：“只是各人都有来自上帝的恩赐。”

通过被用于服务一个拥有宏大前景的世界性组织，财富获得了意义和严肃性。

在一个抱团取暖的社会，最大的罪恶是傲慢，而不是贪婪。如果贵族们想要幸存，他们必须调动自己下属的忠诚之心，他们必须学会向征服者妥协——他们是按照大公教会的主教和教士们教导的方式来做的。

奥古斯丁在他 400 年的布道词中就已设定好了杰出的基督徒富人形象，现在这种形象转移到了身居高位且活动频繁的政客和将领们身上。

在 429 年——奥古斯丁生命的最后一年，一支汪达尔人的军队突然出现在希波的城墙之外。他们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未受到抵抗，不被察觉地就掠过非洲西北部 900 英里的土地。十年之后，在 439 年（奥古斯丁 430 年去世后九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迦太基落入汪达尔人之手。用迦太基主教奥勒留的继任者郭德乌尔德乌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堪称人间乐园的非洲，它现在在哪儿？

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散布在伊比利亚半岛广阔的土地上，他们攻城略地。这些破坏通常被戏剧性地称为“蛮族入侵”，但并非如此，这些是内战中的皇帝们在行省带来的“附带伤害”。

到 431 年，帝国的税收可能下降了近 50% 。在迦太基陷落之后，下降更为严重。此时的帝国只留有瓦伦提尼安一世时期四分之一的税源。帝国承受着巨大的税收流失。更严重的是，这削弱了强大的政府高层的行动能力。在 4 世纪黄金时代的光荣岁月里，富人能够借助这种行动能力，将通过税收积累的财富转化成看似不可挑战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富人如此富裕的“大机器”就此熄火了。

我们所说的“蛮族入侵”更应该被视为预示着大坝崩塌时喷出的水柱，而大坝真正崩塌的原因来自内部。盘踞在罗马领土上的蛮族军事集团的“泥土”，扮演着罗马各社会等级自身突然洗牌的催化剂。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结构，即使在辉煌的岁月里，也是会轻易改变的。

在 5 世纪，地方宫廷的出现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在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许多地区，晚期罗马社会小型化了。

这些由竞争中的领导人创立的竞争中的宫廷，在高卢和西班牙带来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政治不稳定状态。在 5 世纪的历程中，一种暴力的氛围在高卢和西班牙蔓延开来。

在高卢的不稳定状态中，傲慢和嫉妒很容易转变成党派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党派主义会将罗马人像暴露在蛮族人面前那样，暴露在罗马自己人面前。

在蛮族的宫廷效力，需要的是在类似梅里达、图卢兹和波尔多这样的城市拥有一个城镇住宅以及一批侍从。伴随这些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缓慢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提升狩猎的技艺很快就转变为提升骑兵作战的技艺。对武装侍从的花费就如同先前罗马人在镶嵌画以及私人浴室里的花费一样，拥有这些侍从既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维持与蛮族国王军队之间的平衡。

西多尼乌斯死于 480 ～ 490 年帝国于西部消失之后。在他的石棺上，他没有提及自己的主教职位。他最在意的是自己在帝国的官职以及文学活动。他也没有用当地国王的纪年来确定自己的死期，而是用东部皇帝芝诺的纪年。西多尼乌斯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芝诺视作残存的正统罗马帝国的唯一领袖

他的儿子阿波利纳里斯领导克莱蒙的军队，在 507 年著名的伏维耶战役中为哥特人抗击法兰克人。他的孙子阿尔卡迪乌斯在法兰克宫廷中扮演了一个重要又阴险的角色。他帮助克洛维的儿子们除掉了可能争夺他们王位的年幼侄子。正是阿尔卡迪乌斯出现在这些孩子的祖母面前，拿着一把剑和一把剪刀，让她选择是让自己的孙子削发为僧还是被处死。她只选了让一个孙子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