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爱好风雅的文人来说，无论是写诗唱和也好，往来信函也好，让自己精心写就的诗句、文字写在平庸俗气的纸张上，简直如同让天生丽质的美女穿着褴褛衣衫一般，怎能忍受？所以，文人雅士们都会自己制作“花笺”，也叫“诗笺”——选用精致华美的纸张，细细裁成所需的尺幅，再以不同颜色印上独特的图案，题材可以是花鸟鱼虫、天地山水、铭文刻印等等，在这样的纸上，作诗写信，与人应和往来，最是风雅不俗。
众所周知，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最早出现于汉宣帝之时。因为纸张刚刚发明之时，产量质量都有限，仅供少数受过教育的达官贵人所用，所以直到五百多年后文风昌盛的南北朝时期，花笺才真正出现，被文人墨客们广泛使用。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就有“三台妙迹，龙伸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之句。
此后，在诗歌最盛的唐朝，花笺作为诗文的载体，也随之在文人诗酒间频频出现。最有名的莫过于一代才女薛涛所制的“薛涛笺”，也叫“浣花笺”，它以木芙蓉皮为原料，制作时加入了芙蓉汁，使纸呈桃花色，尺幅小巧，风雅非常，据传她与大诗人元稹相恋时，便用这样的纸笺写下了一首首情诗以寄相思；
唐代花笺上还没有雕印花纹，五代之时，有人用沉香刻山水、钟鼎和人物，称之为“砑光小本”，然后以花笺覆其上，再用木棍或石蜡在纸背上磨砑，让雕版上的花纹印于纸上，这便成为“砑光笺”，它办事后来雕版印刷花笺的前身。
宋元时代，出现了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流沙笺等等明目众多、名贵华丽的笺纸，但是雕版印刷彩笺尚未出现。
直到明末，随着版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精美绝伦的花笺，《萝轩变古笺》、《十竹斋笺谱》等都是那个时期的集大成者，花笺上的内容多为山水、花鸟、人物等。
到了清朝年间，花笺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它不再仅仅是专属文人雅玩之物，日益崛起的商贾阶级也用它来商务往来，花笺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书信往来。当时，不少书局都延请名家名匠绘制和雕印新颖精美的花笺，将他们刊印成笺谱，受到不少文人雅士的追捧。
直到民国年间，随着家国动荡，战火四起，民生渐渐凋敝，外加时风崇尚洋务，西风渐入，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写白话文新体诗，用洋纸洋笔洋墨水，于是，甚至有一些老字号书局和笺肆由于经营愈发困难乃至于倒闭，作为“庶几小品”、“文房清玩”的花笺也渐渐地受到了冷遇，雕印制版的匠人和精致的雕版也逐渐四散零落。
而在此时，有两个人怀着对木刻画艺术的热爱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一腔赤诚，决定搜访市面上所有的笺样，选其中精美上乘者，集结印刷成笺谱，“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这两个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和郑振铎。
“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当时身在上海的鲁迅在信中这样对远在北平教书的郑振铎如是写道。他们两人都好收藏雕版木刻画，尤其是鲁迅，“他尝斥资重印士敏土之图数百部——后来这部书竟鼓动了中国现代木刻画的创作的风气。他很早的便在搜访笺纸，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他邀请郑振铎一起完成制作笺谱的工作，郑二话没说，便应了下来。他们都明白，在那样兵荒马乱、变故丛生的年代，如果稍有懈怠，“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再过几时这工作恐怕更不易进行”。
于是，他们一位在北平四处搜罗寻访笺样，与书店掌柜交涉印刷事宜，一位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同时收集笺样，托友帮忙寻找。忙碌大半年后，两人终于收集到了几百份份笺样，最后由鲁迅最终选了332副，集结成了《北平笺谱》一书。
虽然时间只用了数月，但这其中的艰辛繁杂之处却不少。郑振铎在他写的《访笺杂记》中就细细记载了其中的点滴。
首先要面对的困难便是收集笺样，郑振铎平日要在北大教书，只能利用课余各个市场里奔走，随时随地留意笺样的存在，“有一次，曾从东单牌楼走到东四牌楼，经隆福寺街东口而更往北走，推门而入的南纸店不下十家，大多数都只售洋纸笔墨和八行素笺。最高明的也只卖少数的拱花笺，却是那么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当一顾。”这其中足可见他当时奔波之辛劳。
而一旦找到“清隽绝伦”、“潇洒不俗”的诗笺，又使他喜欢不已，清秘阁、淳菁阁、松华斋、松石斋、懿文斋、荣宝斋、静文斋、成兴斋……一家家笺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每一家的笺样如数家珍。
收集笺样如果只是劳力还能克服，那后面找书局印刷才真的让郑振铎苦恼不已。因为两人是自费印刷，计划只能印刷一百部，所以不少书局都因数量太少拒绝了这个请求，让郑振铎吃了不少闭门羹，尤其是“顽强”的清秘阁“不是说百部太少不能印，便是说人工不够没有工夫印;再说下去便给你个不理睬;任你说得舌疲唇焦，他们只是给你个不理睬。”虽然无可奈何，但他终究没有放弃，想方设法托人找关系讲情面，这才摆平了。
而最后，令人意想不到的困难是，由于郑振铎认为“刻工实为制笺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许不下于画家”，他觉得“在北平笺谱里，实在不能不把画家和刻工并列着”，于是决定访问花笺里面所有画家和刻工的姓氏！但在当时，他为此“颇遭白眼”，在世俗眼里，小小的刻工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手艺人，买了笺样还要问刻工是谁将他们名字写进笺谱，那真是“可怪的事”，但在郑振铎的坚持下，再三的追问，四处的求访，几易其稿，终于搞清楚了大部分的名字。“当此木板雕刻业像晨星似的摇摇欲坠之时，而复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板史末页上重要的文献。”他这样写道，想要用自己这一份笺谱为每一位默默无闻的匠人在文化艺术的历史永远“活”下去，这样的感情，读来令人动容。
而鲁迅在《北平笺谱》的序中写道：“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在那个充满着激荡与剧变的时代，他们作为亲历者，见证着古老的中国在遇到先进的西方一点点朽去、销沉，文雅风流、孤芳自赏被尖船利炮一点点无情碾碎，他们只能在无望与期望中俳佪，守护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这无用却美好的匠心一点，记录一时一地的盛衰，寄希望于在未来之人览古偶涉时，为他们带来一缕雅韵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