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思

  空余的时间里拜读了《宋史十八帝》、《细说宋朝》及相关朝代的历史读物，从陈桥兵变伊始，宋朝历经三百多余年，政治经济文化皆高度文明辉煌过，终究抵不过大厦倾覆崩塌的劫难。至后，崖山海战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宣告大宋灭亡。

  自宋太祖赵匡胤稳居江山之巅以来，采纳名臣赵普的谋策“夺其权，制其钱谷，收起精兵”三大纲领，从而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并彻底结束了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在面临“潘侯割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三大纲领的作用巨大，不但解除了潘镇之祸，还改变了自唐以来君弱臣强的局面。

  但历史的走向终究不会由某个人的意志而改变。自宋太祖以后，其余皇位继承者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权利上遵循祖宗家法三大纲领从而巩固君权、削弱臣权，但是怪就怪在余下每一个执掌权柄的君主，能力、远识、秉性皆弱到另后人无法视之的地步，更别提收复国土“燕云十六州”的宏伟梦想。

  “靖康之难”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们信奉君权至上，而君主大都昏聩无能，其中宋徽宗、宋钦宗被被虏而北上，大宋衰弱的遮羞布才被揭下。

  宋代政治上有一个特点，以文御武，即武将多以文臣领导，其本意是希望以博识的文臣指导和监视大字不识的武将，以达到军队不作乱的目的，这个由宋太祖亲自布局的宋朝皇家家法深得后世皇室子孙亲暧，从而出现宋朝特有的重文轻武的局面，“一举守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这类说法在宋人间广为流传。就连名将狄青亦深受其害，被文官以蔑视。

  由于文官治政的这一特点，宋朝文化尤其鼎盛，也诞生出了许多名人，苏轼、王安石的诗词依旧脍炙人口。

  而儒学的分支——理学，在宋朝这片肥沃的土壤上迅速发展，南宋朱熹便是这一学说大成时期的风云代表，他们提出“理”先于天地而生的唯心主义体系，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并且这一体系也被封建社会用来巩固皇权，实现政治统治、思想统治的目的，但是其危害也十分显著，一度束缚人们的思想。

  在社会面临困难，国家面临灾难的社会性问题时，这一去欲存理的思想凸显道德绑架的弊端，导致政治活动失去了活力且政治目的往往无法达到。

  单从某一特征想要探讨宋朝衰败的缘由过于片面，却能管中窥豹，识得一丝线索。

  思想性的指导（理学）在宋、明朝的政治、文化活动上随处可见，这也说明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对思想统治、巩固权利的认可。而思想对人、机构、国家从事社会活动、国家事务活动的指引从历史事件里能窥视出，思想指引行为、实践活动的重要性。

  为此在读史的过程中，穿插着拜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求大致的了解思想和行为的关系以及辩证的看待宋史。而关于为什么选择“老古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大致与个人“功力”太弱有关，毕竟我深知：初出茅庐的小子要选择全面的、安全的武功秘籍还是选择行偏之举的“葵花宝典”，还是伤人伤己的“七伤拳”，那肯定是最前者，因为安全有效，即便学无所得，亦不会走火入魔，疯疯癫癫。

  所以千万别认为作者懂得多，那样无异于令我陷入到尴尬局面，即在职业歌手面前显摆歌喉，令人贻笑大方。

  马哲主义告诉我们从事社会活动中，认识到世界是动态的，事情的发展也是动态的、变幻的，以及事物间的联系与发展，应当采用辩证法去论证和实践，剖析利弊，去伪存真，实事求是。

  以上是我总结而得到的，并尝试用于了解宋史，至于思维和物质的关系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深奥问题，并不在今天探究范围中，毕竟“独孤九剑”也要先会拿剑。

  宋太祖赵匡胤定宋以后，着眼于统一大业，鉴于北辽契丹的强大与南方诸国势弱，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政策，直到宋太宗上台，这一政策都经得起后世的推敲。太祖在收复南方国土时，每攻下一国都准备充足，晓民情，探敌情，擅任将。可以说太祖所施的政策都被其后世子孙视作家法，尤其三大纲领几乎每一任皇位继承者都使用娴熟，甚至是盲目，不加以摒除弊端。

  从太宗与辽订下“澶渊之盟”开始，外部，中原王朝时刻处于北虏铁蹄的阴影，而内部为了粉饰太平更加崇文抑武，即便有个别有远见的名臣，也被淹没在“清静无为”的浪潮里。统治者忽略真实危机，被统治者活在虚妄里，因此“靖康之耻”就真实的发生了，直到崖山海战，蒙古大军挥定中原，至此南宋灭亡，宋人的地位竟比不上色目人。

  实事求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