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罪与美：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
作者：卡罗琳·韦伯
成书时间：2006年
出版信息：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版
本书的英文书名——《Queen of fashion》（时尚女王），有趣的是副标题——“What Marie Antoinette Wore to the Revolution”，全书从头至尾，“穿什么”绝对是作者的写作重点，所以本书作为一部革命史、一部个人命运史，更可以作为一部时尚变迁史，这为她的读者，带来了极为丰富的阅读体验。
中文书名——“罪与美”，则是书中叙述的两条主线。其一，描写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之“美”，尤以主角——玛丽·安托瓦内特（下称“安托瓦内特”），她的服装、发型等时尚变化为叙述的重点；另一条，则是“罪”——王后领导的时尚事业，如何间接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和社会的混乱。
1770年4月21日，这个日期被用作了全书的开头。这一天，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联姻的大喜之日。奥地利的公主——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将在这一天，离开她生活了十四年的温馨、舒适的家，前往那个陌生的国度，去完成她——作为一个女人，一国的公主——此生最为重要的使命。
此时的法国，“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王国”P28，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困苦。在路易十四（1638~1715）后期开启的数次多以失败收场的战争，使得国家负债累累，最近的“七年战争”更使国家元气大伤，路易十五对于整个法兰西的掌控，已远不如他的先辈们牢固。（国王实乃一位“性情中人”，似乎非常认同他的前任宠姬——蓬巴杜夫人的格言：“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P28（这句话，很有可能为误传，原话本应是夫人的一句忧心之词：“我们身后，洪水滔天”——参考《路易十六之死》P12，黄霄文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如此性情，则国危矣）四年之后，因祖父去世而继位的另一位“路易”，则在短短十多年之后，便促成了大革命的发生和王朝的覆灭，这自是后话。
同盟国远嫁而来的美丽公主，不仅是加强两国友好的纽带，此时，也在帮助统治者改善自身形象上，被寄予了期望。
本书开头，在关于新王妃的服装的内容上，已是着墨颇多了。外表的形象、装扮——本书内容的叙述主线，在作者看来，正是波旁王朝在大革命前的二十年，社会巨变，政权更迭的重要因素。
在当时的专制王权之下，法国，其实也包括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以王室为核心的贵族阶级，他们通过梳妆打扮，为自己，至少在外表上，打上了阶级识别性的标记。红鞋跟和胭脂，便是作为法国贵族男女的典型标识，“丰富的色彩作用为区别贵族于服装色彩更为单调的社会底层，让人关注他们令人嫉妒的名望。”P90同样，那些有分量的放光的锦缎、奢华的天鹅绒（全部饰有明亮、鲜艳的珠宝作装饰）以及豪华、巨大的图案……所有这些“耀眼的色彩”，如同胭脂一般，发挥着作为“阶级区隔”的工具作用。关于衣着上的法规与普通民众无法负担的高昂费用，合力保证了这种阶级区隔的长久有效。
因为即将嫁入最为讲究礼仪的法兰西宫廷，新王妃的母国，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令人咂舌的昂贵嫁妆，在本书开头，便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一系列关于“法国”的培训，在小姑娘被选定为这场政治联姻的主角之初，便已着手进行。从打扮、着装，到语言、步伐，小安托瓦内特已经非常熟悉那个她即将生活并终其一生的国家。如此之重视，正是因为，在哈布斯堡和波旁都清楚地知道，“她的形象也是波旁家族的形象，而波旁家族形象的高贵则支撑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P87
充分的准备，加之天资绰约，异国的初次亮相，便使她收获了赞誉无数。在向凡尔赛宫行进的途中，一路之上，新王妃“展现了一个堪称典范的王室礼仪形象……凭借她的法国服装、她的法国口音，她处处引发兴高采烈的欢呼声……” 美貌约等于美德，在人们的潜意识内，这一公式恐怕是亘古不变的。于是， “‘人人都信服她的灵魂之美敌得过她的外貌之美。’”P51——这正是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希望看到的效果。
不久之后，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王储大婚仪式，更是一场狂欢。大厅中聚集的六千名盛装的贵族，宫殿外城堡花园内的二十万狂欢者，成为了一场特别的欢迎盛会。通过这个仪式，初来乍到的新王妃，似乎是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她母亲派驻法国的最可信的人——默西，在向女王的报告中说，“整个王宫和公众都对她赞不绝口”，尤其是路易十五，对这位孙媳，应当是相当满意。（在母亲的授意下，安托瓦内特也会非常刻意地，同这位“亲爱的爷爷”——法国的掌权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些，似乎都在预示着新王妃在法国的未来，将会是一片光明。
