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同于科学，科学追求共性、普遍性；文学讲究个性、特殊性。西方文学的个性是模仿与写实，中国文学的个性是写意与抒情。要想很好地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谈起。
许多人喜欢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对比，如果和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的个性或特殊性是什么？
有人说是伦理——中国文化重伦理，如儒家道德，西方文化不重伦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太严谨。
西方文化也重伦理，如希腊文化的中庸之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基督教的博爱伦理。只不过从社会治理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德治”（以德治国），西方文化更重视“法治”（如雅典民主政体、罗马私法）。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西方文化讲究“天人对立”。这种说法有道理，但需要进行明确限定。
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主要从哲学层面立论：如儒家的“天命人性”观即包含“天人合一”思想。《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的道德修养和天命有关，这是道德层面的天人合一。
老庄强调“道法自然”，心斋坐忘、涤除玄鉴，这是道家哲学的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的“天”排除了人格意义上的神灵或上帝，或指理性之天（儒家道德之天），或指自然之天（老庄自然之道）。
根据中国文化逻辑，一个人（通常是少数人才能做到）通过努力修身，提高思想认识（觉悟），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或者是儒家的仁爱之心——浑然与万物一体（程颢）；或者是道家的泯灭自我、与自然合一。
和中国文化相比较，西方文化也讲究“天人合一”，只不过西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宗教有关，和自然神灵有关，这一点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
比如希腊罗马时代，欧洲人信仰自然神灵，如希腊文化的宙斯、雅典娜，罗马文化的朱庇特、维纳斯。
在希腊、罗马人看来，自然神和凡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拥有同一片天空；神和人可以相互沟通，关系密切，他们属于邻居或朋友关系（当然也有敌对关系，如特洛伊战争期间，希腊诸神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希腊人，另一派支持特洛伊人）。
根据希腊文化的说法，这种神、人合一的关系，被称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四方游戏”说包含“天人合一”思想，意思是说，即人和自然之间没有界限，人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份子，可以和谐共处。这种生态伦理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天人合一”观。
欧洲文化的“天人合一”观自从基督教传入欧洲后，逐渐消失，因为基督教反对自然崇拜，认为自然界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另外，随着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崛起，人成为认识主体，自然界成为客体，古典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除上述两点外，中西方文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中国文化讲究“含蓄”，西方文化讲究“直白”。这一区别比上述两点更有现实意义，更值得人们回味。
比如中西方文化在表达情感的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文化表达感情的方式讲究含蓄、婉转，不喜欢直来直去，西方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比较直接而热烈——不喜欢绕弯子。
比如亲朋好友长时间未见，一旦再次相见，中国人一般不会像欧美人那样，热烈拥抱或贴面亲吻，而是采用比较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如拉手、握手、语言问候、眼神交流、帮忙拿东西等等（当然也有拥抱，但不是主流）。
中国恋人之间的见面有时显得更加委婉、曲折，如正话反说、各种玩笑戏谑（中国人认为“打是亲骂是爱”，这种情况或与之有关）。
西方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则往往比较直白，甚至有些夸张。比如两人见面，除了拥抱亲吻之外，还经常大声喊出“我爱你”、“我非常爱你”等言词。这种表情方式似乎不合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含蓄、内敛。
与之相近，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如文学）存在显著差异。正如前面所言：中国艺术重含蓄、蕴藉，讲究言外之意、话外之音；西方艺术重视模仿、再现，讲究写实、逼真。
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艺术受道家哲学影响甚大。道家哲学不看重自然界的细节，如一朵花、一棵树、一栋房子、一个行人，而更重视自然界的整体，重视宇宙的大化流行（“道”）。
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说，道家哲学的世界观是生态世界观——整体世界观，而不是希腊的神话世界观（自然崇拜）或基督教的“客体”世界观（把自然界视为认知对象）。
在道家文化看来，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存在，它们和人一样，共生于天地之间，彼此平等，共同构成自然界整体。这是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观。
受道家文化影响，中国艺术重视表现自然界的整体“气韵”，而不是局部细节。如中国古代山水画，山水画中出现的山川、河流、林木等自然景观往往占据画幅的主体，人物及其生活环境（如房屋、桥梁、车马）反而很次要，显得可有可无，甚至很不起眼，比如北宋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
《溪山行旅图》是范宽的代表作，根据徐悲鸿先生的分析，这幅画作中，巍峨突兀的山峰几乎占据整个画幅的三分之二，然后是茂密的林木以及河流；至于画中的商旅行人则显得很不起眼，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范宽的其他画作也是这种意境，如《雪景寒林图》，整部画作几乎全被茂密的丛林充满，人居的房屋仅仅露出一个尖角，只有仔细看才能够发现。
中国山水画传达出中国艺术的个性魅力，不看重细节刻画，重视自然整体——宇宙之道，这种手法叫“写意”，又叫以虚写实——以个别景物之虚反映自然之道之实。
和中国山水画相比，西方油画更看重精雕细刻，即采用工笔手法细致刻画事物的外部特征，以达到逼真模拟的效果，这是西方艺术的写实手法。比如达芬奇的名作之一——《蒙娜丽莎的微笑》。
该作品生动刻画了一位贵妇人的神态气质以及神秘微笑，作者对蒙娜丽莎的肤色、头发、五官以及面部表情，描画的非常精细，以求达到一种真实再现的目的。这种三维透视法是西方油画的写实主义。
诗画同理，西方文学同样重客观，重模仿和再现；中国文学重表现，重抒情和言外之意。
比如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也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在西方学者看来，荷马史诗的最大成就是详细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经过，对众多希腊神灵以及希腊英雄进行了细致刻画，如相貌、性格、气质、语言、动作等。这种写实主义手法在中国文学中很难看到。
比如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诗经》。
《诗经》按音乐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的作品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采用工笔细描手法，再现事物的外部特征，而是运用中国艺术的特有手法——比、兴。
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看法（《诗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近似于于西方文学的明喻或暗喻（metaphor）。
