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100年以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来自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与2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这里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中共一大会议在7月23日召开，为什么建党日却定在7月1日?
1938年，抗日根据地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的活动，需要确定中共诞生的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由于年长岁久和记录资料不足，他们只能回忆起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最终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在7月1日纪念建党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而经过反复考据和论证，专家们最终确定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则已经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上海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现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各种条件。
首先，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长江出海口。
其次，经济发达，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迅速成为现代工商业之都。
第三，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社会的发展逐渐瓦解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了生存，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变成了工人，因此上海汇集了众多工人。
第四，进步文化的氛围浓厚，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繁荣的出版、教育等文化事业为进步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五，交通发达，1920年初，上海已形成近代化的交通信息网络，轮船、铁路四通发达，电报、邮政联通国内国际。
第六，外国人聚集，1920年，5000多名俄国侨民在上海居住，为俄共（布）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掩护。
第七，租界是国中之国，西方列强在租界内拥有独立行政和司法管辖权，当时的北洋政府无权进入和管理租界，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提供庇护，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租界内，租界与租界之间的边缘线附近召开。
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的酝酿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组织建立。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奋进史。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
1895年4月，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901年9月7日，西方11国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这是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国家，大批爱国人士前赴后继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探索都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好。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只靠西方制度的移植是不足以救中国的，还要进行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由此有了新文化运动。
- 《新青年》杂志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从《新青年》创刊开始。《新青年》是陈独秀主编的五四前后著名的进步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月刊，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该刊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简称苏俄（苏联的前身）。
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是很清晰，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1919年5月，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变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分两期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我国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广泛的传播阶段。其中指出：“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第一次发生的争论。1917年7月，信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的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20年初，曾于1917年赴北京大学任教的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回到上海，就设在陈独秀寓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1920年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党建活动的联络中心，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这里也是发起组发起各地成立早期组织、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阵地。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了《共产党》月刊，它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主编李达，该刊于1921年7月停刊。
《共产党》月刊是一本既秘密又公开的杂志。秘密是因为编辑部的地址保密，所有文章使用化名发表。公开是这本杂志的广告刊登在广为人知的《新青年》上，而且一般随《新青年》附赠。
《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文章，讴歌十月革命并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
《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围绕着“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它对促进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统一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思想，以及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又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的先进马克思主义者中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2.《星期评论》社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重要进步刊物。1919年6月8日创刊于上海，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该刊以研究、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
《星期评论》社原本约稿陈望道，准备在上面连载《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后因“言论问题”被租界当局查禁，1920年6月出至第53号停刊。
到被迫停刊前，《星期评论》红极一时，发行量从最初的1,000份，最高增至十几万册。一年间，《星期评论》共发表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李汉俊大部分时间扮演着马克思主义布道者的角色。在中共“一大”上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中，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开国元勋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也曾说过，“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马克思主义。”
与《星期评论》同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还有《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建设》、《觉悟》、《解放与改造》等。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到200多篇。
正是这些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文章，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 又新印刷所：
又新印刷所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创办的印刷机构，组织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
1920年5月，在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陈望道携带翻译好的译稿来到上海，交由陈独秀、李汉俊进行了校对。但此时《星期评论》被迫停刊。
这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建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后，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秘密出版此书。于是，陈独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租下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取名“又新印刷所”。
“又新”，蕴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该所社址、成员在当时并不公开，印刷出版的书籍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发行。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引起强烈反响，9月再版1,000册。继“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新文化书社也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有两个版本，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出版时间不同，书名不同，封面颜色不同。红色版本先于蓝色版本，且红色版本出现了印刷错误：“共产党”印成了“共党产”。
随后《共产党宣言》历经多次再版，成为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当时先进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期组织成立后政治、组织上的准备
- 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机关旧址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杨明斋的指导下，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团的历史由此起航。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准备社会革命”为目标。陈独秀等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
1920年9月，为培养干部和掩护党团组织活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公开办学的形式，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杨明斋出任校长。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外国语学社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团员30余人，其中有李启汉、李忠、罗亦农、王一飞等。学社还先后选送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肖劲光等数十名青年赴俄留学。
这所看似以“教授外语”为名的“外文补习班”，实则担负起了为革命培养进步青年的重任。在这里经过学习并严格选拔出来的许多杰出青年都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博文女校
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位于原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这里曾经是私立女校博文女校校舍。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大部分代表在此住宿。
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是一所中小学合一的私立女子学校。校长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黄侃的夫人黄绍兰女士。此校位于法租界，距离作为一大主会场的李公馆仅200余米之遥，步行不过5分钟，往来便利。开会期间，女校仅留厨役一人，负责做饭兼当门卫。没有特别介绍的话，闲杂人等谁也别想进去。
据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与会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是由她具体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租借了博文女校的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
1921年7月，代表们陆续来到上海。他们分别是：
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广东代表：陈公博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旅日代表：周佛海
陈独秀指派：包惠僧
（没有派出旅法代表）
当时室内陈设简陋，仅存放着木板床和书桌。中共一大代表从各地陆续到达上海后，在博文女校中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经验，规划、起草党纲，为正式会议的召开进行准备。当时，正值盛夏，中共一大代表们纷纷摇着蒲扇，奋笔疾书，直到深夜才休息。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当时，开会的地方是在李汉俊、李书城的寓所，人称“李公馆”的一楼会客厅。
7月23日第一次会议。大会开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首先致辞。随后，代表们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第二次会议。代表们先后报告各地区党、团组织发展情况，相互交流经验。
7月25日-26日休会。大会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负责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29日，第三、四、五次会议。代表们连续三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在主要原则问题上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
7月30日，第六次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会场闯入了一名陌生男子，会议立即休会，代表门分批撤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但查无所获，布下暗探，随后离开。
最后一天，第七次会议。大会最后一天，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毛泽东同志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此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巩固扩大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延安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军事问题、党建问题、哲学问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撰写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这里，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指出，二中全会，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100年过去了，如今，中共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机关旧址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纪念馆，欢迎打卡上海的红色旅游景点。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
2021年6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正式开放。新馆的基本陈列有612件文物展品，比老馆的117件扩容3倍多。加上各类图片、艺术展项等展品，展品总量由原来的278件增至1,168件。
其中，展示了辛亥女杰秋瑾的一幅照片（为右侧照片）。
左边是我们所熟知的秋瑾照片。照片中的秋瑾梳日式高发髻，穿一件翻毛黑白条纹和服，右手横握一柄出鞘的倭刀。这张照片是秋瑾1905年12月归国前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时年30岁。
右边是秋瑾穿着汉族传统男装的全身照。秋瑾梳男士长辫，穿长袍马褂，脚蹬官式皂靴，左手持一把雨伞。这张照片拍摄于1906年农历正月，是秋瑾从日本归国后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