然而，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等待她的，除了显赫地位、锦衣玉食，以及众星捧月般的赞美，还有许多，是这位年纪轻轻，便独自离家的女士所不曾料到，以她娇弱的身躯更是无法承受的，那些抱怨、指责、侮辱，乃至屠刀，都将接踵而至，幸与不幸的交织，将伴随她那短暂的一生。
新的“祖国”将如何对待这位特殊的客人？小王妃人生之后的二十多年，将呈现出怎样的波澜起伏？在下文慢慢道来。
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国，正处在内外交困之中。
国内来看，不同的利益与政见，让国王与议会关系紧张；彼此的隔绝，使得国内各阶级日渐疏离，矛盾加剧；沉重的税负、政府管理能力的不足，更使得普通民众生活艰难。与此同时，一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对于平等和天赋人权等观念的鼓吹和传播，更是动摇到了君权神授的理论根基，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作为法国未来的王后，此时的安托瓦内特，她的一举一动、吃饭穿衣，都将在她的臣民们眼中被无限放大，随时有可能挑动他们的神经，引来热烈的欢呼，也可能是愤怒的诅咒。
外部环境同样复杂。七年战争（1756~1763）当中，法-奥联盟败给了英国和普鲁士的组合，法国的损失（包括他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被迫割让给了英国），在很多人看来，是要给奥地利记上一笔的（何况，不久之前，两个国家还曾经是对手，水火不容，如今的这一联盟根本谈不上牢固）。因此包括诸多廷臣在内，很多人反对法国同奥地利的结盟。此外，在对外政策上，关于是否参与英国与西班牙在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以及后来在北美殖民地上发生的独立战争，两位路易国王与贵族议会之间，时常是意见相左。
初来时的新鲜感与周围的赞美尚未褪尽，各种不习惯便已接踵而至。然而，相较于那些繁琐的宫廷礼仪给小王妃带去的困扰，真正的挑战，则来自于宫廷内不同派系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
所谓的“亲奥派”，以路易十五非常信赖的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为代表，迎娶安托瓦内特，便是这位大臣数年努力的成果。两国达成的婚约，将大大增强这一派在宫廷的影响力。
另一边的反奥势力，主要可以归入两个派系，书中分别称之为“贵族小集团”和“虔诚派”P27。前者，以路易十五的情人——杜芭丽夫人和她的支持者为核心。这些支持者包括了艾吉永公爵和沃居庸公爵（路易·奥古斯特——后来的路易十六，在少年时的导师和监护人），他们希望通过杜芭丽——“一个令人销魂的昔日妓女”P27，来对国王施加影响，从而打败他们的主要对手——舒瓦瑟尔。
“虔诚派”，以路易十五的三个女儿为首（她们是年轻王储夫妇的姑妈）。因为同样与舒瓦瑟尔的矛盾（矛盾主要源于舒瓦瑟尔与杜芭丽的前任——蓬巴杜夫人的友谊，以及公爵对于耶稣会士的迫害），她们也成为了新王妃未来平静生活的潜在威胁——姑姑们别有用心的亲近，意在挑唆王妃同杜芭丽们的关系，自己则可坐收渔翁之利。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也将给新人的未来生活，乃至国家的政权稳定，带来诸多的麻烦。
先来说说一位重量级人物——奥尔良公爵及其家族。奥尔良公爵（1725~1785），是路易十四的弟弟菲利普的后裔，公爵与他的儿子——沙特尔公爵都是亲王，“他们在王位继承顺序上仅仅位列路易十六及其弟弟之后。”在政治上，这一家族并不赞成国王们限制议会权力的做法，他们在位于巴黎的王宫（Palais Royal）——他们家族的都市要塞，建立了一种所谓的“巴黎反动派宫廷”，“在那里他们相对自由的政治令他们赢得了诸多出身卑微的城市居民的耿耿忠心。”P140
沙特尔公爵（1747~1793），作为安托瓦内特朋友圈中的一员，刻意地鼓励王妃——日后的王后，在穿衣打扮和宫廷活动中，肆意挥霍，以图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与个人目的。当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之后，他不仅在议会中，带头反对堂兄——路易十六的政令，更是在不久之后的革命初期，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资产阶级，一个敌视贵族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因为热衷于革命，他策略性地改称自己为“平等菲利普”，以赢得革命者对他的好感。1793年1月，在国民大会对他堂兄进行的死刑裁决中，他的赞成票帮助决议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P361）。当然，此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也将终止在同一年。（3月，“平等菲利普”被作为反革命嫌犯遭到逮捕。既然不用再装了，在监狱，他被获准保留下的衣橱内，“满是他在设法作为革命同志而避人耳目时所规避的各种奢华服装。”P373）
