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回忆

            遥远的回忆

        ——纪念父亲逝世三十周年


                        曹公奇


      今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是母亲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按照家乡的风俗,母亲去世后,与父亲合葬一起,在母亲三周年时,才在坟墓前竖立一块父母两人的合碑。我和哥哥们商量,并与三哥一起去挑选了石料,撰写了碑文,在母亲逝世三周年时立碑纪念。

      父亲是三十年前离世的。一九九零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父亲终于没能熬得过去,走完了他七十四年劳苦的人生。我第一次那么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失去至亲的痛苦和迷茫。在安葬了父亲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还是不敢相信父亲真的就那么走了,就那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总觉得父亲还健在。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的脑海里都一直浮现着父亲的音容笑貌。但当我再次回到老家,看到空荡荡的老屋时,我才真正地意识到,我是再也见不到我那劳苦、清瘦的父亲了。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终生在黄土地上劳作,日复一日的农耕,年复一年的辛劳,终于耗干了父亲的最后一滴汗,长眠于他一生耕耘的黄土地里。

      父亲年幼时,靠着爷爷和一家人的勤劳,家境虽算不上殷实,但生活也还是基本过得去。可到了1929年,陕西遭遇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奇荒巨灾——“民国十八年年馑”。据记载,陕西当年饿死200多万人,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位于关中西部、本是土地肥沃的家乡扶风县,当时人口共有16万多,当年就饿死了5万多人。大旱灾造成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家家断粮,人们只能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无奈,年幼的父亲只能跟着爷爷及家人,逃荒到甘肃一带,帮人打工,吃糠咽菜,艰难度日,勉强维持生计,好不容易才熬过了“年馑”那场大灾难。

      “年馑”过后,父亲跟随爷爷回到家乡,又开始了艰辛的农耕生活。一家人靠着常年不断的辛勤劳作,总算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不久,父亲又遭遇了一场劫难,那是一次匪情。当时父亲大约十五六岁,跟着我爷爷在饲养着牲口的门房住着,一天半夜里,土匪突然翻墙而入,爷爷听到动静,来不及叫醒父亲,躲藏在耕牛背影里顺利逃出,少年父亲被土匪从炕上抓起,绑在院子里的树上,土匪用扫帚蘸上油,点着火,往父亲身上烧,逼着家里拿出钱财来……据说,这次匪情,土匪主要是冲着爷爷来的,如果爷爷被抓住,可能就性命难保。这一劫难,父亲晚年说起还是唏嘘不已。

                         

        父亲一生种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与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朴实勤劳。在生产队劳动时,一天三晌,晌晌不停,一年从头到尾,几乎天天在地里干农活。除了在生产队下田劳动,还有大量的其他事务。自留地的作务,家里绞水,拉土,垫圈,养猪,养羊……那时候,生产力落后,全靠人力,父亲每天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有好些年,为了给几个孙子喂羊奶,家里又养了奶羊,而奶羊的食量极大,割的青草常常不够吃。夏天,酷热难耐,生产队在吃过午饭后还有一段午休时间。父亲吃过午饭,往往顾不上休息,就拿上镰刀,挎上笼子,冒着中午最热最毒的太阳,去给羊割草。等他那消瘦的身影,挎着一大篮青草回到家的时候,往往也是生产队下午上工钟声响起的时候。放下满满一笼子的草,喂喂羊,再拿上农具,他又急急忙忙地下地干活去了……父亲在酷暑午后,利用短暂午休时间,给羊割草回来,大汗淋漓的情境,至今仍历历在目。

      父亲爱抽烟,是用那种长杆烟锅抽旱烟的,这也许是他解乏的一种办法。但是,他经常忙碌得顾不上抽,等活干完了,想抽口烟的时候,却又往往找不见烟锅和烟袋。父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喝浓茶,是用煤油炉子熬的那种又苦又浓的茶。为了支撑一天的繁重劳动,父亲往往黎明前在生产队还没有敲响上工钟的时候就起床,用煤油炉子熬点浓茶喝了,再去上工。我问他,为啥要喝这么浓、这么苦的茶呢,他说喝了干活才有精神。现在想来,父亲当时是靠旱烟、靠浓茶来解乏提精神的。要不,父亲那样消瘦的身体,怎么能够支撑下来每天不停的繁重体力劳动呢?也许正因为如此,父亲因早年积劳成疾,到了晚年身体虚弱,特别是一到冬天就气短胸闷,咳嗽不断,难以忍受,后来不得不戒了烟,戒了浓茶。

