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济宁的潘跃勇租下潘家大楼，创办科教图书馆的时候，对济宁的文化生态曾有一个评价，他说：济宁是一片文化沙漠。这话其实不确，因为这所谓“沙漠”，也只能算是大沙漠中的一个沙丘，而在这沙丘之中，却也是有一片绿洲、一汩清泉的。
我说的这绿洲和清泉，是《济宁日报》的星期天刊。
我一步步地弄起文学来，且并不感到十分孤单，就是这星期天刊带来的温暖。这黑夜里的一丝微光，让我感到混沌之中还并不只有我一人独行。准确地说来，那情景已经不是微光，而是在暗夜里远处已经有一群人围着篝火，喝着啤酒，吃着烤肉、烤地瓜和咸花生，大声地朗诵着自己的作品，谈笑风生。我只要朝着那光坚持着走下去，就或许能加入那幸福的一群。那群人就是我们本地的作家们，张九韶、朱本芸、王开岭、杜辉、陈宝旗、纪广洋、彭兴奎……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这堆篝火旁不停忙碌的，则是我尊敬的李木生老师，他一会儿为大家斟茶，一会儿朗诵几首自己的诗作，声音洪亮，额头闪着光，样子一本正经。
我这几日突然兴起，想要学人家不再在自己的博客上尽贴些发表目录，也弄些跟自己有关的鸡毛蒜皮小事儿，上周便作了一篇《那些年，那些书》。原正在继续作着第二篇，不想就被一些旧事勾引出一张张面孔来，把持不住，动笔写起这篇东西来了。
我还是先从我文学之梦萌动的时候说起吧。那时候十来岁，我能读到的书不多，但《济宁日报》这个地区小报，却是每期都能看到的。说它是小报，因为济宁在中国以至在这个地球上，的确是个弹丸小城;但说到“星期天刊”，我却又有些不情愿用“小”字来形容它。因为，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星期天刊”尤其是里面的文学版“圣地”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也已经显示出一种大风范、一番大家气象。恕我不敬和唐突，我的印象里常见的报纸副刊，是很容易带上些帮闲气和脂粉气的。编者们多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小妾甚至丫鬟的模样，发些可有可无的娘娘腔。《济宁日报》“星期天刊”却俨然一副明媒正娶之后拿了证的大老婆的模样儿(之所以说是大老婆，因为文学毕竟不可能成为一家之主，成为男性)，仿佛要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弄起文学来了。
那时候的“星期天刊”在李木生老师的主持下，集中了济宁本土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古体诗词写得有滋有味儿的朱本芸老先生、以《太阳味儿》名噪文坛的张九韶教授、由文坛杀入政界的小说家殷允岭、奇峰突起入选“文学新思想丛书”(这个名字记忆可能有误)的散文家王开岭(当时王老师尚未调入中央电视台，还是济宁一中的一名政治老师)、考场上抓作弊有一手写诗也有一手的彭兴奎老师、在小说界小有名气已经在创作中出现了几个小高潮的小说家杜辉、都常有新作在报纸上露面。这里除了本土作家，还时不时地能够看到乔羽、李存葆、张海迪、李贯通等大家的名字。这就不当是一片沙漠，而是乔木森森、灌木丛生，地下长满鲜嫩的菌菇和苔藓，水草丰茂、空气清新的温带原生林了。
我刚才说的大家风范与大家气象，除了本土性与包容性，除了本地作家的聚生，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副刊所呈现出来的目力与胸怀。现在想来，“星期天刊”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栏目当是“济宁文学名家作品展”。这个栏目纯文学、高质量地展出了当时活跃在济宁的作家们至少说是拿得出门去的一些作品。殷允岭的《鹰殇》，写一只鱼鹰与河龟的角逐，几经沉浮，终于将河龟擒获，但因为这只鱼鹰久久不浮出水面，没有及时将“胜利果实”带给主人，以至于遭到主人误解，最后将这只鱼鹰戕害。其中有一句描写鱼鹰的歌子，叫“吃红肉，拉白屎”，让我记忆多年。其文风粗粝剽悍，带着湖腥扑面的原始气息，真是大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老开(杜辉笔名)的《信》，由一件小事揭示社会问题，其中一句“给娘写信，一张纸就够了”，举重若轻，让人荡气回肠。