另外需要额外介绍一下的，是王储的两位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他们分别比奥古斯特小一岁和两岁，前者觊觎王位，曾利用一些地下出版物，散播关于安托瓦内特的各种谣言，来损毁王室的形象，以图将来有一天能取而代之。阿图瓦伯爵，作为王后“长相最俊、造访最勤的同伴之一”P165，则成为日后，在大众中间散播的关于安托瓦内特的那些放荡生活的故事主角。
最后，再来说一说我们的男主人公——路易·奥古斯特，当下的王储，日后的路易十六。
1770年的王室大婚时，王储十五岁。书中对他的描述，有些“刻薄”，说他“近视、笨拙，以及严重肥胖”，“踉跄的步态、紧张不安的笑声、猪一般的胃口”，“他似乎决心与其角色背道而驰，无论是长相还是行为举止。”P52作者还借用奥地利大使默西的话：“大自然似乎已然拒绝把一切都给予王储先生。”P52（在其它书中，对于路易十六的评价，还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词汇：循规蹈矩、做事谨慎、心地善良……）除了这些，书中关于这位王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他同新婚妻子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两人糟糕的性生活，所引发的诸多话题。
这对新人，在婚后的几年间，都没有过正常的性生活。（这也为将来，舆论生出诸多关于王后在私生活上不检点的传言，提供了某些事实依据。）这一方面源于王储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同他儿时便被灌输的“奥地利恐惧症”，有很大的影响。奥古斯特在十三岁时便成了孤儿（父母双双殒命于肺结核），他的监护人——沃居庸公爵，刻意地将他同其他廷臣区隔开来，理由是“他高人一等”。这使得这位少年“对谈话的恐惧和害羞深深扎根于他的灵魂之中，以致不可能治愈他。”除此之外，“沃居庸向他学生灌输了一种对舒瓦瑟尔及奥地利皇室的彻底怀疑” P77。有这样的成长环境，难怪“在面对舒瓦瑟尔联盟的喜欢社交、性感的女密使的时候，路易·奥古斯特会感到惊慌失措。”P77
在逃避夫妻生活之余，王储喜欢做的事，除了狩猎和吃喝，还有一样比较特别——修锁修钟。相较于美丽新娘的寝室，他的私人铁匠作坊显然是更具吸引力。
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和磨合，俩人在婚后第四年，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性生活。为此，他们还特意将此喜讯当面告知了他们的国王爷爷（P122）。但直到1777年，已成为法国国王的奥古斯特，才同他的妻子“第一次‘彻底地’圆了房”P193，并且终于在1778年12月，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位公主——玛丽·泰莉莎·夏洛特。（他们的另外三个孩子，分别是1781年10月和1785年3月出生的两个儿子——路易·约瑟夫、路易·查理，1786年7月出生，带有先天畸形的女儿——索菲·埃莱娜·贝阿特丽丝。他们当中除了夏洛特以外，其余都没有活到成年，尤其查理（在他父亲被处决之后，自然成为了路易十七），书中最后同他母亲在监牢的悲惨遭遇，看后让人唏嘘不已。）
当远嫁而来的安托瓦内特，面对凡尔赛宫廷如此复杂的环境；面对在她面前躲躲闪闪，笨拙而又心存戒心的丈夫，加之作为王妃，却因为长期没有生育，而造成对自己的舆论压力，所有这些都是年纪轻轻的她所无法承受的，至少在最初的数年间确是如此。
初入宫廷时，繁琐的礼仪对她的生活尤其个人隐私的干扰，和单调乏味的日常，再加上对亲人的思念，让孤独的安托瓦内特有了反常的表现，用作者的话来说，一种“胡作非为”P85。比如，几个孩子（十四岁的王妃也仍可以被算作一个孩子）“跪在王室内宫的地板上玩洋娃娃，一连数小时”P85——她希望借助一些特殊的方式，包括到女侍从的孩子们中去寻找友谊，来排遣空虚和压力。
继孩子般的胡闹之后不久，因为在衣着礼仪上的分歧和执拗，王妃为她自己招来了初入凡尔赛宫后第一次，广泛的批评。
贵族，被要求应当有高于常人的坚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束腹”便是这一要求的体现。贵族家的孩子，年幼时就被束腹，不分男女，以控制身体的形态，男孩到六岁时，会把胸衣变成马裤，女性贵族则终生坚持束腹（至少被要求这样）。穿着硬邦邦的，由鲸骨等材料特制的胸衣，那感觉当然不太好，我们看《加勒比海盗》中，总督女儿穿上勒紧的胸衣，被憋得喘不上气而坠海，便可以想见这种服饰对穿它的人，那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折磨。王妃所拒绝的，被称为“伟大的身体”，那是只有最高贵的女士才被允许穿着。这种胸衣系的更紧，也更为僵硬，当然，这是作为一项荣誉，而被赋予王妃的“权力”。
新王妃拒绝“伟大的身体”（此事还受到了姑姑们的怂恿），此事很快传遍宫廷内外，在对王妃那似乎正在变形的体型品头评足之余，她的敌人和朋友们也在有意无意地传播着这样一种负面印象——“波旁王朝女主人不愿意适应她的新角色”P93；“她是肮脏、邋遢、无礼的外国人”P94。于是，这位轻松环境下长大的奥地利姑娘，天性中对法兰西宫廷礼仪束缚的反感，引发了两国联盟间的一次小小的信任危机。幸好，最终通过母亲在书信中的训斥和劝诫，当然还有她自身感受到的威胁，王妃不得不放弃了她的坚持。
危机似乎很快就平息了，但我们这位执拗的女主人公，当然不会就此妥协，她将通过其它形式的一系列的“反抗”，去找回自信，在波旁王朝的宫廷生活中，去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地——她要做她自己。此时的安托瓦内特，她当然还不会意识到，所有这些的努力和坚持，日后将如同“胸衣”事件一般，给这位女士，她的一生，带去无尽的烦恼、恐惧和危险。
