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典哲学

希腊古典哲学以雅典为中心展开，辐射希腊本土各地与东西部殖民城邦。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和繁盛文化，促使希腊哲学关注研究人和社会、文化问题。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转向希腊古典哲学的标志，首先是兴起智者运动，这是西方最早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智者是收费授徒、教人辩论、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人士，在发展修辞学和语言学颇有贡献。他们的哲学思想已破除神主宰人的传统观念，认识到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人，甚至已提出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智者派有两重性，他们起过人文启蒙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他们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宣扬感觉相对主义。在城邦争霸、利益纷争的社会背景中，一些智者还论证幸福就是实现自我欲望的快乐、强权即正义、弱肉强食为自然法则等情感主义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霸权政治原则，这些理论被从事侵伐争霸的城邦统治者所奉行，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有些后期智者则将诡辩术玩弄成反逻辑的诡辩术。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建立起博大精深的理性主义哲学，他们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从哲学、伦理道德和逻辑等方面，批判智者派否定知识与真理的确定性，扰乱与败坏道德价值。他们总结、反思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文化，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鼎盛的高峰。

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研究生活、善和恶，建立一种人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他发展了一种逻辑分析的对话辩证法，这是奠立西方分析理性传统的重要环节。

柏拉图继承并发展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进而构建精致的理念论哲学体系，从研究伦理知识扩展为研究全部存在的知识，研究自然、社会和各种文化，提出多种别具一格的学说，包括理念论、伦理道德学说、国家学说、法哲学、宇宙创生论、教育哲学、修辞与语言哲学思想、审美与艺术哲学思想，等等，几乎论及当时的全部精神文化。

亚里士多德更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他几乎系统研究了当时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各门知识，各有系统的理论建树，使它们初具学科形态。他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希腊古典文明的全面总结和最高精神文化成就。他批判地总结了泰勒斯以来的各派希腊哲学，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分道扬镳。他注重经验与理性结合，从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建立严谨、深刻的哲学体系，体现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

在苏格拉底之后，他的一些弟子从不同角度发挥、修改他的学说，衍生出三个小苏格拉底学派，即融合爱利亚学派哲学并有逻辑思想建树的麦加拉学派，奉行禁欲主义的昔尼克学派，宣扬“幸福是快乐”这种情感注意道德的居勒尼学派。他们对“善”各有不同的阐发，表现了在那个城邦危机时代哲学与伦理思想复杂多样的局面。这些学派对晚期希腊罗马哲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希腊古典哲学从总体上看，有以下五个主要的理论特征。

第一，从智者运动的人文启蒙，经过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走向哲学的体系化建构。哲学的主题已不局限、停留在早期希腊哲学所探讨的自然的本原上，而是通过形而上的思辨与富有逻辑分析的精神的“辩证法”，探究存在全体的本质，建立更为开阔、更深层次的哲学范畴体系。

第二，突出对人和社会的哲学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成为希腊古典哲学的显要内容。在人文启蒙运动中突出了对人的价值的研究，而城邦间的政治斗争也早就促使智者们研讨政治伦理原则和情感主义道德论。

第三，自然哲学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更为深刻、充实与系统化，成为不同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有科学理性的内涵。随着这一时期对自然探究的深入和自然科学知识趋向系统化，随着科学知识中逻辑思想的不断积累直至创建逻辑学，自然哲学中体现了较浓烈的分析理性精神，并有了构建证明知识系统的科学方法论。

第四，早期希腊哲学的认识论思想，特别是对人的理性思维的探究是较为薄弱的，希腊古典哲学则大为加强了认识论方面的研究，对人的认知过程细加辨析，并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形成较为严整的不同的认识理性，这成为不同哲学学说的重要方面。

第五，将宗教哲学化，在哲学中包含着浓重的理性一神思想。在早期希腊哲学中爱利亚学派和恩培多克勒只有粗糙的理性神思想。这一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主要哲学家在他们的哲学学说中以不同方式从理论上抨击、批判了拟人化的传统多神教，以不同的哲学思辨方式确立了理性一神。

