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性主义”这个词听着有点高深，其实就是两句话：“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
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在解决方案中又会诞生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
举个例子，为了解决堵车问题，我们修了更多的公路，但是路多了，买车的人就会更多，结果路上反而变得更堵了。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
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在社会政治领域，波普尔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
乌托邦社会工程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波普尔不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在时间上，要从现在规划到未来，一直规划到终极的理想社会。
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刷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但为什么还有人会去信奉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工程，甚至付诸实践呢？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做“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个铁的规律所决定，只要我们要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制定出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改造社会。
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么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绝对正确的法则了。
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
比如有人说，如果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都藏起来不发表，说不定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可惜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公布于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完全被揭露了，成了全人类的知识。工人阶级去学习，但资本家也可以学习，他们就意识到改良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就会去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变了至少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
所以在波普尔看来，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增长本身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历史决定论在根本上就是无法成立的。
波普尔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当然，开放社会实际上也需要社会工程，但不是那种整体主义的工程，而是一种“零星社会工程”，或者说“渐进社会工程”，通过不断尝试和纠错的机制来实现社会发展。
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
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
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目标。
所以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我们知道，启蒙理性主义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也繁衍出科学至上论和绝对真理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在20世纪初愈演愈烈。当时在思想界，对这种倾向的批判很弱势，被当成是异端。
波普尔的出现改变了局面，他从处理科学内部问题入手，颠覆了科学至上论，受到了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赞赏；后来他的工作又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政治和历史的思想领域。不过，波普尔的批判并不是要颠覆整个理性主义传统，而是要修复和升级这个传统，最终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