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门家风——“与人和善,心怀感恩;铭记历史,坚定信念”解读

        一、与人和善

        随时随地用友善的眼光看待世界,相信世界上好人多,坏人毕竟极少数。例如:在与别人发生矛盾争执,甚至争吵时,假如对方有小孩或老人在旁,即便自己再有多大的理,都要把控事态,不能吓到对方的小孩或老人,以“忍”为贵!坚信这个世界上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在处理任何事情时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是处理任何事情的首条原则,前辈们经常讲:“大不过理、肥不过雨”。

        “得要人处且绕人”“就事论事”!就某件事争执就理论这件事,不得“陈谷子旧糠”拉一大堆出来。

        二、心怀感恩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要记得感恩于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里的“感恩”不能想着“还了人情”就完事,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天某个人帮助过我们或者救过我们,不能想着“一次性加倍偿还”以“不欠人情”。清晰记得三十多年前(那时我五六岁的样子),太平李山村的一家四五个人(好像是两口子领着两三个孩子),做客返程路过我们家门口,因为下雨没带雨具,当时一家人淋成了落汤鸡,就到我们院子避雨(当时我们是七八户人家一个院子),家间的一位叔祖母拿出家里边不多的一些旧衣服给这家人换上,再烧了一盆火,让这一家人烘烤……这年过春节开始,每年春节这一家人都来给我这位叔祖母拜年,后来他们像亲戚一样来往,有红白喜事也互相上门邀请……虽然这是别人对我家间叔祖母的一种感恩,但我以为,这些生活的场景对于塑造我们的家风有着非常大的积极的示范作用。以至于后来我也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

          父亲是我们村子的小学的民办老师,从1984年生病(一开始是十二指肠溃疡,后来发展为肝癌)到1987年去世,这近四年的时间里,可以说父亲近一半的时间在医院度过。在父亲住院期间,住院费用一直以公办老师的标准(按当时的政策,民办老师和公办老师住院报销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报销,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此时已知父亲在世时日不多,医生说最多能挺一周),当时的教办已为他做好了棺木……这一切当然有当时的教办主任与我父亲是初中同学的因素,但通过后来的事母亲教会我们兄妹四人如何感激别人。父亲1987年清明节去世后,从1988年的春节开始,每年母亲都安排我们给父亲的这位同学拜年,直到父亲的这位同学去世。哪怕每年拜年的礼品只是大年三十自治的几斤粑粑(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因为没有电视,没有其他的娱乐节目,每年大年三十最大的乐趣就是樁粑粑),但清楚记得中途还是因为生活的艰难差点中断拜年,但母亲总跟我们说:“中途断了一年不去的话,往后就不好去了。”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坚持到父亲的这位同学去世。

          父亲生前好客,八十年代的一天,有个人(我现在的朋友爹)到我们家里买我们四家人土地下户分到的一条公牛,在我们家讲价和招待这个人(当时父辈的家间弟兄不管谁家来了客人,都会邀约家间兄弟们一起吃饭聊天、招待客人),聊天中父亲突然问及这位客人孩子都多大年纪了,客人说出三个孩子中最小那个的年龄,只是跟我相差一岁,马上玩笑到“打亲家”,再一问,是“一条顺”(都是男孩);“那就做干亲家吧!”随即“一拍即合”,客人走时,父辈们送至村口,都互相称呼“亲家”“亲家”,这个人“顺理成章”的成为我的“朋友爹”……在我父亲去世时,由于当时只是互相“玩笑玩笑”,加上母亲各种事物缠身,就没有想起到我朋友爹家报丧。我父亲送上山后,本以为这门“亲戚”就这样断交了,但在我父亲送上山两三个月后,朋友爹、朋友妈以及我朋友一起到了我们家做客,从此来往密切起来。