智者运动

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的半个多世纪，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城邦，出现了一批智者掀起的思想运动，它开启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向希腊古典哲学的转折。智者运动是希腊民主制全盛的思想产物，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人文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虽较庞杂，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派，但有大体可追溯的哲学思路。它自身也是演变着的，有两重性。前期的智者运动顺应民主制时代的潮流，提出关于人类社会、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神关系、个人和城邦关系以及道德评价等一系列新观念，提高了公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文化繁盛，它促使希腊哲学开始将人和社会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吸纳了较浓烈的人文精神，可以说对希腊古典哲学起有一种“催生剂”的作用。智者运动本来就包含着感觉相对主义、伦理价值相对主义等消极的思想内涵，随着民主制度趋向衰落，后来的智者将其吹胀，泛滥成为社会政治与道德秩序混乱的一种思想根源；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在批判智者运动的负面思想中建立自己的哲学，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全盛的高峰的。因此，无论就正负面意义而言，智者运动都是开启希腊古典哲学的重要环节。

智者的含义和智者运动的演变

“智者”一词的希腊原文意思是指“有智慧的人”、“贤人”、“聪明有才能之人”，哲学家即“爱智慧者”也是从该词扩展而来的。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对兴起智者运动的智者则有了特定的含义，专指起初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一批收费授徒，传授论辩术、演说与诉讼技巧、修辞知识和治理城邦知识的职业教师。

雅典从梭伦起就开始重视教育，到公元前5世纪初已形成一套按不同年龄的分级和分科教育，而到伯里克利时代，这种分级分科教育已不适应雅典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迫切需要演说、论辩、修辞、诉讼与从政的能力，要求一种研讨型的高等教育，探究与传播语言、政治、伦理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知识，智者运动应运而生，智者们就是当时研究型的高等教师。

智者运动兴盛期涌现了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等富有才智的名士，对推进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时，在希腊和雅典社会曾盛极一时的智者运动明显地衰落了，这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制蜕变是密切相关的。

智者运动中的感觉相对主义理论原则的消极面，在民主制衰变，希腊城邦相互讨伐、争霸争利的社会情势下，得到恶性发展。智者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恶性表现与后果有三：（1）为当时在希腊世界中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普遍出现的煽动民众的蛊惑家提供思想工具，用所谓“强的论证”煽惑群众，达到个人的目的，获取自己的私利，并加速了法律与真正的城邦民主生活准则的瓦解。（2）宣扬“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弱肉强食的歪理，为当时希腊城邦间的侵占伐掠、军事征讨提供理论根据，对全希腊的政治秩序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3）以相对主义的情感道德论、宣扬幸福与德性就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快乐，搅乱了社会伦理与道德价值准则，对当时希腊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负有一定的责任。

实际上，智者是启蒙的人文主义者，又是这种人文精神的自我破坏者；他们可被看作包含积极的启蒙肯定因素和消极的自我否定因素这两重性的、松散又演变的哲学学派。

智者运动的主要哲学论题

智者们在内容宽泛的论辩与研究中，实际上探讨了不少哲学问题，表现了他们有着两重性的哲学思想。智者们研讨的哲学论题主要有以下四个：

第一，以人为中心的存在论。他们的哲学纲领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的领袖普罗泰戈拉一反早期自然哲学的传统，强调人才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就开启了哲学的重心从自然向人转移的先河，并且揭示了在自然与社会人生中，神并不是人的统治者、支配者和裁决者，人才是存在的中心，是规范自身、决定自身命运的主人。

