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上海书展日志（4）-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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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楼老，在发言

大家七嘴八舌之后，已近十二点，总得让老楼讲几句吧，我知道他有千言万语。不过，作为主持人，我还得考虑大家的肚子问题（坐在我旁边的我们作协王伟书记，超级奶爸也，一点钟还得接孩子），因此，不断提醒他，简短，简短……怎么简短得了啊，感谢就感谢了七八方面人士，再加上老楼思维发散一下，简直就是思想无边界。

老楼的感谢并非是客套，都是真心话，特别感谢妈妈，感谢两个妹妹和妻子，更是感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岂是一言一语可以道尽？晚上，看孔明珠老师在巴金故居微信公号发的会议发言摘要下留言说：“热烈祝贺楼老师，来的都是响当当的作家记者领导，说的都是真心话。”真心话，说得准确。今天，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楼乘震老师的老朋友们。七嘴八舌说老楼——楼乘震新书《与书同在》座谈会不是上海书展的活动，是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为一个资深文化记者办的座谈会。不卖书不签售，也不去追光环耀人的大名人，所有来宾都是为了友情而来，这是一个最纯洁的会。

连经常言而无信的胡洪侠同志（这次本来他答应要来出席，又临阵逃脱了）也发来情真意切的贺词，大约怕我们拍砖，拼命表扬上海：

这次与老楼的新书分享会擦肩而过，实在遗憾之至。感谢上海的师友们，你们能够在上海的盛夏，展现人文的盛情，为老楼新书举办书人欢聚的盛会。我代表老楼的老同事们，代表老楼远在深圳的朋友们，以移动互联的方式，祝贺老楼，感谢上海。我和老楼交往二十七八年了。人一生相遇的人会很多，但是，能够几十年间相互为友、相互理解、有话可聊、有书可读、有事可以一起做的朋友，屈指一算，其实没有多少。很幸运，我在上海就有一批这样的师友在，比如已经去世的邓云乡先生、束纫秋先生，比如陈思和老师，陈子善老师，比如老束、老楼，比如陆灏、王为松、毛尖、施宏俊、曹元勇、周立民等等，所以，每次来上海，我才没有无家可归、无枝可依、无人可恋、无事可干的凄惶丧家之感。我之所以要一一点名，是因为老楼不仅是我上海诸多师友中的一个，还因为他是我和这些师友的重要连接点之一。他做深圳报业集团住上海记者站资深记者多年，其间对《深圳商报》，对报业集团，贡献至巨，成果丰硕，让人感佩。尤其在我主持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期间，他对我的帮助简直罄竹难书，我一直没有向老楼正式表达真诚的谢意，今天借此机会，让我在深圳高喊一声：老楼，谢谢！我嗓门儿已经够大，希望你们在座各位已经听见。

老楼书中许多篇章，都是当年经我手编发在文化广场上的，有些篇目甚至是我约他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他主动写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在无人正式安排任务、没有明确考核督促的情况下，老楼凭借自己的人文情怀、敬业精神和广阔的人脉资源，主动地、经常地、大量地为深圳读者传递了无数上海文化名家、文化事件和文化活动的消息。因为实在太多，恕我不再一一举例。我只是想说，作为一名记者，老楼几十年来独当一面，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上海多次重大采访任务，值得赞叹。作为文化记者，他靠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已经修炼成了独门绝技，晋升到了很高段位，远非今天那些喜欢道听途说、浅尝辄止的从业人员可比，值得小记小编们好好学习。作为深圳住上海的记者，老楼凭借楼家制造的图片文字，连接起了两座城市。有很多闯深圳的人，几年之后，选择奔赴上海创业或者安居，这其中一定也有老楼的功劳，因为他给深圳传递了一个人文气氛浓郁的上海，一个名家繁星满天的上海，一个生活着许多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文化人的上海，一个重品质、领风尚、出好书、办大事的上海。