王如意的《风雨亲情》，写一个孩子眼中的父爱，文笔优美中带着伤感。这篇小说最为让我嫉妒的是李木生老师在前面为作者写了一则短评，题目叫做《金乡有个王如意》。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李老师哪天也能给我写个类似的短评，把王如意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其他的，一篇胡召木的《我写匆匆》，一篇《望凫》，一篇写牛的文章，也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看了这个专栏，曾经投出了自己的一篇文字，无果。现在想来，大约这个专栏不收自然来稿。除此之外，我当时正在读初中，虽然有些夜郎自大、自命不凡，但应该还是文章稚拙，经不起大家法眼吧。不管如何，这个栏目现在看来真是如它一开始的前言所说，所谓“名家”，当时未必已经成为名家，但却已经有了名家的潜质;正如同在刊物《大家》上发表东西的未必都是“大家”，但却是向大家进军发出的号角。那个名家作品展，不啻济宁本土文学空前绝后的一场盛宴。
这个栏目是小小《济宁日报》星期天刊“大家气象”证据之一种，除此之外，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文学是崇。大凡报人的习惯思维，便是动不动“版面大小”，动不动“以前的惯例”。那时候的星期天刊，仿佛文学就是至高法则，因此，也就有幸能在上面读到优美的闲适小品之外真正有分量的大作。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李存葆的一篇长篇散文《我为捕虎者说》，整整一个大版，配着李存葆将军魁梧威猛的大幅近照，配着捕虎老人仙风道骨的照片，读得我唏嘘感叹，简直像是得了一场大病。那种惊心动魄酣畅淋漓余味无穷的阅读体验，在一般的报纸副刊上是难以享受的。除了这篇长文，我还在上面读到李木生老师的一篇长文《微山湖上静悄悄》。我在那之前是只知道李老师写些诗，写些短文，却并不知道他还弄这样么长这么有分量的文章。我读了那文章之后，才知道“关关雎鸠”原来还有“呱呱唧唧”一说。当然，除了丰富的知识含量，还是如同读李存葆老师长文一样的精神震撼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
我下面要集中说一说李木生老师了。
我和李老师神交久矣，现实中的交往，也已经超过了十个年头。我所谓“神交”，自然是从我为读者，他为作者开始的。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李老师在《济宁日报》星期天刊上的“画配诗”。画是摄影，应该多为一个孔姓的摄影师的作品(为了保存记忆原貌，我写这篇文章，不查任何资料，所记不确之处，得罪之处，尚请涉及到的老师们谅解)，诗当然就是李老师的诗作。我不知道是李老师看到画面新配上去的，还是从旧诗中选的合适的作品，但诗和画，真是达到了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境地。我至今尚有较为清晰印象的是一首《歌者》(照片为黄河壶口瀑布)，一首《下龙湾神话》(照片为一片海水)，还有一首配着圆明园残垣断壁照片的诗歌，里面仿佛有一句“咸丰皇帝的魂儿活了”，让我荡气回肠了许久，也让我怅然若失了许久。
我后来高中毕业，上了大学之后，便开始想认识认识李老师了。我那时候认识李老师的借口，便是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三十万字的长篇。我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李老师家里的电话，联系过，仿佛是贾老师接的，未果。后来就直接杀到李老师的办公室里，没人，便留了长篇书稿，留了纸条。这个长篇在李老师那里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去报社找过几次，都未遇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一次，终于见到了。