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个男人有约（十七）

知我者莫过于我的丈夫，他知道我此时的痛是怎样的痛，那是痛彻心扉的痛，痛彻骨髓的痛。这种痛，可以埋于地下，藏于山林，但不可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担心这可能会成为我一生无法疗愈的创伤。从没出去办过啥大事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丢下哭得伤心欲绝的我跑到县里去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不知道县衙门朝哪开的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有关部门，终于帮我报上了名。

1977年12月10号，大雪纷飞，我终于跟着赶考大军走进了十年前就应该走进的高考考场，心和雪花一起飞舞。在考场外遇到了有限的几个当年的同学，都知道我和黑子是一个村的，就问，黑子咋没来呢？我咋回答啊？说他进监狱了吧，于心不忍，这也是我的一个痛点，你的同乡因为不光彩的事进了监狱，你会觉得光彩吗？就推说好久不见他了，不知道。黑子要是不出事，这次是不是也能和我一样，这么开开心心地走进考场呢？黑子要是不出事，读了大学，他定会如虎添翼，前程无量。那个时代，出身好，有党票，就是铺就前程的两块金砖啊！

事情真的这样奇巧吗？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我们，在而立之年一个奔赴高考，一个走进高墙。一个享受喜悦，一个受尽煎熬。

出了考场，是漫长的等待。想着那些考卷，像重看一部电影一样，每一道题都清晰地在我眼前展开，我一遍一遍回忆自己的答案，估测自己的分数。

转过年，到了1978年的春天，本科陆陆续续发通知单了，我没收到。专科也开始录取了，我没收到。一天下午，爸爸来了，北方的初春很冷，他披着满身的雪，12里地，他是冒着风雪走着来的。一进屋就问，有通知来吗？看得出爸爸比我还急切。我故作轻松地说，没有哦。他说，我们村老狄家的姑娘狄玲昨天收到了县师范学校的通知单。我的心一沉，我知道这是录取到中专这一级了，也就是最后一级了。那还有啥说的呢，落榜是铁定的了。“会不会又是黑子搞了啥鬼呢?”爸疑疑惑惑地揣度着。我知道爸这是疑邻盗斧：“不会，他在监狱，想搞鬼也搞不成啊！”“那可没准，这小子鬼招多着呢！”爸找不到我落榜的理由，他坚信他女儿的能力。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我这位一直盼女成凤的父亲。“爸，您别多想，黑子在监狱，他不会知道我参加高考的事儿。您看啊，我都十年没学习了，也许是分数不够。”爸默然。“再说，这要是真考上了，这个家咋办啊？三个孩子咋办啊？不去也好。”我不知道是安慰父亲还是安慰自己。

1978年的三月份，我的录取通知书在我完全不寄希望的时候，突然像神兵天降一般到了我手里。等我报到的时候才真相大白。原来录取时遇到政治瓶颈：那时虽然打到了“四人帮”，但是并没有彻底粉碎“极左思潮”，高校对中央的“择优录取”理解有分歧。是分数择优，还是“政审”择优？所以当初教办主任不给我报名，一点也不奇怪。

我被录取到吉林师范学院，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差不多都和我一样是“可以教育好子女”，无疑，我们都是“分数择优”的受益者。黑子险些背了黑锅。人啊，不能干坏事，干一回，别人就会当百回。

时光苒荏，读书的日子很短暂，七九年夏天我告别了吉林师范学院，开开心心地揣着毕业证到县教育局去报到。

明媚的阳光撒在身上暖暖的，晒在心上甜甜的。县城的街道、通往母校的巷子都一如十几年前一样，亲切而温馨。我虽然不似当年的青春少女了，但心里装着的依旧是少女当年的梦。又一次从乡下进城，觉得街道宽敞多了，呼吸都畅通了许多。还记得以前偶尔进城办事，都是低着头，靠在路边走，生怕看到老师同学，被他们耻笑。这次我可以大大方方地心安理得的进城了。

“姐！”迎面走来的瘦瘦小小的女人冲我喊，我傻看半天才认出是芳芳。我结婚之后离开村子快十年了，那个单纯善良纤纤巧巧的芳芳也被风侵霜蚀得有点沧桑了。

 “芳芳，你怎么在这里？”

“黑子出狱了，我来接她。”

黑子？出狱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黑子呢？他在哪？”我茫然地问。

 “那——”芳芳用手指着前方。我转过头，目光在车水马龙中搜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没有，连个背影也没有。黑子，这条街道我们一起走过多少次，今天为什么对面不相见呢？是时间阻隔了我们，还是世情阻隔了我们？

“姐，别看了，他走远了。我也得走了，我们要去赶火车呢。”

看着芳芳匆匆离去的身影，我的心酸酸的。要是黑子在跟前，我一定揍他两拳头，不是解我个人之恨，而是为芳芳鸣不平。多么好的媳妇，不好好珍惜，让她跟着糟心遭罪。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以柔弱的肩膀，在男人背弃他的时候支起一个家，可敬可佩！真心希望黑子在今后的日子里能给她以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