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极化，就是字面的意思，即极端化、两极分化。
以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总统的态度为例，一方面，媒体和知识精英对他全无好感，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蠢货；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粉丝则把他视为一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对他拥有着宗教徒般的感情。
这是极化现象在现实中的典型表现，而在互联网上，类似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1｜网络舆论极化的表现
毋庸讳言，舆论极化已经成为网络世界的一个鲜明特征。它已经跨越民族、国别的界线，成为网络舆论的一个顽疾。
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立场的极端化。生活、阅历、所受教育并没有明显区别的一群人，可能因为跟一个自己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话题断然分成两派，毫无共同语言。
有一类所谓“饭桌绝交话题”，比如中医、转基因、对日本和美国的态度、爱国主义，在网络上，类似的话题数不胜数。人们一旦展开讨论，很快会转变成人身攻击和对对方十八代祖宗的问候。
第二，社群的圈层化。网络让信息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高效，但与此同时，不同圈层之间的隔膜却越来越深。一个社群完全不理解，甚至不想甚至不屑理解另一个社群的视角、判断和价值观。饭圈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似乎生活在两个星球，bilibili的二次元们一面用和他人同样方式点着外卖，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社群里，说着圈层外完全无法理解的另一种的语言。
第三，意见的羊群化。乌合之众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着网络舆论的绝对优势，在话语权上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左右摇摆，缺少定见，一条社会新闻下面的第一条评论往往就能引导他们的意见走向。2016年，“鸡腿妈妈”引爆网络，“最辛酸的儿童节礼物”打动了所有的人软肋，一时间，各种煽情、各种反思，潮水般的网络暴力涌向无辜的超市。然而，画风很快反转，“鸡腿妈妈”不过是一个偷东西的惯犯，“最辛酸的儿童节礼物”不过是舆论对自我Ｇ点的一次刺激，于是网络暴力转而又反噬向那位妈妈。
2｜网络舆论极化现象的由来
追根溯源，舆论的极化过程，是和信息传播趋势从精英转向大众，信息传播方式从文字转向口语的过程相伴产生的。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一过程达于极致。
一、精英的文字和大众的口语
相比于口语，文字要复杂得多，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一件不太复杂的事情，3岁的孩子就能清楚表达。但如果要用文字表达，至少要到15岁。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后果。掌握文字的门槛是如此之高，就产生了知识精英阶层。福柯说：“知识分子依靠对知识进行定义和分类，掌握了对这个世界的霸权。”意思是说，文字的生产和传播，与政治权力的生产与分配，实现了完全的同构。谁控制了文字，谁就拥有了权力。文字天然就是反民主的、集权的、精英的，口语是民主的、去中心化的、大众的。
1450年，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在此后五百多年时间里，知识精英一直把持着文字的生产和分配的权力。在此期间，书籍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编辑作为把关人，决定大众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中说：“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只是它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说，写作是一个将信息进行文字编码的过程，而阅读则需将信息进行解码。这就意味着，文字信息天然具有“可阐释”的属性，而“可阐释”就意味着对因果的要求。因此，文字信息的传播，对表达者和接收者同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具备良好的概念抽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所以，在文字霸权时代，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读者都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
二、信息传播的民主化
报纸的普及，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进程。报纸出于竞争的需要和读者的喜好，在表达上要面向大众，通俗易懂，在内容上要选取公众关注的家长里短、明星八卦。报纸编辑仍然承担着把关人的角色，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屏蔽，但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迎合大众的品位。
20世纪30年代，广播在西方普及，60年代，电视在西方也普及。人们用声音和图像直接进行交流，免除了对文字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从受众的角度，信息传播的高门槛解除了，文字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变得退化和多余。
互联网的普及，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推向极致。申请一个号就能开专栏，想说什么说什么；不会写，可以语音转换；不识字，可以拍小视频。信息的发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毫无门槛。当然，信息的民主化也并非没有代价，原来茶余饭后村头电线杆儿下面一群村民的东拉西扯，变成了汹涌而来的网络舆论。
三、网络舆论的大众化
麦克卢汉认为，作为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媒介不仅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样式，更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内容。
