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整理郭沫若和郁达夫笔记开始的对于一些近代中日文学交流的部分总结记录。
*应该瑕疵比较多，因为我不太了解中国近代文学。
我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学了解很少，对于郭沫若知道的也不多，但早些年，郭沫若在网上似乎并不被喜爱。至于他为何会受到这么多非议，这件事的其实已经很难找到源头，恐怕是很多人认为郭沫若与鲁迅相悖，所以站在鲁迅的立场上去批判郭沫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郭沫若应该是很喜欢鲁迅的，从他的文章来说，他曾经把鲁迅比做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且说：
“许多对于鲁迅的恶评：‘褊狭’‘偏私’‘刻薄’‘世故’……事实上，都是有意无意的诬蔑。”
他为鲁迅说话，实际上可以理解，因为他与鲁迅在大体的精神方向是相近的，大家是选择闻一多这样的道路，还是周作人的道路？他认为闻一多的完全是继承了鲁迅的精神，即使他死去了，但周作人无疑是堕落的。
民国作家很多都抱有一种热情，我曾经同人说你拿出一本创造社的文章，如果看到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国家不幸的痛苦，那么就看这个作者的态度，如果作者自杀情死，呼天抢地，全靠着对于祖国的一点希望，才苟延残喘的活下来，那么这篇文章一般就是郁达夫写的，如果这个作者，充满热血，喊着抗争战斗，经历的眼前的不幸，反而让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那这篇文章一般就是郭沫若写的。这两个人的个人特质其实很明显，其实是相似的背景时代，个人性格也会对于文章有一定的影响和变化。而我当时之所以看到郁达夫和郭沫若身上也因为我对于日本文学接触有一定的关系。
有人主张说我们应该写中国式的文学，摒弃外来的文化，这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管是郭沫若，郁达夫，乃至于鲁迅，他们都是很受外国影响的，郭沫若的散文落笔很明显就是像日本人的写法，郁达夫的小说也很接近日本的自然主义。像日本的新感觉派影响了中国一大批的作家，还有“中国的横光利一”之类的称呼，我觉得这些其实没什么意义。再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太宰治，据说他比较欣赏鲁迅，但是实际上看他的个人作品，你会发现更像郁达夫。包括徐志摩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话后来可以完全替换一些人对无赖派的批评。
一方面要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如果不考虑背景，就会只把人的痛苦当作是一种无病呻吟，另一方面我认为，日本当时很多的境况，是缺乏一种意志的，是以很多战后文学的颓废胜过郁达夫，郁达夫仍然能用中华的复兴勉励自己，但是日本的战后的境况里，他们很难在这种崩塌中寻找到意志。
话再回到郁达夫的身上，早年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曾经非常欣赏佐藤春夫，细看佐藤的文学，比如他的《病蔷薇》那几篇，也完全是诉说一种知识分子的苦闷的，同时又充满了一种诗人的纤细，郁达夫当然感同身受。佐藤春夫和谷崎润一郎都算是和中国牵涉很多的日本作家，佐藤甚至还翻译过鲁迅。硬要上溯，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合资经营，那个时候他们出了一系列日本小说作品，到了大概1908年的时候，尾崎红叶、德富芦花、黑岩泪香，这些人的书就已经陆续在中国发售流行了。在1923年的时候，湖南长沙上演了一出话剧《不如归》，当时在座的观众里面有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他看了以后大受感动，决心成为一个戏剧家，后来他就留学日本，拜日本剧作家小山内薰为事，这个少年就是田汉。
后来，田汉认识了谷崎润一郎，两人变成了好朋友，田汉也翻译了谷崎润一郎很多作品。但是根据大家当时的说法，最受欢迎的作家还是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中国人对于它的名字感到亲切，只要说“武者小路”就没有人不知道。鲁迅曾经翻译过武者小路的作品，里面有一段我记得他说，自己真诚的访求着正直的人，真心的人，希望在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希望这样的人觉醒过来，希望这样的人委身于真理，他希望自己为这些的觉醒，尽一点力量。