那是一个小阳春，怕李老师以貌取人，我去前还特意借了同学的一身西服。那天气温骤升，原是穿不着外套的，所以同学很慷慨地借给了我。我一睹李老师尊容时的感觉，至今如在眼前。李老师跟我想象中的形象没有多大差距。他在椅子上坐着，桌上摞着高高足有一尺的信件。李老师略瘦，额头很显眼，头发仿佛那时就不怎么茂盛。李老师跟我说话的时候神情很专注，说小说看了一些，但针对小说谈的并不多。他那天跟我谈了海明威，谈了余华、苏童，还谈到了李贯通、刘玉堂。他说让我先多读，让我先有了工作，衣食无忧之后，再来弄文学。我仿佛有些失望，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提着书稿要走的时候，李老师一直把我送出来，送到走廊上，送到了楼梯口。
我在那之后，也就一如既往地读着，写着。到完成自己的学业，已经是2003年的事儿了。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给李老师投过稿子，据一个熟人说，他看到了，我却没有看到样报，也不知道是哪篇。我因为回家乡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又给《济宁日报》投了几个稿子。在04年春节刚过，很意外地接到了高永主编的电话，他说，我的小说李老师看了，评价很高，想要让我修改一下，给重点推荐。这就是后来占用了整整半个版面，配了李老师的点评、配了我那有些呆傻的近照、还配了济宁师专教授评论家宗元老师评论的小说《土》。那是我工作之后文学上的一个小小的起步，从这一点上说，李老师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
在那之后，06年去参加市作协的讲习班，听了李老师一节课。那次，市作协还请了现在的《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请了《山东文学》当时的毕四海主编，请了散文大家张九韶。那是我第一次见张九韶老师，好像掉了一颗门牙(还是缺了一块，记忆不确)，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不知是新掉的还是久已如此。我在从前没有听李老师讲过课，那天印象很深，讲到创作积累和观察时，讲到了他的邻居荣二嫂(仿佛是姓荣)，讲到了他记录荣二嫂名言的小本本;讲到作品修改时，讲到一个句子里，不要出现相同的词汇，实在不可时，也要用近似的词语代替。李老师在会上呆的时间不长，吃饭时是随领导们去了雅间，最终也没能有机会攀谈。
那次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杜辉老师。孙主席作介绍的时候，用了“大帅哥”这个词。这词基本恰如其分，杜辉兄梳着背头，穿着花格子的上衣，一表人才，很有文艺青年的范儿。因为气场太强，只是远远瞻仰着，没敢上前攀谈。杜辉的发言充满自我反思而且让人颇为伤感。杜辉说，十年前他曾经作为“有潜力的作者”参加过类似的会议，十年之后的今天，他还是以“有潜力的作者”这个理由出现，这是不是应该让人警醒?他的这番话让我以后每每想起，总是心中忐忑且脊背发凉。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这话来鞭策自己。文学啊文学，你真是矗立在人面前的一座高山，你虔诚的朝圣者奋斗了十年，却很可能还在山脚下徘徊，就更不用说那些意志不坚见异思迁者了。十年的时间，山在人的眼中可能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不可征服;而人改变了的，可能只是已经消磨了的意志和变老了的容颜。那天，写评论的陈代先生背着一个深蓝色的行李包姗姗来迟，但从孙主席的介绍可知，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代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种愤青似的不合作态度，给庸俗懦弱的我以极大的冲击。他说的话虽然於我心有戚戚焉，但那些话于我也只是敢想想而已。那天，值得一记的是，第一次见到了刘利民老师。刘老师穿着一件花格子褂子，神采奕奕，温和可亲。我跟刘老师在一个桌上吃了两次饭。有一回，在饭桌上高建全指着我跟刘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老实。(我不知怎么，这个细节记得很清)