        早年,伯父、父亲、叔父他们兄弟分家后,为了不全挤在一个小院子里,父亲首先搬出老院子。那时候盖房买不下木料,父亲与哥哥费尽周折,终于盖了几间土木结构的房子,搬到了新院。大哥和二哥都在外地,只有三哥在家,家里人多,父亲和三哥,后来又是努力地添盖了几间房,全家才能住得下。到父亲去世前,在院子前面,又准备盖几间平顶的砖房,农村需要平房,平房上面可以晾晒东西。但当时只垒好了四周的砖墙,却没有财力一下子全部盖好。父亲就在那年冬天病重去世,安葬他的时候,新房还只是四周的围墙,站在屋内看上去,屋顶是灰蒙蒙的天空。


                          三

      父亲是个重情义的人,待人温和,善良宽厚。父亲他们兄弟之间,无论经历怎样的变迁,总是情深似海。伯父晚年有病在床,两个堂哥都在离家较远的学校教书,父亲和叔父两个,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叔父还在生产队饲养室喂牲口,晚上要值班,所以,父亲就和叔父轮流晚上陪护伯父。叔父是父亲他们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生也历经各种磨难。伯父去世后,无论有什么事,父亲都会常常首先想到叔父,每年除夕晚上吃年夜饭时,都让我叫来叔父一起吃那并不丰盛的年夜饭,我们也都可以和父亲、叔父团聚一起,拉拉家常。

      父亲是个很温和人,虽然对我们五个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最多生气时数说我们几句。大哥还在上初中时,西安的工厂招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哥就放弃学业报名参加工作了;二哥后来也参加工作了,三哥和姐姐在家务农,家里的重担多由年青的三哥挑起;我一直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周末及寒暑假期间,我回家常常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有些农活我总是干不好,父亲就耐心地一遍一遍指导我。有时候,干活累得不想动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顶撞父亲,父亲也不生气,最多就是数落我几句。

        我们兄姊五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也都干得得心应手,这要归功于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父亲没有读过书,也不会讲多少大道理,但他用他的行动影响着我们。父亲常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的故事,都是一些最朴实、最善良的人和事,从这些最质朴的讲述中,我们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现在,父母都不在了,我们兄姊五人虽各处一方,但是,我们手足情深,相互牵挂,心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父母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财,但是,这为人处世的方式、兄姊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意,就是父母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

                            四

      八十年代后期,我当时任教的学校盖了一栋家属楼,我有幸分到了一套一室半的房子,虽然没有客厅,但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以及厨房、卫生间,我终于告别了那一间宿办合一的平房房间。搬到新房后不久,我把父亲接来小住。这是父亲第一次来宝鸡我的小家,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现在我书柜上摆放着的父亲照片,就是父亲来到宝鸡,在我那新房里坐在藤椅上的留影。那次,我利用周末带父亲去了宝鸡的大街和公园里转了转,也了却了父亲对我这个小儿子的牵挂。短短的半个月时间,父亲就回去了。两年后,父亲病危,三哥让堂弟来宝鸡叫我回去。随后,妻子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也回来看望父亲,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见了孙子虽然很高兴,但已经没力气坐起来抱他这个很少见到的孙子了。

      病危期间,父亲几次催我和大哥、二哥回去上班,说让三哥在家里照顾他就行了,怕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三天后,我们看父亲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就商量着两人回去上班,两人在家照顾父亲。谁知,那可能是父亲的回光返照吧,到了晚上,轮我和二哥陪护父亲,父亲气短得严重,半夜里还让我们把他扶起来坐着,我坐在他身后让他靠在我身上,等于是我抱住父亲,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又躺下了。这一次躺下,父亲竟然永远安静地睡着了……

      父亲一生,任劳任怨,勤苦劳作,为全家生计操劳。晚年,为疾病所困,身体虚弱。这时,我们几个子女也都成家立业,情况刚刚有所好转,正是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的时候,他却顾不上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只是在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点短短的文字,借以悼念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给父亲写点什么,却整天忙碌于各种杂务之中,在种种借口中拖延至今。现在,写下这些并不生动、并不优美的文字,我仿佛眼前又浮现出父亲那身体消瘦却又矍铄的状态,那满脸皱纹却又和善的面容,那又长又白的胡须,那温和亲切的话语……

    现在,我们给父母立碑,纪念远在天堂的父母。以后清明节、寒衣节再给父母上坟时,我们可以在父母的坟墓石碑前,寄托我们永远的哀思!也让子孙后代不忘先辈,不忘祖德!                                                          2020.4.8.


附:父亲墓碑铭文

        先严曹公 讳 均发,生于公元一九一七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公元一九九零年农历十一月九日,享年七旬有四。严父一生农耕,历尽艰难劳苦,遇年馑而逃荒,遭匪情而灼伤。举家农事,多系严父操劳。维持生计,常常苦心焦思。昧旦晨兴,夜分忘寝。全力养家口,尽心育子孙。手足情深,宽厚待人。勤靡余劳,以致终年。敦朴正直,和善心良。高风亮节,彪炳后代。积德改命,荫泽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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