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继续以衣着为关注点，叙述了关于安托瓦内特的那一次次的改变、尝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危机。
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身先士卒、高奏凯歌的，往往就是不久之后的统治者，战场上的功绩，便成为了政权合法性的最初保障。虽然，“君权神授”会在长期的教化中，不断巩固王权的正当性，但形式上的“武功”，依然是统治者们的偏好。“‘王室狩猎代表了王室对……人类及动物的控制，’因此发挥了作为普遍君权的上乘表达方式的作用。”P113故此，和平时期的君王们，无论属于何种文化，都不约而同地热衷于狩猎，那些信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尤为如此。
路易十四——现任国王的曾祖父，便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强权君主，之后的两位路易，也继承了此项爱好。
为了重建自信，当然，也是为了赢得当时整个法国最有权势的男人的好感，新王妃努力让自己加入到了王室的骑马和狩猎的队伍当中。随着坐骑从驴子换成了猎马，对衣着非常在意的王妃，也将特别设计的骑装、马裤、长筒靴，作为了她在马上的服装标配。（包括她纵马驰骋的形象，安托瓦内特，关于她在法国期间的生活，可以从诸多流传下来的绘画当中一窥究竟。这些宝贵的文档，是艺术品，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马背上“帅气”的王妃，时而无拘无束地尽情飞奔，时而“能干地骑在溺爱她的爷爷身旁”P106，当时的她，一定不会意识到，这样的装束和行为，会在世人面前建立怎样的负面形象。
两百多年前礼仪规范，较之于今天，有着太多的不同，衣着的要求便是其中最显著者之一。当时的人，在打扮上的选择，远没有今天的自由，女性贵族，尤为如此。在法国，除了胸衣的限制之外，女性贵族通常也只能穿着裙装，即便像是为了保暖而内穿的马裤，也是到了十六世纪才被一位出身美第奇家族的法国王后引入宫廷（P112）。
修长的马裤、贴身的夹克，跨坐着骑马（横坐骑马，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贵妇人的当然准则），这样一个强大的、男性形象（书中认为，这是王妃刻意在模仿路易十四——那位伟大的“太阳王”（P121）。伏尔泰曾在其著作中盛赞这位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帝王，并称路易十四的时代是“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引用来自网络）），被安托瓦内特僭越地使用到了自己身上。在当时的社会，男性会在狂欢节等特殊场合，尝试异性服装，相反，女性则完全不被允许，那将会被舆论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色情倒错”P115尤其，在舒瓦瑟尔被革职，她的政治对手正得势的背景之下，王妃这样一种形象的展示，不仅使其异样的光芒盖过了她那位羞怯的丈夫，更是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一种政治力量的展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危险的开始。
1774年5月，路易十五因感染天花去世，次年6月，在新国王盛大的加冕典礼上，一旁专用看台上端坐的安托瓦内特——此时的法兰西王后，在观众们热烈的欢呼声中，喜极而泣。此次亮相，王后形象另一吸引眼球的，便是她的新发型。
这类发型，作者称之为“高发髻”，一组用线、布、纱、马鬃及假发做成的支架，被安放在女士们的头顶，在被重重上粉（看书中描述，这种贵族们常用的“头粉”，应当就是用面粉制作而成）之后，造型师还会在其上安放一些精心制作的微型装饰物，以用来表达主人的某种情感，或者是纪念某一事件。装饰物千奇百怪，除了常见的饰物，金银、象牙、钻石等各色珠宝，还可以用上蔬菜、鲜花、羽毛，或者诸如小风车之类的机械装置，甚至军舰的模型（以庆祝法国在军事行动中的胜利）。制作完成的发髻，有些将达三英尺高（P142）。
随着新国王的主政，国家的政治态度也开始转变。可能受了幼时“奥地利恐惧症”遗留的影响，路易十六一系列的人事任用——其中不少都是王后的政敌——让宫廷中的亲奥势力被削弱。另一方面，随着王储变成了国王，夫妻之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较为轻松地培养感情，随着各自房间的远离，两人的心里距离也在拉大。所有这些变化，让正在逐渐适应宫廷生活的安托瓦内特，倍感新的压力。
政治事务上的无能为力，甚至被孤立，让王后再一次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服饰上，她要通过在时尚领域有所作为，来弥补某种心理上的落差。这可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应激”，通过在其它领域的权力展示，来缓解压力，重拾自信，王后是“利用了服装来炫耀她令人嫉妒的显赫”P139。此时，她在凡尔赛宫的数年间最为重要的时尚顾问——罗丝·贝尔坦的出现，也为她的时尚事业，推波助澜。
有了可姿炫耀的服装与新发型，此时的王后还需要一个舞台，来展示她非凡的品味与个人魅力，继而是她的个人影响力。
