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书笔记2

第二天：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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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秦一统前从民间抽血供养战争的费用，统一后无法立刻中重构财政，依然按照之前的措施继续从民间搜刮民酯，导致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秦的灭亡，给予多数人的结论就是庞大统一的地位是无法用实现的，现行的倾向在于建立分散的众多的国家。但刘邦却逆流而上，建立统一国家。文景时期是集权帝国的二次构建时期，建立财政制度，解决财政问…。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央政府创造了完成官僚和财政集权的机会，完成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形成了稳定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亡之后形成了十九个诸侯国。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之间的争斗代表了两种国家模式的博弈:诸侯模式和独特的大一统帝国.清末民变，各诸侯国纷纷复国，而掌握军队力量的各将领也妄图独立成王，所以项羽、刘邦各自成王，分封成诸侯国，与其他各诸侯国各自为政，从内部征税，组织军——维持内部秩序。秦灭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建立一个疆域广阔的超级帝国是不可能的事，秦的灭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但是华夏地区，即使全世界，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依然也会有这样的思想：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或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大一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埃及和赫梯人都是很好的例证。在西方，在秦之前只有两次大一统帝国：波斯帝国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建立的帝国，但无疑都是失败的。作者总结几大帝国创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失败的原因：第一，创建帝国需要武力征服和政治征服，在军事征服向政治征服转折的时候，也是最难把握的时候，战争后的惯性使然使帝国根本无法立刻集中资源创建政治结构，军队占用的资源与帝国政治构架需要的资源之间产生矛盾，势必造成经济危机，秦的灭亡也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从春秋到战国，局面逐渐有几个大的诸侯国把握，但国君与封君之间关系并不紧密。随着军队的扩充，国家需要更多的财力去增加军事实力，于是各国便纷纷采取变法（如初税亩等）改革财政制度，增加财政收入，按亩缴税和土地私有使封君与耕种者均得到利益，实现双赢。鲁国最早开始土地改革，对土地的确权收税使鲁国财力大增，其他列国也纷纷效。但秦国从“为田开阡陌”到“初为赋”却是在鲁国初税亩二百余年后，这与秦国地处偏僻，资历浅薄有关，但这样的落后与格局却使秦国更容易创建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在本节中，作者对齐国和秦国的财政问题进行了对比，齐国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土地面积小，国内复杂的利益集团阻碍齐王掌控更多资源，而秦国新征服的土地直接归秦王所有，郡县制比其他国家发达，即使有小部分的土地赏赐给功臣，但相比之下没有利益集团的相互牵扯，无法撼动秦王的优势地位。李悝与商鞅，均是法家和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两者在魏国和秦国的变法因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效果。李悝在尽量不破坏原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措施，适应魏国复杂的政治体系，但不具有革命性。商鞅变法更激进，秦国政治简单，国军支配力强，进行的是根本性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现代的地方管理模本），第二是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第三实行军爵制（二十级军爵）类似于现代的公务员机制。第四鼓励六国移民，给予他们土地。通过这些措施，秦国对财政牢牢控制住了，组建了重大军队，并有能力去供养。但在战争结束之后，这套制度却在短短十余年间迅速瓦解，原因就是为武力征服而创建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的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秦战胜六国后，在诸侯国与中央集权两条路上，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熟悉的诸侯国形式，但丞相李斯则坚持创建中央集权的模式，加强皇帝本人对帝国的控制，为此皇帝派遣大量官员去地方任郡县长官，同时没收天下兵器，迁移民众，以及用酷刑等措施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但在民间许多人仍然想六国复国，战时经济模式依然存在，束缚民间经济发展，战后无力抵御异族。修筑长城，建宫殿，财政消耗依然巨大，终于拖垮了整个帝国，秦帝国表面看来是“仁义不施”而亡国，但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财政原因。