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王春是我的初中同学。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今年春节,他突然回家打点事务,又匆匆赶回昆明的公司。

      临行前,约好与我见上一面。那天,我早早地来到昔日就读的毛坦中学。他从出租车走出,穿着一身纯蓝色羽绒服,手拎一只不算大件的带轮的旅行箱,身子胖乎乎的,两鬓起了些许白发,双耳夹着一只大耳麦。若非听见他喊了我的名字,我还不敢相认,我踏步向前和他握手寒暄问候。

      他走路不紧不慢,说话间,总是把头抬得老高,不和我的目光正视。关于这点我对他一直有看法,对老同学至于这样吗。

      我们一起走进母校。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昔日的矮砖瓦房变成了高楼大厦,教室和教学大楼的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学生上计算机课的电脑刷刷新,而且一人一台。我们真羡慕啊!我说,王春,你还记得我们读书的那些事吗。他想了想,慢悠悠地回答说,有的事早已模糊,有些人依然铭记。我点头说也是如此。

      三十年前我在毛坦中学读书时,教室和宿舍简陋得不得了,电灯的光线非常暗,停电也是常有的事。王春家境特困难,父母早逝,从小跟着他哥过日子。

      王春有点小聪明,就用墨水瓶自制一个煤油灯,用棉线做灯芯。在点燃的煤油灯下看书,灯光随风飘动,光线忽明忽暗,刺激眼睛的瞳孔,时而放大时而缩小。虽说条件苦,但学习的热情不低。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正规编制的教师不多,多数是代课老师。数学老师是刚高中毕业的男青年,他姓刘,我们都喊他叫刘老师,人高大,长得一副鹰钩鼻,颇具老外的模样,而且脾气好,不和学生闹别扭,不骂学生,更不会用板子抽打手心。

      我们特喜爱和他套近乎,喜欢听他的数学课,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一贯很好,这都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得体。老师认真教,学生用心学,成绩哪有不好的道理。可是好景不长,初二上学期,刘老师生病不能给我们上课,这可急坏了我们,多方打听,都说以后付老师走了,不会回来了。

      我们的数学课由一位刚从本校毕业的高中生承担。他上的课我们不愿听,因为他教的方法我们接受不了,听不懂。渐渐地大伙就失去的了兴趣,有的开小差,有的做小动作。全班的数学成绩是一落千丈。

      那时,因为教师少的可怜,代课老师经常走马灯似地轮换,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成绩时好时坏。有几个尖子生成绩还是不错的,平时也很用功。王春的成绩就不错,晚上自修课之后,熄灯了,可王春仍然不放弃一切可能加班加点的机会。他想出一个妙方,从一位老师那里借了一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 ,用被子蒙住光线,连脑袋也缩进被子里。有时,不留意偶尔透出一丝光线也会被执勤的老师逮个正着,书当然会被没收。

      王春被老师发现后,第二天,班主任在上课时,书还到他手里,老师不仅没当成批评的反面教材,相反还成了班里学习的榜样,老师决定把它树立为学习标兵,要求大家学习他的不怕苦不怕黑的精神。我们都傻了眼,这也不见得是坏事,王春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可是顶呱呱的。当时正学几何证明题,当老师把题目抄在黑板上后,我们先仔细思考几分钟后才鼓起勇气,或举手或上台用粉笔答题。可他把题目刚瞅完,就立即会给出作答的手势,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早就应声道出了证明的全过程。这真是一个数学奇才!

      王春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也变了。那年,学校组织举办了一场演讲会,两位河南大学的教授,也不知道学校是如何邀请来的,其中一位女教授所讲的内容,如今仍记忆犹新。

      一开始,这位教授大夸特夸我们县城种植的香泡特香,然后,就着重讲了她女儿的性格特征,大都逃不出“个性解放”这个词,如说她女儿非常喜欢穿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连衣裙”,后边没有纽扣,又是吸引眼球的红色,的确在当时极为流行。当年,有一位作家曾发表了一部小说,这位作家就是当时刚当选的我国作协主席------铁凝,那部小说想必知道的人不少,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不久被拍成电影,叫《红衣少女》。那时人们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意识还比较淡薄。16岁的小女孩安然喜欢踢足球,喜欢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自由地穿一件自己喜欢的红衬衫,这些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根本算不上是个性独立,可王春自从听了这次讲课之后,似乎变了个人,想法变了,模样也时髦了,安然的独立人格和困惑也许正是他的迷茫。

      王春成绩好,篮球打得出色。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区教委点名要求我校组织篮球队参加县中学生篮球赛,王春可激动了,连蹦带跳地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直奔县城而去。因为第一次来到县城,看到大街上美眉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披着长发,穿着漂亮的衣裙,从眼前忽悠而过的美女,王春那个羡慕啊!嘴里一直念叨:回去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也娶个城里穿着红色衣裙的姑娘。

      篮球赛开幕前的一个晚上,区教委领导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宿舍里开动员会,正好从隔壁池淮乡赶来的初中女队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一个礼拜的相处之后,王春认识一位高挑的女队员,这位队员也穿着一袭红色连衣裙,一来二去,对上眼了。临别时,他俩留下了互相交往的邮戳地址。回校后,他们在信件中互诵衷情,不亦热乎,他们来往的信件被传开,一传十,十传百,转眼流进了校长的耳朵里,这可不得了。

      学校里怎么可以谈恋爱呢,这成了一件轰动整座校园的大事,闹得沸沸扬扬,王春差点被开除学籍。校长坐不住了,终于召集班主任开会,把王春狠狠批斗一番,他也低头承认了过错,表示不再犯。后来,听说还写了满满三页书面检讨书,这才过关。

      鸟羽翼丰满了,总会从林子里飞走,人长大了总会远行闯荡。一些人,一些事,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着,翻着,早已淡忘了。浮现在脑际挥之不去的印迹,即便是短暂的瞬间,也会刻骨铭心。比如我和王春三十年后的约见,我就把它存放在我的空间里,并取了个题目《王春离别之昆明》:

万语千言终难叙,

三十余载岁月悠。

此别应是长久日,

长鸣一声送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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