先是在法尔赛宫，那里开始有了定期举办的舞会，并且效果不错，紧接着，在前文提到的沙特尔公爵等人的怂恿之下，王后决定把她的舞台扩展到巴黎——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名副其实的时尚中心。不久之后，巴黎的普通百姓，就会有机会在大众歌剧院、露天市场、香榭丽舍大街等等各种地方，亲眼目睹法兰西王后的尊荣。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于是，“全巴黎人都出来（看她）”P143。原本神一般的存在，成为了公众人物。
所有行为背后的动因，正如书中所言，安托瓦内特将时尚作为自己的职业，“在她作为王后所面对的成人政治挑战的环境中，她与时尚的密切联系提供了一种激发兴趣的额外优势。”P146同时，“在缺乏任何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决定展现她的经济权力。”P139并借此表明，她拥有国王的无限信任。
此事的直接影响——法国的时尚业得到蓬勃发展。在王后本人的推动之下，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各阶层的女性，她们对于时尚之物，热情高涨、趋之若鹜，尤其，以能拥有一件“王后同款”的衣物，而心驰神往，并且不惜花费重金。
若此时的王国正值盛世，此等景象也许正是促成产业发展的好兆头，但当下的法国，巨额经济赤字让整个王国几近破产的边缘。占当时人口96%的第三等级（法国当时的总人口数在两千多万），在毫无节制的赋税的压榨之下，他们大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王后大人选择在此时推进她的时尚事业，显然是时机不对，极易引火烧身。
糟糕的经济状况恰逢农业的歉收。1775年爆发了被称为“面粉大战”的饥民暴动，当局的强硬态度，给大众中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正是此期间，流传着一则关于王后不当言论的消息，据说，当她听到关于民众缺少面包的报告时，她的回答是，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好了”（就像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虽然从书中叙述来看，王后是否说了这话，是已被历史学家所证伪的，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社会矛盾之下，此类传言会对民众产生极大的刺激，从而更激化了矛盾。
传闻，很多都来自于“地下出版物”（关于其中的各种内容，在本书中多有提及）。正是这些地下报刊、宣传画上夸张、离奇的描述，还有更多恶意中伤的造谣诽谤，在数年之间，逐渐地将王后塑造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荡妇形象，乱伦、同性恋的癖好，加上贪婪、无节制的奢侈欲，使她“成为了大众道德的一种威胁”并正在“腐蚀着王国的道德结构”P163。毫无疑问的是，这位“时尚女王”将带领着整个法国所有的妇女们，彻底地堕落下去。
这类出版物，很多都得到了王后乃至国家政敌的支持，参与其中的除了奥尔良、沙特尔、普罗旺斯等人，还有英国、普鲁士等敌对国家，他们发现，关于王后不端行为的宣传，恰恰从侧面证明了路易十六政权的无能和失序，以此来达成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并且，此类内容极易吸引眼球而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所以传播甚广。正如书中所言：“这些小册子试图通过把君主国家的性颓废展示为它政治软弱和腐败的隐喻，败坏它的名声。”P108
政敌的攻击，确实让安托瓦内特成为了直接的受害者，但事出有因。王后任性地在其时尚事业中的尝试和积极作为，是不合事宜，更不合其身份的。她忘记了，毋宁说是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王室魅力唯有作为国家权力的反映与神圣化才有意义的国家，她的奢侈似乎是危险的彻底自我放纵，并将帝国本应更加关注的东西弃之不顾。”P152
“在凡尔赛宫，传统上，王后们被期望过一种安静、独处的生活，忙于生儿育女和祈祷……”P137至少，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王后都遵照了这一模式。对于国王们的情妇，在她们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上，大众的态度则要宽容的多，但不幸的是，路易十六没有情人（也没有试图这样做过）。当美丽、任性的妻子，向他提出各种要求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无感，也许是为了补偿与爱，这位国王频频点头，他“似乎非常高兴赐予他妻子以情人的特权资金地位”P137。国王的纵容，加之身边少了劝诫之人（在奥地利的母亲于1780年逝世），这些都使得事态影响持续恶化。
如果说，王后在时尚事业上的任性与炫耀，偏离了她应有的身份设定，那接下来，王后在自己小天地的“生活实验”则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