一种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是媒介环境论的核心观点之一。
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载体，为舆论的极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首先，是舆论参与的深度。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削平了信息准入的门槛，使得数千年来都是作为信息接收者和消费者的普罗大众蜂拥而入，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充分民主化。原本由精英掌控的单向传播，变成大众既是传播者又是接收者的网络化传播。至少在知识精英看来，这样的结果是信息传播的失控和信息内容的“堕落”。
其次，是舆论场的反智化。失去了精英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表达和传播的易得性，使得任何人对任何事都可以品头论足。大众在创造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大幅拉低了舆论的智力水平。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困扰的事情之一，就是蠢货总是自命不凡，而智者却总是满腹疑虑”。舆论从来没有像互联网普及之后的时代一样智力低下。
第三，是知识精英的缴械。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互联网是比电视更大的祸害——如果说电视时代只是“技术统治文化”的阶段，那么现在，情况已经恶化到了“技术垄断文化”的时代。在技术统治文化的时代，书刊和报纸编辑虽然被广播、电视打得节节败退，但仍然保持着智识上的优越感。他们的头被按在地上摩擦，但精神上依然不屑。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知识精英早已放弃了抵抗，转而沦落为技术的附庸。于是，当你随便点开一个页面，知识精英就会乐呵呵地塞给你一堆“猜你喜欢”。
第四，是媒介的放大器效应。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下，大柱子醉意朦胧中的胡言乱语，只有酒桌的几个人可以听到。现在，他的言论，可能被成千上万的人接收。更悲摧的是，还有成千上万同他智商相当的人和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些学有所长的人士，如果发表针对性的言论，立刻会被喷成“砖家”，而大柱子却可能一不小心成了网红、意见领袖。子曰：“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如果再叠加上这样一个效应，由技术手段而引发的放大器效应就更加明显。
3｜网络舆论的极化有解吗
网络舆论的极化对于社会的负责影响显而易见，在某些具体的事件中，网络暴力对当事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身心伤害。面对无法驾驭的网络舆论，很多人痛心疾首，也有人开出了药方。那么，这些药方效果如何呢？
第一，教育引导。通常，无论是官方还是普通百姓的决策工具箱里，教育引导都是首选的那把锤子。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网民进行健康的讨论，或者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不断提升网民的基本素质，都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恰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目前，互联网已经和环境产生了深度契合，可谓无远弗界，渗透进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此，留给引导教育的空间，恐怕非常有限了。
而且，从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观点看，正常生活中的个体，往往是非理性的。那些出于人的本能的感性判断，诸如羊群效应、达克效应、基本归因谬误、专业偏见、刻板印象等等，一般很难通过理性的说教和客观的数据修正，恐怕哪一个都很难通过教育引导予以改变。
第二，技术进步。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威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对理性、进步，有着不自觉的乐观态度。通过科技进步解决疑难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事实上，随着对类似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种族屠杀等事件反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进步远非包治百病的灵药。试图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社会、政治、道德、观念之类问题的想法，注定是理性的僭越。
第三，充分沟通。通过沟通化解分歧，是人们通常想到的解决之道。但是，沟通需要场景，对于小群体和熟人社区，沟通无疑是有效的。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沟通高效、便捷的技术问题，却不能提供共同体、面对面等组织和场景问题。况且，网络舆论的极化，本身就是由于互联网这个媒介的特性而产生的，试图用充分沟通解决意见分歧的想法，无疑是倒因为果，药不对症。
4｜结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相伴而生。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自身的网络化、交互性、低成本、便捷性特征，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趋势。
信息民主化带来的圈层化、劣币驱逐良币和羊群效应等问题，导致网络舆论的极化。这一现象是媒介（技术）自身的特性决定的，正如同早期人类要直立行走，就必须长期承受腰椎、颈椎的病痛一样。就目前而言，试图通过教育引导、技术进步和充分沟通予以改善的企图，都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
不过，尽管网络舆论的极化难以避免，但大众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终归是一种进步。即使是极化的网络暴力，也还是一种沟通。承认并理解现实也是一种智慧，没必要痛心疾首，更不应当期待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田园牧歌式的昔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