哎妈呀，不能再抄了，不然，我简直怀疑这家伙自己要调到上海宣传部或外宣办呢。今天，会上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儿是“文化广场”，它是《深圳商报》的文化副刊，老楼的很多文字都发表在它上面。前些年，家里有《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每期必读，海上陆公子、俞晓群老师等等的专栏都在这上面。这几年，先是看不到《商报》了，接着是“文化广场”也阵亡了，我也不必看《商报》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也就这么烟消云散了。我们这代人可能处在一个告别的时代，一切固定的、习见的事物都将烟消云散。幸好，还有老楼的三本书，让大家共同回忆、一起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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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人在上海却是《深圳商报》的记者，深圳的文化充满活力，深圳的文化人也不得了。近年来，由于十大好书的评选以及其他活动，我对“深圳文化”有不少直观印象，仅从媒体人而言，无处不在的胡洪侠就不说了，还有退隐江湖的张清、女中干将刘悠扬、独当一面的李福莹，还有当实习生就很努力的魏沛娜（今年居然在澳门碰到）……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这次书展上，《深圳特区报》的刘忆斯兄推出他的新书《为了不孤独》（华东师大出版社2019年8月版），封面像起飞的轰炸机。我发现刘忆斯这家伙的阅读也像是席卷一切的轰炸，他没有什么不读的——说这话，容易让人误解，仿佛说他读了不少垃圾，或许难免吧，但是，呈现在这本书里的却都是各色好书。问题是让我胃口这么好地天天吃山珍海味，我也做不到啊，因此难免感叹刘兄威猛高大。还有一位温柔女子是没有什么她不敢写的，而且都写到第六（陆）了，她是《深圳晚报》的姚峥华，这本书是《书人陆离》（广西师大出版社）。讲什么谢其章黄裳止庵吵架的，满满的“负能量”，我不看。《从王祯和据写张爱玲台湾游记想到》这篇好，这是给当今作家学者小报情结泼凉水的。王祯和陪张爱玲游玩，最了解此行一切的细节了，然而，他不写，他说：“写张爱玲到花莲游玩观察，实在没什么意思。这样一位文坛重要人物，写对她的’惊鸿一瞥’，觉得很俗套。”他“不好意思”“觉得不宜写”。一个好作家，一定不是什么都写的，必然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宜写”的。不过，刘、姚两位的书，各自都有两篇序，人之患好求别人写序，这个我很不理解。事实上，我基本不看这样的序，哪怕写序者德高望重威重四方。相反，倘若作者自己的序跋，我翻开书必然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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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啊书的，傍晚又进了书展的场子。在中央大厅，韬奋纪念馆编辑、中华书局推出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的发布会。昨夜读此书时，见里面翻来覆去讨论员工待遇、书店发展，一笔笔细账，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把一份文化送到大众面前，这其中艰辛恐怕难以想象。这些杂事的繁琐，也够让人心烦（员工打架，员工不辞而别了，别了又回来了……），文化人好讲大道理，指手画脚，却难得躬身做事，特别是事务性的工作，他们常常不屑。过去，我把这理解为自由自在、放荡不羁之类的，后来觉得这是文化人的毛病，而不是长处。真正的文化人守先待后也脚踏实地。多少丰功伟绩不是出自一点一滴，多少鸿篇巨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寂寞写出的？沈从文常说“耐烦”，这是我们做事必须要有的态度，也是生命的责任。我也想起巴金先生在1942年6月4日给沈从文的信，信里有这么一段，我念给了在书展现场的朋友：

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别人讲什么。现在有许多人爱说个人努力是无用的，要等大家觉悟，但等来等去，连自己也糊涂了。说好话的人太多，而做好事的人太少。这是目前的一个不好现象。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我极赞成，也盼你认真做去。

“埋头做事，抬头走路”，活动结束，沿南京路、陕西路一个人走了一段。迷离的都市夜。路上，接到电话，喊我回去吃饭。谢了，谢了，我认为，还是我狗儿子的眼神和笑容更有诱惑力，您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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