可以理解，在当时的那种民族状况，饱受压迫的中国人，听到一个外国友人对他们说这样的话语，怎么能够不喜爱他呢？但是后来抗日战争开始，中国人最厌恶的作家也变成了武者小路，因为他在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据说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还以他为原型写了一个角色，曾是反战作家的井田，然后把他写得很坏。
这是一个分水岭，许多被中国作家认为是友人的日本作家，都在这个时候，都高举东亚共荣的旗号，这让许多中国作家十分伤心。最伤心的可能就是郁达夫，他和佐藤成功的成为了朋友，佐藤也到中国翻译了鲁迅，然而佐藤却跟菊池宽搞到一起去了。郁达夫于是立刻写文章表示和他绝交。
有人也总结了一下，说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刚开始，里面是有很多日本人出场的，但是当时大多是作为中国人的爱人，但是到了后期，登场的日本人基本就变成了敌人。真的娶了一位日本妻子还叛变的周作人那之后就一直被挂在耻辱柱上，有一位喜欢周作人的朋友跟我讲，周作人的学生可能也觉得他死了比较好，拿着一把枪去明杀周作人，结果只打中了纽扣。周作人活了下来，变成了汉奸文人，创造社的另一人张资平也变成了汉奸文人。
郁达夫在日记里怀疑过郭沫若背叛了革命，事实上郭沫若倒是没有背叛，即使是在日本的日子里，他连得了个痈疖，都要流着眼泪想：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张资平是实打实的背叛了，郁达夫写文章说这是“丧尽天良”“该比被收买的土匪，都应罪加一等”。郁达夫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在1948年张资平被论处罪的三年前，郁达夫应该就已经被杀害了。甚至他死的消息也不是第一时间被大家知道的。当时兵荒马乱，很多人都认为郁达夫是失踪，下落不明，在战争结束之后，佐藤春夫甚至也确实寻找过这位朋友，但他早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去世了。也许是作为一个证人而被杀害。
郭沫若曾经说，英国宁可丢掉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而如今，我们失去了郁达夫，为什么不能让日本天皇为他抵命呢？
当然，他的愿望并没有被实现。日本投降后十年，郭沫若作为中国的代表，访问了日本，见到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谷崎润一郎。谷崎润一郎是很罕见的，即使是在战争最白热化的阶段，也仍然希望着中日和平的日本作家，这可能是跟他早些年受到汉学家的影响有关，但是因为不肯歌功颂德，即使是《细雪》这样伟大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在战争之后，他和永井荷风等人的文学重新被受到重视，当年主张战争的人的小说则被抛弃冷待。两个人谈话时，谷崎忽然说自己想去北京看看，如果是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那么即使过去也不过是被军部所利用。现在他盼望能尽快恢复邦交，能直接到北京去。
又过了十年，1965年。访问日本的人变成了老舍，接待他的人也变成了井上靖。井上靖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故事，包括鉴真，还有敦煌。他说，当年在日本作家欢迎老舍的宴会上，老舍讲了一个故事，说中国有一个酷爱收藏古董的富翁，由于事业失败变成了乞丐，然而，他即使变成了乞丐，有一只壶，却怎么也不肯割爱，另一个富翁千方百计想得到这只壶，但乞丐坚决不肯脱手，直到临终之前，他把这只壶掷到了院子里，摔得粉碎。
当时在座的作家中，广津和郎说，我要是这个穷人，就会把这个壶留下来，传给后人。但事后井上靖写这件事时，老舍已经去世，他意识到，老舍后来实际上是走了他故事里主人公的道路。其实，广津和郎未必没有选择他所说的那条道路。
老舍死了，参加东京笔会的人又变成巴金。再到1994年。汪曾祺参加访谈录，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刚刚接触文学，看了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当时印象很深，不只是技巧，还包括他所有的思想。这一切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文学中。
稍微了解一点日本文学的人都知道，谷崎润一郎是耽美主义，耽美主义和新感觉派出现的时间几乎相差十年，汪曾祺肯定是说错了，但其实这些文字上的东西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有些东西是可以磨灭的，而有些东西会变成更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