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中国记者，后来意外的“潜入”到了一家日本媒体当中方雇员，从事辅助日本记者采访的工作。
对我来说，观察日本媒体如何采访，是一件令自己颇感兴趣的事情。虽然付出的人生成本有点大，但我把这个当做一项跨度两年的体验式采访来面对，倒也能不断说服自己，看淡得失，享受这个“大选题”乐趣。
去日媒工作之前，有很多想象。我这个人不爱道听途说，就爱亲身体验。下面，我就亲身体验的东西，讲给你听。
潜入
2014年5月，我在日本求职华文媒体不得志，最终回到了北京。一个月后，经一位日本友人中间介绍，进入到了在北京的某日本纸媒，担任中方雇员。
在此之前，我先后在武汉和上海的纸媒里担任记者多年，但那时内心还有一个小小的具体梦想，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去日本当“驻日记者”。
这个梦想，源于小时候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喜爱。从初中二年级起，我就开始自学日文，一直坚持了10几年，后又在本科时选修了日语双学位。我同时也对新闻这件事有兴趣，职业偶像是白岩松。想来想去，遂决定将两个兴趣结合在一起，将“成为驻日记者”当做自己的小目标。
2012年8月，当时在上海一家财经类纸媒担任记者的我，偶然看到了日本半官方组织—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全球青年招募计划”。这个机构在全世界招募年轻人去日本的行政、教育、文体三类机关去工作，以促进外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同时也希望借全球年轻人的力量，助力日本的行政服务国际化。“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跳板，那我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驻日记者了吗？”我激动地报了名，这是当时自己的心声。
不过可惜的是，在为期一年的赴日中，虽然自己面试了多家在日华文媒体，包括纸媒、网站、电视台，但都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如愿，最后遗憾地回到了北京。一个月后，教我日文多年的恩师联络我：“你想不想去这家日本媒体。”
这是一家在日本的主流纸媒。由于相关规定，我不能在外媒担任记者，只能作为中方助理，从事辅助采访与翻译。“虽然有那么一点自降职位，不过可以观察日本媒体如何运作，日本记者如何采访，这件事也很有意思。”抱着这样的想法，我通过了面试，“潜入”到了这家日媒。
接触
我们这一代，被称为赶上了纸媒最后一点辉煌，作为记者，“当时走路还能略微扬起微风”，印在纸上的字，至少还有不少读者去看。我们也对印在纸上的字，保留着敬畏。不过，这种美好没持续多久，纸媒结束的信号，就开始大行其道，网络势能开始狂奔突击。等我入职这家日媒时，国内已经有不少知名纸媒关门歇业。
日媒其实也受此困扰，不过似乎慢了不少拍。时至今日，日本的五大纸媒，读卖新闻每日1000万发行，朝日新闻每日700多万发行，日本经济新闻每日近300万发行，每日新闻200万发行，就连右翼的产经新闻也有150万发行。每日不但有朝刊，还有夕刊。遇到重特大事件，日媒还要发行“号外”。无论哪一出，都让日本报业在全世界都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同时也令世界同行欣羡和汗颜。
日本人对“纸”的中意，也投射在了我在这家日媒的日常工作中。
从自由自在的中国记者转入需要坐班的外媒雇员后，每日早上进入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和整理日本总部发来的传真。直到现在，日本的很多采访邀约或者重大新闻发布，都仍然是通过“古老的传真”在进行。
除了这些通知类文件外，最让人“震惊”的是，每天早上东京总部的同事，还会把当日出版的报纸朝刊，一页一页地复印、传真到北京分局，每日动辄耗纸数十上百张，昂贵的打印机油墨一下子就用完。“有什么是不能网上看到的。”从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嘀咕”这件事。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早上我还需要收发几十份中国各类报纸，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市类到经济类，再到法院、军事、农业各子门类，让人感慨日媒对中国公开信息的“全方位搜集意识”。不过其实这些报纸大家也没有多少时间去看，但只要一遇到重大发布时，日本同行就会去看原文，分析版面排版，读出背后信息。