在2008年的时候，我又去市里参加了一次讲座。那次请的是《当代小说》的于艾香、《时代文学》的赵月斌(赵老师也是对我有恩，他在自己主持的“文坛新势力”上，发了我两个小说，且写了短评，值得一记。我在后来见到赵老师的时候，没有提及这次见面。因为凭着做教师多年的经验，学生能够记住所有老师，老师是多半记不住所有学生的。)、《山东文学》当时的主编许晨老师、《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李零老师。在讲座开始之前，孙宜才主席还不知道我是谁。在挨个介绍时，到我这儿就停住了，很坦诚地说“这位我还真不了解”。李木生老师便赶紧接过去说，这是××，小说散文都写得不错。刘利民老师当时因为患着胃病，消瘦得让人担心，也帮着李老师介绍我。(刘老师实在是一个好老乡，好老师。)在那次会上，李木生老师提着水壶，给学员们挨个儿倒茶，别人不知怎样，我这样的小辈是有些受宠若惊、如坐针毡的。我也效仿李老师，给当时小说创作已经崭露头角的柏祥伟兄用纸杯倒了一杯茶，端过去想套套近乎时，发现柏兄自己带着水杯，杯子里有水。柏兄说谢谢谢谢，我有些羞愧，就没好意思再去攀谈。
这次改稿会和06年那次的讲座，应该都是孙宜才主席召集，他在扶持济宁文学创作上，功不可没。11年我邀请他来金乡给学生们讲座时，他在车上不无伤感地说，以后市里举行那样活动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了。我参加那次会的时候，正是创作多年的“老文学爱好者”(那次会上亚兵语)，发作品也处在极为困难的低谷时期。那次参加会议的学员年龄跨度很大，有好些都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这个的大作在某刊发表了，那个的大作入选了高中考题。我在那次会上说了些灰心丧气的话。我说，文学创作误我多年，我已经不打算继续写了，正准备效仿林黛玉焚稿。我并没有得到文友的同情和安慰，会后许多文友劝我说：弄文学是要有些天赋的，你真不是那块料，也就干些别的去吧!他们说，这些年里，痴迷于文学，有的人写拼了，有的人写傻了，有的人写彪了，这种事儿多了去了。有的文友还举例说，他们那里有一个人在《山东文学》上发了一个小小说，就发誓要搞文学，弄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那次会上，尽管房间里蚊声如雷，但文友们谈兴甚欢。大家说着某个女诗人的诗，说她能将不美的身体器官描写得很美;有些年轻的文友晚上还点着蚊香熬夜喝酒打牌，交流感情。我那时处在心灰意冷的半昏迷状态，除了吃饭，就是窝在房间里昏睡。那次会议期间，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继泉老师，孙先生摇着一把硕大的折扇，穿着唐装，神采奕奕，文人气非凡。同样给我印象极深的是我的老乡范金全兄，我那时才知道范兄是文学艺术双学士，不但小说写得好，还写一手好字。那次，我斗胆也索取了范兄一副墨宝。那时候，卢金地老师正因为一篇《斗地主》名噪文坛，上了选刊，还拿了文学奖，差点儿就成了省作协第一届签约作家。许多文友争着跟卢老师合影留念，我当时虽尚没读过卢老师的小说，但为了沾点儿文气，也挤上前去要跟卢老师合影。卢老师很谦和，站在那里，来者不拒。但是，我站到卢老师身边时，拿相机的朋友却说，你走开走开，相机快没电了，先让别人照。
这次讲座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这次讲座，我带去的两篇小说，让于艾香老师拿回去发了。许晨老师看上的是我的一个散文，也发了。这件事儿让我重新找到了自信，让我对文学，对自己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我这次会回来之后，就开始在许多文学刊物上发小说，每年也能发个十来篇。当然，想想大家说的那个写小说写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文友，我还时不时脊背发冷，凉汗淋漓，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写彪了。文学这条贼船，你能载我多久，你又能载着我去向哪里呢?