一个帝国的建立发展并不是单靠哪一项措施就能完成的，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也相互制衡，我们不能片面的去看待哪一方面，无论是仁义、财政还是官僚制度，应综合起来，就具体的社会形势整体分析，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秦灭后，项羽按照战国模式建立众多诸侯国（项羽秩序），但刘邦却试图承继秦代的政治正朔，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刘邦自身的经历使他想像秦王一样统治整个疆。此时项羽建立的诸侯国的模式并不稳固，内部纷争不断，尤其齐国的形势，让项羽更是无暇应对。刘邦采兼并和联合、替换的方式团结各诸侯国，共同反对西楚霸，这其中韩信起了很大作用。刘邦采取分封诸侯国的形式暂时安抚部分官员，但他一心想做大一统的帝国。韩信天真的认为刘邦只不过是代替了项羽，而这个国家模式仍会采取旧有诸侯国形式，但他完全想错了。刘邦是想要颠覆整个诸侯制。汉王称帝后对异姓诸侯开始动手，或被夺封号，或被诛杀，如同秦王陷入的尴尬境地一样，刘邦没有足够的人才帮他建立能使帝国稳固的财政制度，他采取权宜之计，将土地分封给刘姓子弟，通过家族力量补充集权制的不足。尚未完成政治征服的帝国显得脆弱不堪。如何创建财政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变成了这个新兴帝国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对土地和税收没有完整控制权的帝国，只能算是个大的诸侯国，采取中央征税，掌控财政大权，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的帝国。但刘邦却采取了很多抑制商业的措施，对经济的不精通是本不稳固的帝国更加岌岌可危。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在文中，作者介绍了登，平，泰平等的含义。汉高祖创建的帝国过于庞大，诸侯叛乱，外敌入侵，低层叛乱，民间经济无法得到足够修养，疆域的辽阔使统一成本极为巨大，同时汉帝国内部的同姓诸侯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吕氏任命吕氏家族任诸侯王破坏了刘姓诸侯的家族关系，容易出现反叛，吕氏危机使帝国的统治阶级认识到目前的财政制度无法维持大一统的制度。文帝继位后首先解决民生问题，推崇“黄老之术”，让民间经济自由发展，政府不干预，调整税率，以身作则压缩开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经过几年，民间富裕了，但边关守军却无力奉养，此时大臣晁错建议文帝买卖爵位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当然此举效果惊人。富人捐助与山海税收已足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于是文帝于公元前168年宣布不再征收农业。现代放弃农业税与文帝时期不同，稳定时期的农业税占到国家收入大部分，放弃不易。现代农业税占的比例较小，放弃也很容易。文帝放弃农业税完全是权宜之计，在和平时期政府运作不需要很多费用的时候是可以的，是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当然文帝时期正处于休战休养期，首都土地面肥沃，诸侯国经济自立，政府财政支出最小，这些也有利于文帝时期财政政策的执行。帝国的和平使军事支出减少，更多的财富用于民间经济发展，如亚当斯密说的那样，文帝保证了国防与必要公共工程的支出支出，其余给了社会最大的自由，社会变得稳定和富足，人们也享受到了帝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对这样中央集权的模式也有了一定的认同。但在这样的盛世下，我们也应该看到隐藏着一个定时炸弹：财政失衡。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苏联因为丧失独立的财政权而解体，在西汉文帝治理带来的长期和平使人们享受到了以前政权所没有的好处，所以并不希望崩溃。窦太后依靠教育执行政策，推行政策，景帝也并没有摒弃黄老之术。但到了武帝时期，则彻底抛弃了黄老之。景帝时期依靠文帝仁慈和威望统治的帝国已经出现危机，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紧密，而且诸侯变得比以前富裕，与匈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此时大国梦已经在许多人心中产生，但是依靠“黄老之术”已经无法解决很多问题。在此时的情况下，儒空出现了。早期代表人物就是贾谊和晁错，但是两者的主张也不同，与黄老之术重经济发展同，儒家更看重政治和对社会的控制。贾谊希望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限制地方势力，于是他提出了“定制度，兴礼乐”这种典型的儒家做法来突出皇帝的威严，他为了限制诸侯势力借商业扩大，重视农业经济并提倡政府干预，这对经济是一种打击，好在没有得到文帝支持。而晁错则认为无需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要有用便可实行。晁错同时借用儒家和法家的作用，希望直接削藩，景帝的削藩引起了诸侯国的暴乱，也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契机，实现了财政集权。七国战败后，又趁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但削弱了诸侯国的财政基础，同时也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剥夺了诸侯国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可以直接裁撤诸侯国内的部分重要官员（如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武帝推行推恩令，使大的诸侯国分隔成小国，无力与中央抗衡，财政权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趋近完善。景帝没有完全取消土地税，而是维持一个低的水平，民间经济得以发展，中央财政也逐渐好转。经过几个王朝的更迭，人们意识到在庞大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帝国是完全可行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实行黄老之术，帝国财政经济让民间尝到了甜头，但是随着官僚体系的扩大，官员的野心越发膨胀，单靠黄老之术也无法解决养活官僚集团的问题，在武帝死后的六年，窦太后死后中央帝国便发生了骤然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