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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家的猪圈盖在一里开外的田地里，途中要经过好几个沼气井。天黑如墨，我打起手电在前，小心地带路。问她看不看得清，她说看得清，音调细腻，不象她身上的外套那般土鳖。
穿过沼气井，是条臭烘烘的烂泥沟。我先迈过去，怕她过不来，就让她原地待命，说去找块木板给她搭桥。话音刚落，她已轻松迈过来。她说自己是乡坝里的孩子，没那么娇贵。
猪圈是用火砖搭的屋身，石棉瓦盖的屋顶。旁边有个大粪坑。虽然姑妈打理得很干净，还是能闻到浓郁的猪屎味。蛛丝缠绕的电灯投射出腻黄的幽光。圈里的五条大肥猪活象堆在角落里的笨重水泥袋，动也不动，只偶尔条件反射地摆摆尾巴，赶走嗡嗡营营的苍蝇，证明自己还活着。石槽里的汤汤水水已然化作沉重的鼾声，打鼓似地一阵又一阵传进我们的耳膜。
文婷侧身往圈内一探，说她家的猪比姑妈家的肥。于是我们转而说起同猪有关的话题。
她说自己半个钟头可以把一背篼莲花白宰完，是宰猪食的高手。而我则提到小时候，曾不自量力端起蜂窝煤炉子上坐的一锅潲水，结果锅把手是坏的，滚烫的潲水烫伤了我的大腿，将养了半年才能下床走路。
“你们家还喂猪吗?”她问。
“早没有了。”我说。
“刚才听你阿爸讲，你们是竹基村的，我从来不晓得东山有个竹基村。”
“我也是第一次晓得有界桥村。”
“你阿爸口才真好，可以去做谈判专家。”文婷莞尔一笑，嘴角略带讽意。。
“平时他都不怎么讲话，今晚上不晓得吃错了什么药，心花怒放的。”我把左手插进西装口袋里，露出大拇指摩挲口袋，缓解爸爸给我丢的脸。
“竹基的在哪儿读初中?”
“东山中学。界桥的呢?”
“界桥中学。”界桥中学在东山南边，原是界桥乡的乡立中学。界桥乡降级为村，合并到东山乡后，中学暂时保留下来，虽然最终还是被并入市立的东山中学。但东山的人都认为，以前界桥中学的教学质量胜过东山中学。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在猪圈里天马行空聊有二十分钟，她说回去吧。
刚迈过烂泥沟，我的手机铃响了，不得不右手握电筒给她照明，左手摸出来接听。不想过于匆忙，手机掉到地上滑进沟里，设为铃声的《改变》在淤泥中忧郁地播放起来。只好暂时放下体面，请她拿手电筒照明，我好腾出手挽住沟边的毛竹倾身捞手机。
“还好沟里没水，不然肯定报废。”捞起手机后，我庆幸道。是姑妈打来的电话，担心黑灯瞎火的，我们发生闪失，让我们早些回去。大概率两边的家人已把该说地说完，我们再不回去，便要相互尴尬了。
“刚才你手机里面响得是什么歌?”
“客家话流行歌曲。”见她懵懂不知所谓，我进一步解释道：“就是用我们的话唱的流行歌曲。是台湾那边的客家人唱的。”
“客家话？客家人？”我看见她低头沉吟，显得更加迷惑。
“客家话，就是我们的广东话。客家人，就是我们广东人。”我勉强解释道。事实上迁往台湾的客家人不止有广东的客家人，还有江西的、福建的。如果我向她解释五次大迁移，解释为什么我们统一被称为客家人而不再叫广东人，那就太迂腐可笑了。可能她会质疑，怎么平时你都喜欢研究这些奇怪的问题？在他的印象里，岂非在吹牛皮的父亲身边又增加一个爱研究奇怪问题的儿子？至于我为什么会研究这些奇怪的问题，乃是源于自身的敏感气质。东山以外的成都人都讲四川话，我们也是成都人，为何却同他们说不一样的语言？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少数民族，还从《新华词典》少数民族介绍里选择“土家族”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因为很多说四川话的成都人都用鄙夷的口气叫我们“土广东”。但父母的身份证上明明写着他们属于汉族，汉族父母又怎么可能生下少数民族的儿子？直到网络时代，我才找到各种资料解除心中的疑惑。但这些对像她这种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我晓得我们的话能唱山歌，不想还能唱流行歌曲，听起来真新鲜。”意外的是，她竟然很感兴趣，追问道：“你从哪里得来的？该不是专门偷渡了一趟台湾海峡？”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我说，“我也是偶然在网上听到的，觉着新鲜，就下了下来。”其实还有一种示威的目的，我想表达客家话唱的流行歌曲，比四川话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高级多了。我希望说四川话地听到后问我是什么歌？然后自豪地告诉他：这可是用土广东话唱的流行歌曲哦。
“把网址发给我，我也去下来听。”
“你QQ号是多少？”知音难觅，我询问道。
我把她说的QQ号码记进手机，然后回到姑妈家。一踏进家门，文婷的哥哥就问她是不是该走了？她说走吧。姑妈抓住时机，让我们互留手机号，方便以后联系。我们互留手机号码后，姑妈乐开了花，好像这件事已经办成了。
但我们很久都没有主动联系对方，甚至连答应她发歌曲网址的事都忘了。直到一个月后，我在五米高的电杆上检修线路，收到她问我要下载歌曲网址的短信，我们才重新建立联系。这说明我们对彼此没有眼缘。
那时候手机还停留在2G时代，要上网还得专门去网吧。收工后，我到附近网吧通过了验证才加上她。加后觉得有个知音也不错，因此网址发给她以后，便在打字框里打字道：“大家都喜欢客家流行歌，不如做好朋友?”
“要得。”她回复道。
然后聊到一个月前的相亲。双方再次强调相亲很落伍，但为了敷衍家人，不得不身临其境。又聊到年龄，得知她比我年长两岁，我在打字框里顺口叫了她声文婷姐，她也欣然接受了。
文婷觉得邱幸仪的歌好听，但台湾的客家话同我们东山的不大一样。我解释说四川话底下也分成都话、宜宾话、自贡话等腔调，客家话同样如此。她又说认真听还是听得出来，很明显的例子是，我们都叫月亮作“月光”，都叫爷爷为“阿公”。而邱幸仪的歌中，她最喜欢的是《燕子》，听了很多遍后，她觉得翻唱已没有问题，并准备下次公司年会时，在KTV聚会上点唱，好好表现表现。
“KTV里不会有这首歌。很多小孩子都嫌咱们的话土，大人们都不教他们说了。我们的语言迟早要在成都消亡。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将只存于历史文献中。”打完这句话发过去，油然升起世纪末的悲伤。
“不要悲观嘛，你让我听客家歌，不就是一个良好的变化，”她回复说，“我觉得只要我们经常见面，经常说客家话，客家话就不会消失，至少不会在我们嘴里消失。除非我们死了，但死后还有一代，是不是？我们立下遗嘱让他们说客家话，不说的不能继承财产，看他们说不说！”
见到这段话，我略感吃惊，实现的前提不就是我们结婚生子吗？或许她也觉得所说不妥，容易让人想偏，于是发来一行文字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各自这样做。”
“听你的。”我略带轻浮地说：“那，我们从经常见面开始做起吧。”
于是相亲后的第一面，我们约在了高升桥路口的肯德基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