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标题，别以为我老年痴呆了。尽管今日，老汉我整整七十四，活成了“古来稀”，所幸还没胡涂到那份儿上。然，“我的生日是哪天”确实困扰过我。
事出有因，因了我青春十年的浪迹天涯，也因了如影随行的户籍制度。这事儿听上去有点绕，容我从根儿上倒起。
先说户籍制度，现如今已渐式微，但当年却是乾坤大法。户口本的一页纸，不仅注明了你的出生日、性别、籍贯、民族，重要的是标明了你的身份，是农业人口还是城镇户口抑或进了班房消了户口；而一应生活资料，如粮票油票布票等等，全凭户口发放。一个身份、一个生计，仅这两条就把数亿众生妥妥地拿住。若想挪窝儿必先迁转户口，户口跟着人走，没了户口你就成了“黑人儿”。
前面说了，我在20岁到30岁之间，走串了许多地方，身份几经改变，自然，户口也多次迁转。那时候没有电脑和复印机，办理手续全凭手写，遇上马虎的办事员，抄错资料或字迹了草在所难免；再者，迁移证犹如通关文牒般重要，必得悉心揣在怀中，也就难免汗渍污染。于是，一项重要数据--我的出生日期，数次以误传讹，已然不是原本的正日子了。
回想起来，出错的机会可能有这么几次。
第一次发生在1968年。春节刚过，我随55名北京中学生，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他们是一群志愿开垦橡胶园的理想主义者，而我则是因为办了一份红wei兵文学杂志，被上面定为反动刊物正打算落荒而逃。他们为此行认真准备了一年多，而我却是在临行前三天才得知有这样一群志士。毫不犹豫地加入，匆忙得连户口都来不及转。也怕父母担心、干预，权且当了一回“黑人儿”，混上南行的列车。那年我年方二十。
我们去的地方是国营农场，只种橡胶不种谷物，享受商品粮供应的城市户口自然无比重要，于是，安顿下来之后，家人赶紧帮我转来了户口，否则我就成了“盲流”。那年月，农场里确有许多从内地逃荒而来的农民，他们没有身份处境卑微，被称作盲流。
第二次是五年后，理想主义者蜕变成“苦行僧”。左祸之下，农场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同伴们开始相继离去。我呢，生来体弱，十二指肠又不适饮食而溃了疡。在西双版纳，傣族人只吃糯米，交的公粮也是糯米，农场也就因此顿顿糯米。本来，被咱北方人称为“江米”的糯米，打年糕摇元霄，到了年节才有丁点儿供应，很稀罕。但若是天天吃可就要了命，那又硬又粘的糯米，吃得我呀直到今天还忘不了半夜胃疼、曲卷跪床的惨状！
七三年我回京探亲，溃疡已发展到需要手术的地步，母亲绝计不让我再回云南了。一九六九年她在干校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去（医疗条件太差，肺病不治），她要力挽已然破碎的家，再不能失去一个儿子。于是，我又当了一回“黑人儿”，丢下户口滞留北京。后来，还是大哥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好友的帮助下把户口转了出来。
但，户口落在哪儿却成了问题。转回北京？没门儿！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太行山武安的原县委书记武叔叔前来探望。他得知我的处境，呵呵一笑道，这事儿好办！让娃儿跟我回太行吧。这真是柳暗花明，母亲在太行山上抗战八年，我也出生那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太行山更令我母子二人安心呢？
其实，不落户口也无大碍，因为我要去的是太行深处的一个山村，身份从国营农场职工降为农民。农民是二等公民，不发给粮票，自产自食生产队打的粮食。但于我而言就产生一个新问题，自家打的粮食只有玉米谷子之类的粗粮，我那已经快穿孔的十二指肠，实在是消化不起。好在房东郭大娘不是一般人物，她是这个三千人口大村庄的党总支书记，当年的抗日老英雄，俺娘还给她戴过大红花！郭大娘疼我胜过己出，第二天就叫她的大小子去镇上背回一袋白面。
山里人吃响午饭，常蹲在家门口、车道里聚众而食，一手拿俩窝头，一手捧一海碗小米汤，边吃边聊，宛若社交午宴。而我，躲在家里吃白面馒头，很想、却不好意思加入村民们的饭场。
更尴尬的是，我一个大小伙子，自己养活不了自个。山村很苦很穷，一个壮劳力一天工分满十分，虽不过块儿八毛，我却不可企及。虽有家里周济、大娘照顾，但长此以往不是事儿呀。
那几年我的户口在哪儿？似乎一直放在妈妈的抽屉里。
一日上县城，碰上峰峰矿务局招工，优厚的待遇让我记起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幸福，便瞒了大娘、一跺脚报了名。好傢伙！一下井就是四级工，工资一两百，比刚毕业大学生高出几倍。再看食堂菜单，海参鱿鱼随便点（当然，农民出身的矿工很少点，不是吃不起而是舍不得）。这天堂般的诱惑，让我离开了生活两三年的山村。当我把头月工资两百多元如数交给大娘时，大娘痛心地拍着大腿说，你咋下了煤窑？这让我怎向你娘交待！
当了矿工，身份变了，重新获得一等公民的户口。可是，我不知深浅，一脚踏进去方知煤矿不是天堂，而是地下三百米（我所在矿井的深度）！老矿工给我上的第一课：下了井，这辈子甭想再升坑（回到地面工作），除非你断了胳膊折了腿让人抬上去！后来验证，这是煤矿的一条江湖规矩，地下、地面的人员如阴阳两隔。
前面说过，老妈在太行山上抗战八年人脉甚广。我在矿上又巧遇一位老矿长，竟然是她的老部下。不过，这么硬的关系，也不敢坏了规矩，只不过帮我换了个工种，从劳动强度最大的开拓区，调到了需要一点儿文化、责任重大的通风区当了瓦斯监测员。如此，生肖为鼠的我，终究在地下钻了三年。话说回来，那时的老干部还真有底限。
现在回忆起来，我这七十四年经历或被经历的，最繁重的劳作、最险恶的环境、最苦闷的心绪，最刻骨的感悟，就是那三年矿工生活。伴我熬过那三年的，是一本没了封面的小说，左拉的《萌芽》！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秩序开始恢复、社会日益清明。我通过工人对调的形式，终于回到北京。最后一次户口迁转，把我的生日之误固化了。再加上我很少庆生，久而久之，正日子倒底是哪天，还真有点二乎了。
返城后某年3月20日，春光明媚。毕业后第一次回母校北京一零一中学参加校庆。突然，清晰地记起，我与这所1946年诞生在晋察冀边区的“红色中学”，虽不是同年却是同月同日生！上学期间，每逢生日同学们都会笑言，你可真有福气，连生日都沾了校庆的光！哈！真得感谢母校，帮我找回生日！
北京101中，我敬爱的母校。她赋于我荣誉感、责任心；她教我自立、忠诚、坚强；她能让13岁的顽童，成长为18岁的谦谦君子。我甚至写文章赞道，北京101中就是中国的“伊顿公学”！
母校的教育助我走过激昂、苦难、浪漫、困顿的从前！总之，能与母校同生日我暗自得意。
3月20日，写于74岁生日、北京101中学七十六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