当巴黎的时尚秀渐渐失去了吸引力，王后将注意力放回到了凡尔赛，当然不是他丈夫的宫殿，而是那个只属于她自己——王后的私人庄园——小特里阿农宫，这原本是路易十五为他的宠姬建造的行宫，在路易十六登基不久之后，它被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王后（作为同情他妻子，对严加管理的宫廷生活的反感，而为她提供庇护）。有了这样一个可以逃避凡尔赛宫的世外花园，安托瓦内特有了新的灵感。在这片不大的天地间，王后开始将她此时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彻底地付诸实施——她的“田园生活实验”P185。
王后的想象力，正是来自于那些与她几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者们——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其中，卢梭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所倡导的自然、纯朴、摆脱物质桎梏的自然主义哲学，深深地打动了正为宫廷繁缛礼节所累的王后。（当然，此时的王后应该没有意识到，卢梭们思想中所隐含的那些极具煽动性的政治含义，将在不久的将来，带领她的臣民最终推倒专制王权。）小特里阿农宫的色彩，所采用的装饰物，英国式的花园，这些都来自于卢梭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本书中，卢梭被作者称作“小特里阿农宫的守护神”P239。
配合着自然、纯朴的环境变化，王后（当然也包括那些她亲自挑选的朋友和仆人们）的衣着也向着优雅、简洁的风格转变。大量的平纹细布、轻薄的细麻布，代替了王室专用的厚重、昂贵的丝绸，“挤奶女工式”的软帽和男式的“低发髻”代替了之前流行的高发髻；法国式豪华礼服的撑裙与裙裾，让位于无袖衬衣和连衣裙（据说，连衣裙正是“遵守了卢梭的原则”P201）；胭脂、粉末的大量减少也让女士们美丽的肌肤被解放了出来。
自然风尚之下，逆反于礼仪的束缚，王后甚至希望亲自体验下层文化。除了要求自己和朋友们在服装上体现更多的“乡土气”，在小特里阿农宫私人剧院经常举行的演出中，王后更是热衷于扮演农民或者女仆的角色，“她扮演的地位卑下的人物角色拓展了她对过简朴生活的幻想，为她提供了又一种逃避其地位的要求的路径。”P190
可以说，小特里阿农宫帮助安托瓦内特完成了从公众王后到个人主体的变化，“我就是我”实现的同时，王后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方面，形式上的纯朴，并不代表费用上的节省。追求自然之风的小特里阿农宫，同样需要大量费用的支持。她热衷的平纹细布，破坏了法国传统服装业赖以生存的高档丝织业，王后不顾民族大义地惠顾外国纺织工厂，使得“四分之三以上的里昂丝绸工人在1780年代失去了工作”P210。
其次，像凡尔赛宫，那里多数时候都会向公众开放，而王后的花园几乎是与世隔绝，不仅普通大众无法进入，就是那些达官贵人，未经邀请也会被拒之门外。按照传统，“君主始终处于贵族的视线范围之内，作为他们的虔诚目光的崇高对象。”P191王后的特立独行，分明是“以他们为代价宣告她的独立”P188，这必定招致广泛的嫉妒与怨恨。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王后正在身体力行的“服装民主化”，加上她对下层生活体验的特殊癖好，以她的身份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是极不恰当的，“王后违背了‘这个王国的基本大法，即公众无法容忍见到其王子公主自降身份到凡夫俗子的地步’。”P215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波旁家族形象的高贵，支撑和维系着整个社会秩序，王后在追求个人自主性的同时，不仅为自身招致了普遍的厌恶之情，而且给王室形象，给国家的执政基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王后宽松的衣着、对下等生活的迷恋、身边那些不符合礼仪要求的朋友、不为外人了解的派对活动……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八卦新闻极好的素材（当时的法国，对于舆论的管控力比较弱，加上各利益方的支持，这些直接攻击王室的文字和绘画作品，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宫廷贵族们的刻意编造与传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些地下报刊和绘画作品中，王后被描绘成了一个性堕落者、一个同性恋、一个追求放荡生活的女人，这样一个人，当然不配当她们的王后，更不配作为王权的象征。在另一方面，王后一直以来的奢侈性消费、对国王权力的藐视、她所引导的新的时尚潮流在对本国纺织业造成打击的同时，还间接照顾到了她的家族利益（平纹细布和亚麻布多从英国以及受哈布斯堡控制的比利时进口），安托瓦内特更是被贴上了反法国和外国间谍的标签。
不久之后（1778年），当王后终于为她现在的国家生下了一位公主，这一好消息并未给她本人带来应有的赞美和祝福，取而代之的，却是关于孩子生父的各种流言蜚语,小特里阿农宫的某些常客，自然成为了嫌疑对象。当王室一家前往巴黎圣母院为女儿庆生，道路两旁，不见了往常应有的欢呼雀跃，只有“可怕、无情的沉默中沿路聚集的人群”P194。
至此，对于这位王后，民众的态度较之数年前有了180度的转变。虽然期间，因为孩子的出生等原因，曾有过温暖的瞬间，但这些都犹如激流中丢进的石子，一点水花便瞬间消逝。在1785年发生的“钻石项链事件”，使得情况迅速恶化。