        记得母亲常说:“朋友之间应该是互相拜年,但因为你朋友奶还在世,我们家你的祖辈已不在世,你朋友来不来我们家不用管,你还是每年春节都去你朋友家一转……”就这样,在母亲的要求下,我每年春节都到朋友家以表拜年。这当然也锻炼了我很多与不同年龄段的人交往的能力。毕竟是父辈给打的朋友,而且打朋友时我基本没印象,说实话,我和朋友之间没多少自然流露的情感,我更多的是与朋友爹交流。

        三、铭记历史

        这里说的“历史”,更多的是聚焦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或者是一些感人肺腑的瞬间,抑或是一些刻骨铭心的琐事。这些“节点”“瞬间”或者“琐事”,于个体而言,不仅仅是一些美好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荡涤,也是人生向前推进的动力源泉;于家风的形成而言,是“和睦”“和谐”家风的一种催化剂。

        这一生我共上过三所全日制学校,分别是小学、初中、师范学校。进入这三所学校第一天的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四个兄弟姐妹中,唯有我一个是七岁上小学,其他三个都是九岁上小学,1985年9月,父亲刚刚从民办教师的岗位辞退回家。父亲任民办教师的这所小学又招收了一个一年级,当时学校一时又招不到新的老师来任教这年招收的这个一年级,后来听说这个班级在没有老师教的情况下,在学校“放养”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后,学校又找到刚刚辞退回家的父亲,让他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担任民办教师,于是父亲带上我(如果父亲这年不回到这所学校教书,我肯定也是还不上小学的)到了这所学校,在学校的办公室里,父亲向学校负责人问道:“黄老师,有没有教材了?有的话我给我家这点儿人也来读起算了。”当时恰好也有教材,我用一个红色网格的袋子提着几本教材就跟着父亲进了教室,在讲台上,父亲问我想跟谁坐一桌?我当时很腼腆,也许是不知道要跟谁坐,也许是不愿意说出跟谁坐,还伤心的哭了一场……

        我上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此时大哥小学毕业(大哥19岁小学毕业)两三年的样子,在家务农;大姐18岁,正读着初中二年级;二姐16岁,读着小学五年级,在艰难的生活困苦中,我度过了小学六年时光,1991年9月,我上初中,第一天就是母亲和大姐,还有一个家间的姑爹送我到外学区的保场中学就读,姑爹和刚刚大学毕业的班主任老师为我铺床整得满头大汗(由于床板是从姑爹家带去,大小不合,需要用刀反复劈)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就读师范的第一天,是母亲一个人送我去的,母子俩开学的头天就坐班车到保山的表姐家住(表姐当时在外贸公司工作,离师范学校只有一两百米),从客运站下车到表姐家大概有两三公里的路程,我背着个大包走在母亲前面,接近57岁的母亲挑着担子,在我后面一路小跑(当时我16岁,个头1米52,劲也小)……现在想来当时的我还真有点不懂事。

        在父亲送上山的第二天,召开了有舅爹、姑妈家招赘的儿子、家族间的叔父们等参与的家庭会议,主要商议这个由一个寡妇领着四个孩子的家庭接下来怎么安排生活的问题。舅爹提出的想法是:让读初二的大姐和小学五年级的二姐都辍学回家,只保留我一个人继续读书的资格。最终母亲没有采纳舅爹的建议,而是咬紧牙关,最终让大姐二姐都把初中读毕业,直到她们没有考上高一级学校为止。

        其实父亲去世的那几年,我对父亲的祭日并没有记得,只记得母亲有一次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到,父亲是三月初六的死,初八的送(上山),于是我记下了母亲聊天的这一瞬间,后来查了日历,才在笔记本里记下了父亲的阳历祭日。这几年我偶尔对母亲“考试”,问及父亲的祭日,由于年事已高,母亲也记不起父亲的祭日了。

          我表姐(姑妈的女儿招赘在家)去世时,由于表姐的儿子教书,他的几位前去悼念表姐的领导我们互相认识,表姐出殡的头天晚上,在表姐的灵前,我跟这几位表侄的领导喝酒,母亲担心我酒喝过头,就催我回家,我在酒兴中给这几位表侄的领导介绍了母亲的年龄和生日。这几位领导说我让他们难堪了,原因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父母亲的生日……当时我还是由衷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莫名的自豪感。