我记起这些往事，就不得不旁逸斜出，拉杂地说了些跑题的话。但是，我还是得回过头来，再记一记跟李木生老师之间的交往。我在10年奉了将令创办校园文学社，创办之初，在考虑如何打开局面的时候，便想到了请李木生老师来给学生们讲讲课。那时候，我凭着跟李老师的那些浅薄的交往，是没有把握将他请来的。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但抱着“有枣无枣打两杆”的想法，还是打听来了木生老师的电话(以前也有他的号，却弄丢了)。打过去的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而且有很繁重的写作任务，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那趟同来的，还有亲切地称呼李老师为“三哥”的刘利民老师。两人的演讲都十分精彩，种种细节我就不详述了，让人时时记起的是那句“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
在那年中秋前夕，我去济宁办事儿，便想起应该去看望一下李老师。因为办完事儿已经是半下午，打过电话去，李老师说你赶快过来吧，声音里是急切地想要见见面的样子。那时，已是下午下班高峰，到处打不到车，正在等着打出租的时候，却又接到李老师电话，说“我这才想起来了，中秋节了，你应该是想来我这里看看。我晚上还得出去吃个饭，你就别过来了。”李老师显然是撒了一个谎，一个看起来有些蹩脚的谎。我想要去看望他，他竟然没有意识到，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单纯的人，多么简单的人;他一旦意识到了之后，又赶紧打过电话来，想方设法地阻止，可见他又是个多么诚恳，多么真实的人。
我当然还是执意去了，我最后打了一辆“黑车”，这黑车不但是没有执照，还的确是一辆黑颜色的车。我跟李老师一起在他家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我那年工作调动的事儿。没有客套，没有大多数人那样对于我从教育到县委、从学校到政界进行祝贺，而是从能否有利于我写作的角度，表现出了一丝担忧。他穿着一件背心，仿佛沉思着为我削了一只苹果，并执意看我吃完。他让家人到地下室为我拿了三大本书。我要走了，他又将我送到楼下，送我上车，然后弯着腰朝我摆着手，也朝开车的司机摆着手。我后来想，那黑车是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单位公车的，李老师许是把开黑车的那人当成了我单位的司机。
李老师早年与一部《鲁迅全集》结下不解之缘，以后的时间里，便以鲁迅为榜样，阅读着，亲近着，也学习着。不论是认识的透辟、准确，还是文风的犀利、深刻，以至于对人的真诚，对年轻人的提携，莫不如此。鲁迅在一段时期是相信进化论的，他相信青年必将胜过老年，未来必将强过今天。鲁迅对显达官宦权贵毫无媚骨，而对受压迫者，底层市民、文学青年则抱着一种亲近与关爱。鲁迅一对横眉、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孔下面是一幅柔软的心肠。鲁迅对整个世界爱之深，恨之切。不理解他的人说他写那些杂文是制造速朽的文字，是浪费自己的才华;理解他的人知道他其实是用自己火热的胸膛去温暖冰冷的土地。鲁迅的这些气质，不自觉地已经渗透到李老师的血液里和骨头里。读李老师的素描系列，读李老师涉及历史与现实的博文，看到有的文章被删了，重新贴上;再删，再贴。让我似乎悲哀地看到堂吉诃德在与风车作战，似乎看到鲁迅笔下的战士与无物之阵……
这两年，曾经有不少身边的文友提出，想一块儿去看看李老师，去集体登门拜访一下，一是感谢，二是聊解一下心中的想念。因为在我生活的这个圈子里，尚在写作的，没有得到过他眷顾、鼓励的实在几乎可以说没有。在这其中，我是受益颇大者。我却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大可不必去打扰他。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我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刚能歪歪斜斜地行走，就忘了扶着自己蹒跚学步的人。在我心中，李老师是一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我愿撷取他盗来的一颗火种，守护着，不使它熄灭，并以我毕生的力量，让它烧得更旺些，更绚烂些。
从原来的主持星期天刊，为喜欢写作的人们点起一堆旺盛的篝火;到后来的以笔为旗，滴血为墨，李老师就像一棵大树，荫蔽着身边的同类，也涵养着一方水土。
作者简介：
程相崧，男，山东金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大会代表、山东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小说集《金鱼》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作品散见《作家》《西湖》《时代文学》《福建文学》《雨花》《鸭绿江》《散文百家》《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