项链事件，由一条据说价值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当时的一里弗尔大致介于今天的二十至三十美元），两千八百克拉的钻石项链引出。在整个事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中，议员、廷臣、王亲、神职人员、政治进步人士……各不同利益方的积极运作，使得整个案件错综复杂，定罪又改判。最终，是议会做出了明显不利于王后一方的判决。事件中另一主角——红衣主教，由最初被判有罪，投入巴士底狱，后也被改判无罪释放。作为“无辜”的受害人，在判决之后，红衣主教即被国王逐出王宫，这更是加剧了公众对于国王暴政的抗议。
项链事件导致了两个恶果，其一，国王与议会间的矛盾激化，其二，民众对于国王“暴政”的反对声日益清晰，对她妻子则已是“厌恶至极”。对王后普遍的负面情绪，进一步催生了革命激情，正如书中所说：“大革命已然存在于那些能够策划出以他妻子的身份对国王进行这样一种侮辱的人的脑海之中。”P236
时间来到了1789年，这个年份因为大革命的爆发而被大家记住。然而，1789年的革命，似乎是由国王亲自“号召”。
同一年早些时候，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对税收制度等进行改革，当然还有更直接的，已经在个别省份出现了因司法改革而引起的骚乱，国王不得已决定重启“三级会议”——一种1614年开始便从未被召集过的决策形式。“三级会议”，顾名思义由三个等级参加，分别是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为了做出缓和阶级矛盾的姿态，本次会议中，第三等级的名额还被刻意增加了一倍（同其他两个等级的人数合相等）。
长期被排除在国家决策之外的普通民众，对于本次会议自是兴致高涨。数十年来的政治思想启蒙，加上对于国家积弊以及自身困境的关心，更是让广大的第三等级有一堆的心里话想要表达，尤其那些具备了一定经济能力和政治思想的群体，他们对于国家改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想法、建议，乃至宪法的制定和贵族、王权的调整。显然，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国王的认知。
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会议无法顺利进行，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决定另立山头，他们宣布成立“国民大会”——声称这代表了全法国96%的民众，是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然后还有了“网球场宣言”。不妥协与对抗的架势已经摆开，而此时的国王，在初期的惊慌与犹豫当中，表现出了妥协的姿态，被迫承认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但不久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用武力解散国民大会。面对这明目张胆的专制压迫，早已装满了的火药桶被点燃了引线，武装的民众攻占巴士底狱。7月14日当天，路易十六打了一整天猎，晚上回来时尚未听说起义的消息，他那被频繁引用的日记本上，关于这一天的记载，只有“无事”二字。其实，当天打猎回来的国王，已经下令他的部队撤出首都，但他显然是高估了起义者们的耐心。
面对汹涌的民意，国王与王后两人的态度有着明显差异。路易十六，从他在三级会议上就脱帽礼仪的妥协开始（当面对第三等级们拒绝脱帽的挑衅，为缓和气氛，国王史无前例地主动摘下了自己的帽子）到他（被迫）接受国民大会和宪法（1791年的宪法中，仍承认王权的存在——“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P360），后又转头决定武装解散国民大会，国王的态度是犹豫、妥协和摇摆不定的。
反观王后，则要倔强得多，至少在革命初期，她是态度强硬，甚至鄙视于自己丈夫的退让行为——“‘我想我嫁的是法兰西的国王，而不是一介平民。’”P277但随着形势的进一步严峻（三级会议布道期间被主教的公开批评、卫队的反叛情绪、暗杀的阴谋……），不得已，她决定采取一定的掩饰，并通过她的着装来传递出对革命“新思想”的一种虚假的忠诚。在1790年7月，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广场集会上，王后采用的“革命服饰”（她自己的三色腰带，王储三色的国民卫队制服），甚至都赢得了民众“王后万岁”的欢呼。这是若干年来的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这在她的女扈从眼中，是女主人“最后的幸运日子”P298。
正如本文开头便提到的，作为叙述主线，对于描述对象们，在服装、打扮上的变化，在本书中贯穿始终。书的前半部分，围绕着安托瓦内特，其在法兰西宫廷从小王妃到王后的身份转变过程，当面对陌生和孤独，面对缚人的宫廷礼仪和诡诈的政治斗争，她如何依靠时尚的语言来自我解救，从中找回自信、彰显权威。当然，我们也从这些内容，看到了王后是如何主导着她的时尚事业，标新立异并且一意孤行，并最终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后半部的大革命阶段，服装渐渐变成了革命的工具，是革命精神外化的体现。帽子、帽徽、服装、饰物，这些的材质、样式、颜色，都被赋予了大大的政治属性。譬如在颜色上，紫色、绿色、黄色等，是代表了贵族、敌对势力的颜色，蓝色与红色则是革命的色彩。上文提到的三色服装，便是由蓝、红、白组成（如同今日的法国国旗），这是标准的革命服饰的颜色搭配。