然而，这仍然还没有结束。到了傍晚时分，东京同事还会把每日发行的当天纸质版朝刊和夕刊，“空运”至北京办公室，仿佛丝毫不计较运营成本。直到很久后的某一天，我才发现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剪报”。一日，我在办公室一面看了无数遍的墙上，无意中打开了其中一本文件夹，瞬间惊讶到合不拢嘴。原来这整面墙，全是过去数年、前任记者们留下的中国报道剪报，为的是以供继任者查阅。“明明已经是一个电子搜索的时代。”这是我的第二“嘀咕”。
日媒记者似乎离不开纸，日方同事会经常将资料打印出来，用铅笔标记重点，并贴满办公桌。
在无纸化办公渐成主流的中国，我却深深地活在纸张与油墨堆成山的办公室里，“旧时编辑部”的氛围浓烈。
这还只是对“物”的投入，这家日本媒体对日本记者“人”的投入，更令我这个中国同行“惊讶”和“羡慕”。
这家报纸在北京就有多位日本记者，此外在大连、上海、广州、台北、香港也有驻点记者。在北京的记者基本上都住在北京CBD的高档公寓里，每位记者一辆专车一位司机，再加上每人配备一位中方雇员。在日本记者被调来中国工作前，总部会安排记者到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学习中文一年。虽然短短一年的学习，并不能让日本记者中文说得非常流利，但没关系，“有我们在”，采访工作照样能做。
与日媒财大气粗形成对比的是，在东京时，我也面试了一家中国知名电视台在东京的总部，说是总部，但全日本只有这一位记者编制。有时候，她会一个人架好机器，一个人化妆，一个人现场播报，极力“节能降耗”。而要成为驻日记者，日语不流利第一关就过不了，然后还得有口条，如果可以，名校最好。与日本记者相比，中国记者似乎得先把自己练成能过五关、斩六将的全方位综合性人才，才能入行。
最后要说的是工资，在中国当记者，大家常自我揶揄：“拿着白菜工资，操着全天下的心。”虽然我从没有亲眼看到过日本记者工资，但在日本新闻界公开的调查是，一般到了主编级，一年年薪1000万日元起，合58万人民币起，这还是日元近年大幅度贬值后的价格。
在中国媒体普遍陷入不景气，大型门户网站动辄要裁撤记者编制、财经、科技等主流频道全国记者团队配置不足10人的今天，种种中日对比，让人唏嘘不已。
这是我入职日本媒体后，看到的“表象真实”和接受到的第一波冲击。
深入
中方雇员的工作，主要是承担翻译和辅助采访工作。看上去，技术难度上不算难，但中日双方在一起工作，背后需要克服中日文化背景不同，中日关系的波动，以及新闻观念上的差异。
在进入日媒工作之前，我在武汉和上海的媒体里工作了4年，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了国内媒体的体制和运作。不过，对外媒的工作机制仍是“雾里看花”。虽然在学生时代，在大学的课堂里，有关中西方新闻的辩论常常有之。但说来说去，都是二手资料。既然“潜入”到了日本媒体，当然是一个好机会，可以看看中外短长。
这家日媒驻北京的记者年龄从30岁到50多岁不等。20多岁刚大学毕业的记者，即使是东京大学名校毕业，也会被先安排去排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然后再过度成为记者。反观中国媒体的跑会记者，80后已经有点退居幕后，90后已经成为主流，且流动率颇为频繁。日本“老”记者就常常抱怨，去中国的发布会会有点尴尬，四周望去，“都是小朋友”、“有时候还挺吵”。
许多资深记者对中国都有多年研究。最令我自己钦佩的是，他们总能从日常看似“百无聊赖”的各种碎片化新闻中，像神探一样，串联起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线索，然后“破案”，完成颇有深度的“大稿”。这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力，给了我不少启发。我在国内媒体采访时，常常主动或被动的去追“热点”，忽略了背后更为纵深以及横向的各种联系，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些文章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另外，日本记者特别重视现场感受。有的时候，并未联络到相关重要当事人，但日方记者也会花大价钱，通过飞的跑的等各种方式去到现场，体验现场气氛，采访周边。哪怕一时没有突破，但这些资料，回来后也会精心整理，以备哪天不时之需。
再者，日媒似乎特别擅长从细微处发现新闻。我曾在日媒报纸上看到一个“豆腐块”，这里每天记录着“首相的一日”。现场的记者们，每天记录着首相几点出官邸，几点回官邸，出官邸的时候，神情如何，姿态如何，手势如何，身体看上去是否有状况，整个都被详细记录，令人“叹为观止”。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因为某日出门时手捂着肚子，被猜测是否胃肠老毛病复发，让舆论猜测是否会因健康而提前结束首相生涯。