比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篇作品采用“比”的手法，把奴隶主比作大老鼠：他们高高在上，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榨取奴隶的劳动血汗。
“比”的称谓在英语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单词，“兴”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单词，不好翻译。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意思是说，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之前，先描写其他景物，借以烘托气氛，引入主题。
比如《诗经》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是“比"，又是“兴”，目的是烘托气氛，渲染情绪，暗示青年男女的爱情——青年男女像关雎一样，正处在热恋之中。通过采用“兴”的手法，作品主题显得更加含蓄，更有诗情画意。这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写意”手法，在西方文学中很难看到。
根据传统观点，中国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代表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写法，《楚辞》代表浪漫主义写法；两种写法齐头并进，共同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特殊个性——以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情感。
如后起的汉赋、唐代大诗人李白、李商隐受《楚辞》影响很大；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唐代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受《诗经》影响很大。
“比兴”手法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手法，中国古代美学的绝大多数范畴都和“比兴”有关，如意象、兴象、意境、境界等。“比兴”手法的运用大大提升了中国文学的艺术价值，使得中国文学含蓄蕴藉、耐人寻味，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大特色和魅力。
正如陶渊明在《饮酒》中所说的一样：此中有真意，语辩已忘言。“此中有真意”是指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语辩已忘言”是指韵味无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再如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红楼梦》的个性魅力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含蓄！
换言之，《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厌，其秘密之一就在于“含蓄”。这也是《红楼梦》超越《三言二拍》、《金瓶梅》等传统小说的重要原因。
从小说性质上说，《三言二拍》是通俗文学，作品描写的故事大多来自虚构，像《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金瓶梅》与《红楼梦》则与之不同。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对《红楼梦》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民国学者郑振铎先生进行了精辟分析。
郑振铎先生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如环境描写、行动、心理描写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金瓶梅》便不会有后来的《红楼梦》。
但中国读者都知道，《红楼梦》已成为艺术经典，《红楼梦》研究已成为一门学问——“红学”；和《红楼梦》相比，《金瓶梅》则逊色很多，其中原因何在？
这两部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金瓶梅》的风格直白、露骨，《红楼梦》的风格含蓄、蕴藉，由此导致两部作品在品味、格调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前者是通俗文学，后者是纯文学。《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追求——含蓄、婉约，蕴含言外之意。
在许多作家眼里（如鲁迅、老舍、张爱玲等），《红楼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精神，浓缩了中国文学的精华——文字表达留有余地，留给读者想象、思考的空间，用中国的绘画语言说，这叫“留白”。
比如《红楼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政、贾赦等等，但读者很难看出曹雪芹本人对作品人物的褒贬立场——是赞扬还是反对，是喜爱还是嫌弃？
作家只是不动声色地叙事人物的言语、行为、心理，并没有在旁边指指点点，妄加评论；所有人物的性格、气质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和评判。俗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种说法用在阅读《红楼梦》上再合适不过。
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话说，《红楼梦》的写法叫“零度写作”：作家抛开自己的立场与爱憎，客观、冷静地描写文学中的人物和事件；所以《红楼梦》中的人物又叫“圆形人物”(性格饱满，接近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性格单一，类似于抽象概念，如《三言二拍》中的人物）。
再如，《红楼梦》中有一些关于两性关系的描述，但作者写的非常含蓄，点到即止，这也是《红楼梦》区别于《金瓶梅》的原因所在。
比如贾珍和秦可卿的不伦之恋，作品写的很含蓄，留给读者许多猜想：秦可卿的病因到底如何？为何贾蓉对于秦可卿的病异常冷漠（贾蓉是秦可卿的丈夫）？为何作为公公的贾珍对于儿媳的离世如此痛苦？为何贾珍不惜花巨资筹办秦可卿的葬礼？
所有这些难问在《红楼梦》中很难找到答案，要想解开这些谜团，只有靠读者的反复研读和思考。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还有一部小说和《红楼梦》的写法非常接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同样写的很含蓄，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小说也被钱钟书、鲁迅、张天翼、莫言等作家给予高度评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一样，中国文学不喜欢直白，而喜欢含蓄、蕴藉，以便曲折、婉转地表达人的思想情感。这既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学的价值与魅力。
因此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早熟的文化，中国文学是一种比较早熟的艺术。意思是说，中国文学已经超越简单、直白地表达感情的阶段，而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点到为止、意在言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相比，西方文学则显得比较迟钝和缓慢。
直至中世纪晚期（公元14世纪），西方才出现描写自然美的艺术作品，如绘画；19世纪初，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西方文学开始强调艺术的情感性和表现性，如华兹华斯、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作品，而艺术的情感性和表现性恰恰是中国艺术的特点。
比如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孟浩然以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等等。可以说，描写大自然的美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这也是中西方审美意识的历史反差。
总之，从跨文化角度看，中西方文学存在许多重要差异，其中最明显、也是最耐人回味的就是：中国艺术讲究“表现”与“写意”，西方艺术讲究“模仿”与“写实”，其中的根源还是和文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