再譬如著名的三色帽徽。它来源于蓝、红两色的所谓“国民徽章”——革命支持者们在革命前期佩戴的标识，拉法耶特将军（1757-1834），将代表王室的白色（波旁王朝的象征——百合花的颜色）融入了进去。（将军的本意，是希望实现一种融合——王权与新的政治势力携手合作。）从此，是否佩戴三色帽徽，以及各类三色的饰物，便成为政治正确与否的标识，佩戴了错误的帽徽，随时都有可能遭受革命者们的袭击。
对待小小帽徽的激烈情绪，让我们感受到处在革命风暴中的人群，其神经是何等之敏感，可以想见，在这狂风积薪之下，任何小小火星，都足以引发燎原之势。
随着出版自由的法令在1789年被颁布（P285），原本就给王后带来过诸多麻烦的舆论届，此时更是干劲十足，“围绕王后写就的诽谤文章的数量成几何级别增加”P285。在当时，“虽然大革命的很多支持者依旧希望相信国王是‘法兰西自由的修复者’，新的君主立宪制的可敬领导，但他们对他的配偶却没有这样的指望。”P309这位王后已是“劣迹斑斑”，舆论甚至提出动议，要将安托瓦内特作为奸妇进行审判，以促成两人离婚（P310）。
不久，众多传言中，又被爆出一则“大新闻”，王室在招待来自奥地利某军团的军官时，王后恳请他们的士兵，掉转枪口对准国民，并且带领大家仪式性地践踏了三色帽徽，听闻王后的如此“恶行”，数万名愤怒的群众和国民卫队士兵，从巴黎出发步行数小时涌向了法尔赛宫。在力量悬殊的短暂对峙之后，人群洗劫了这座宫殿。随后，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们被迫挤上一辆马车，他们的人民“邀请”王室一家去到巴黎——那座革命的城市，与他们一同生活。这次仓惶的离开之后，国王和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凡尔赛宫，这一天是1789年10月6日。
在巴黎（王室被安排住在杜伊勒里宫——一座半废弃的宫殿）安顿下来之后，严酷的现实迫使王后做出更多妥协的姿态。接受三色帽徽、在服装上使用更多革命元素、经常去到群众中间表达善意，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气氛，但随着革命态势的进一步发展，昔日特权阶级的各种权力正被一步步地消减，加之各地的暴力事件频发，国王和王后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冒险行动，以图扭转当前的危险局面。
逃离巴黎——他们此时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这一建议最初来自于那位米拉波伯爵（1749~1791）（传奇人物米拉波，作为自由派贵族的领军人物，是国民大会的重要成员。他私下与王后交流密切，革命期间多有密信来往，为保住法国的君主制，多方努力。1791年逝世之后，曾被作为“人民之父”来纪念，并第一个入葬了“先贤祠”，但随着“密信”在1792年被发现，他的遗体也被从“先贤祠”移出）。
出逃的目的地，被选定为同哈布斯堡王朝接壤的一座要塞城市，那里还保留着一支数量庞大的保皇派军队。（对于是否出逃到国外，这在王后是支持的，但国王投了反对票，书中所言，他不愿意让他那些“‘善良的人民’失望”P311。）但很不幸，这次出逃没有成功，尚未到达目的地，王室一家成了当地国民卫队和愤怒群众的俘虏，旋即便被押送回了巴黎。回程“护送”的队伍多大上万人——“他们全都为国王与王后的不耻出逃所震惊。”P316
1791年6月的这次不成功的出逃，让本已风雨飘摇的王室形象，雪上加霜，这被看作是对革命事业的彻底背叛，“国王夫妇失去了他们在出逃前所享有的一切残存的政治信任。”P318与此同死，谣言四起，“王后与奥地利皇帝将率兵对巴黎发动一次强大的反革命进攻。”P316
谣言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国内革命情势的发展，“反革命”势力也在国外逐渐纠集，这其中，一派是欧洲那些害怕革命的国家（在柏克的书中，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绪），这其中当然包括王后的母国——奥地利，另一派则是流亡贵族（他们围聚在路易十六的两位弟弟——普罗旺斯和阿图瓦——周围，意图建立所谓的“海外法国君主政体”，并且表明立场，反对路易十六的“亲宪”态度）。随着两派围剿势力对于革命法国的逐步逼近，压力被直接转加到了王室。1792年，王后年轻气盛的侄子在奥地利继承王位，随后的一系列挑衅行为，进一步“证明了革命派领袖好战立场的正当性”P328。4月，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然而，法国在战场上的失利，加剧了大众的愤怒情绪，而情况的迅速恶化，则来自于一份宣言。8月，外国盟军发出威胁称，“如果王室受到任何伤害，将对巴黎人进行无情报复。”“这一文书意在恫吓法国民众，产生俨然相反的效果却把首都的反君主情绪推向了狂热……”P332警报拉响，全城都行动了起来。
感受到周围陡升的敌意，王室一家逃离了宫殿，寻求国民议会的保护。由于留守的卫兵向视图闯入的民众开枪，“国王允许他的士兵屠杀人民”——这一事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随后的9月，针对贵族和保皇派人士的复仇迅疾展开，大革命进入到了暴力激进主义的新阶段。而在同一年，“砍头”作为新式的极刑手段被采用，国王与王后的最终命运，似乎已在此时写定，正如罗伯斯庇尔他那句著名的真理——“路易必须死，因为国民必须生……”P361。
1792年9月21日，新的国民大会在杜伊勒里宫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接着便是对于昔日的国王与王后的审判。
最后两章，读来让人唏嘘。主人公的服装和颜色依旧是写作重点，来作为全书的结尾——服丧的“黑”与赴死的“白”。
完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