        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邻村(其实这个邻村和我们我们村子都不大,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大生产队时我们两个寨子就是一个生产队)有一位老哥偶尔杀火烧猪串寨卖。一天,他挑着一挑火烧肉到了我们院子(我们院子有是七八户人家),他挑子里的火烧肉该给某家人卖几斤已分好(这是他根据对各户人家家庭人员的认识事先分好的),大家的关系已经到了卖肉的不问买不买火烧肉,买肉的不问价格的程度。只见他每家都拿了一份,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其中递给母亲的一份我记得有一斤。他说到:“叔妈(他对我母亲的称呼),这是拿到你家的,有一小斤”!母亲也没问多少钱,当时情况下,母亲口袋里不可能有钱,要等街天卖一点柴草才能筹到一斤火烧肉的钱。母亲懂得,多少钱一斤过后问问院子的叔父们就知道了,问卖肉的多少钱反而显得不好。卖肉的老哥走后,母亲跟我们谈及:这就是会做事的表现,没有因为你父亲不在世了担心拿不出钱而把我们家隔着(单独不给卖肉之意),既然人家这样做事,我们要尽快把肉钱凑给人家,不能拖太长时间。

        去年在街子遇到这位当年卖肉的老人,我用车送其回家的路上主动提及此事,他记忆已不是那么清晰了,我向他表达了我对此事的清晰记忆,这样我舒服了很多。

        四、坚定信念

        信念有很多,理想的、生活的、工作的、战胜困难的……这里说的信念当然囊括这些。信念对一个人、一个家庭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信念生活将失去意义,人生也会变得浑浑噩噩……尤其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有没有战胜困难的信念决定着一个家庭或者家族能否“挺过去”。在我的家风中我感受特别明显。

        小时候,特别是父亲过世后的艰难年月里,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干竹子扭出水”。每当在短时间内需要办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母亲总对我们说出这句话。现在想来,这句话可能是我参加工作以前家庭生活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母亲的这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家族里有一位憨厚老实的叔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七八家人的院子里,叔父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叔妈,比我的叔父还要憨厚,可以说智力极其低下。他们夫妻二人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我小一岁,可以说是我的同龄人,小女儿比我小六岁,在他们的大女儿十岁那年,我的叔母就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那时他们家只有三格毛草房,而且还经常漏雨(其实我们很多家庭都是茅草房,只是格数比他们家多一点),其中一格是一家四口的住房,中间一格是堂屋,虽然是堂屋,但门也烂了,里边放着的是一些毛草之类的杂物,还有一格是养牛的圈,猪也很少养得起,偶尔与别人租养(与别人租养母猪,每生一窝小猪,把最大的那个猪崽作为租金给母猪的主人)一个老母猪,也是与一条老水牛关在这格圈里;有几年,他家的厨房只是设在他亲哥哥家的茅草房端头的屋檐下,后来又用油膜毡盖了一个门面也没有的片厦作为厨房。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位叔父起早贪黑,每当天亮我们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上割了一挑草回到家。我们常常被他挑着草回到家发出的声响惊醒而起床,似乎他挑草回到家发出的声响就是我们起床的铃声,这是童年对这位叔父最深刻的印象。即便是在他爱人失踪后,一个光棍男人领着两个女儿生活的艰难岁月,他依然对生活保持着那样燃烧的激情。

        现在叔父的大女儿嫁到江苏,二女儿招赘在家,已盖起了两栋民房,生活很是幸福。我经常思考叔父为什么在生活最艰难的岁月会有那样的激情和干劲儿,也经常幻想假如换作我是他的处境,可能挺不到今天。直到两三年前才找到自认为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对生活充满坚定的信念。虽然叔父憨厚老实,不会表达,但在最艰难的时期他内心肯定在想、在自我对话:总有一天,会有出头的日子;等两个女儿长大了,生活肯定会好起来的……只是今天的生活要比他当年的憧憬要幸福得多!


                                                    杨光荣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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