与我曾体验到的中国记者疾风劲雨般的培养模式不同，日本记者似乎采用的培养方略是铁杵磨成针。日本记者一般把职业当做终身职业去做，一做几乎就是一辈子。这也导致一些重要发布会现场，日本记者要派出白发苍苍的大前辈，与中国记者年轻气旺的景象形成了“对比景观”。
虽然时下日本国内对记者整体的信赖感也在下降，但日本记者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仍处高位。再怎么“舆论多元”，出了大事，日本人民仍然去首先“看报”。
碰撞
很多人说，一到海外才发现自己原来多么“爱国”。以前我没有实感，后来竟也有了这番心路历程。
虽说年少时很憧憬日本的流行文化，但真到日本去工作时，自己的国籍身份，不知何时变成了很浓烈的一件事。而作为外媒的中方雇员，这种感觉只增不减。
因为中方雇员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就是外媒不同于国内认知的报道，毕竟别人批评我们，谁都会不自在。
我在日媒工作的那几年，刚好是中日关系最冷的那几年。民间一开始也受到影响，不过后来慢慢又开始恢复交往的热度，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
当时，被日本媒体“报道”最热烈的话题，当属中国游客的“爆买”。“爆买”一词就是由日媒发明。在中国人的我看来，虽然觉得媒体里呈现的爆买队伍有点过，但也觉得“挺正常”——毕竟普通中国人对日本旅游印象一般不错，对日本产品也信赖有加。再加上中国人家里亲戚朋友众多，好不容易出趟国，自然要给大家族买些伴手礼。
不过日本记者们却较难理解。“中国人不是很讨厌日本吗，为何有这么多人去日本旅游爆买？”
日本人的疑问归根在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育“不充分”以及对现实的选择性观察。其实，我作为中方雇员也常借一些机会“澄清”，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是理性的，应该看到“意见全体”。不过，日媒仍然喜欢选用一小部分的极端个案去放大呈现，不能告知日本读者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时，我开始更多思考“媒体”在国际关系，以及上层关系对庶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舆论引导”作用了。
2015年9月3日，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活动。当天，办公室的气氛既平常又比平常多了些凝重。对于平均年龄40多岁的日本记者而言，这还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在现场看到阅兵。
9月3日早上，电视里开始转播阅兵仪式，抗战歌曲齐奏。晚上，人民大会堂里的文艺演出也开始直播。到了呈现南京大屠杀的舞蹈节目演出时，气氛悲鸣，毕竟这是一段残酷的历史，任中日双方谁看都会难平心胸。当时的我坐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
到了第二天，日本各大媒体对阅兵仪式进行了大幅度深入报道。报道里除了中国希望传递的声音之外，自然也加入了日本方面的分析，当然依旧有些观点中国读者无法认同。
当中的心境及细节我无法多言，但自从那时起，我更加开始思考“报道”这件事的本质——真实也好，事实也好，它就摆在那里。能多大程度陈述真实，从新闻理论上来说，皆属于二次解说，而影响解说的在于背后人心。
“某种程度上，记者并不是纪录，而是人类想法引导者的角色。报道的本质，是报道者准备用什么样的心来呈现世界。”这是我进入这家日本媒体后，借由冲突所达到的“一种自我觉悟”。
发现
新闻报道，核心是事实报道。不过，干了若干年记者后，我慢慢觉得，单纯的呈现事实虽然重要，但还不够。许多人用新闻里所报道的事实来解说世界，那从什么样的心去呈现和引导就成为关键。
思来想去，“希望借由自己的力量，通过更积极的报道，促进中日的互相理解。”我把这个当做了我的目标，这比原先只想当一个“驻日记者”，似乎高了一个格局。虽然这一目标带有主观意图，已不算新闻客观，但既然鉴于中日之间的消极因素多，我觉得促进理解，比扩大无谓的歧见来得更好。
在日媒工作近2年后，我从这家日媒毕业。我有了更加自由的身份可以去“肆无忌惮”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是利用文字的力量，促进我们与他者，与世界的相互理解。现在我在“今日头条”里介绍日本，点击破亿，我略有成就。
积极不登场，消极就会登堂入室，至少在中日之间。我希望能发挥自己的绵薄之力，多向中日关系注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