第二，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这是贯彻于智者运动中的一场重大争论，是对智者的各种学术有广泛影响的哲理之争，涉及自然和社会的区别、人和社会的本性、法律和伦理规范的本性乃至语言的本性等重要问题。约定论主张人和社会、城邦国家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神所先天决定的，而是后于自然人为地形成的，城邦的一切政治法律体制和伦理道德规范都是约定俗成的，有某种契约性，因而对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传统的城邦体制与法律、惯俗，人们有权、有理由做出变更。自然论则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皆应符合人和社会的自然本性，政治、法律和习俗规范都应有益于社会的自然本性即正义，应有益于改善人性，因此对那些成为这种“自然”本性的桎梏的法律和习俗，对那些不符合城邦正义和公民的自然要求而任意指定的法律，都可以更改。由此看来，自然论和约定论两派虽观点不一，但都为改革、变更陈旧的传统体制与规范提出了理论依据，都有积极意义；但自然论和约定论也都蕴涵着消极面，它们后来在民主制蜕变、城邦间的征伐争霸中恶性膨胀，成为迎合统治者意志的理论依据。

第三，关于社会进化和人神关系的思想。在智者运动之前，希腊人一般持有城邦与社会由神主宰的观念。智者运动则萌发了一种历史进步观念，也用神话形式，认为人凭其自身的本性，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依靠神赐的人的智慧，发明语言和各种技艺，得以生存与发展。这种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也是民主制的一种理论根据，并为希腊古典哲学深入、细致地研究城邦与社会的演进开了先声。

第四，相对主义道德价值观和情感道德论。德性、美德的希腊文原意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良特性、品性与功能”，后来逐渐专门具有伦理意义，指“人的优良的道德品性”，有所谓希腊传统的四主德：节制、勇敢、友爱、正义，它们都是神赋予的。智者运动则强调这些德性是人自身具有的，靠人自身的感知与体验来评判正当与否、善与恶；而且美德是可教的，靠人自身能传授的。他们在伦理道德领域也贯彻一种感觉论相对主义，认为各种德性是约定俗成的，可以因人因事而异，发生有益或有害的作用；道德价值完全是不确定的，没有普遍的标准，人的幸福和善恶是由快乐与痛苦等情感所支配和评判的。

智者运动在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

智者的学说促成了希腊哲学的重大转折，也就是突破了早期希腊以探究自然本原和宇宙生成论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哲学，开阔了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的新的哲学领域。智者和批判他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没有智者也就没有后来希腊古典哲学的鼎盛，智者运动在哲学史上的积极作用与应有地位是不能抹煞的。随着雅典帝国和民主制的衰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乱日益加剧，城邦奴隶制危机日益严重，智者思想的消极作用也就日益明显。智者提倡的感觉论相对主义、怀疑论和强权政治伦理、情感道德论，助长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社会风气的堕落。当时需要一种以追求普遍真理为目的的理性主义哲学来取代他们，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历史使命。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还是延续了智者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方向，而且智者的思想也从反面启发和引导了他们的哲学建树。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前420）

普罗泰戈拉是智者运动的奠基人，是前期智者运动中最负名望的领袖。他的学说富有人文启蒙精神，强调人为万物的中心，主张素朴的社会进化观，大胆提出疑神论，并为智者运动确立了感觉论相对主义的哲学主调。

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也集中体现了智者运动的基本哲学取向。这里所说的尺度是指知识、认识的尺度即标准，所说的整体人类和个体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感性的人，在感知活动中认识、体验存在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人。普罗泰戈拉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对万物认识的尺度，既是对存在事物如何存在的认识尺度，也是对非存在事物如何不存在的认识尺度。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较为准确的：“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是说正在认识或正在感知的人，因为他们有各自的知识或感觉，所以说知识和感觉是对象的尺度。”这样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命题既突出人是行动与认识主体的人文启蒙意义，又因将人的认知尺度局限于个人的感知体验，缺乏理性支柱，而不可避免地滑向相对主义。

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毕竟建立在主体感觉与感性体验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知识只是一种感性的体察，抽象的理智不能尺度存在、把握真理。感觉论相对主义的命题会导致否定客观真理，主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立说法可同真。这种正反题都成立的主张，认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基于感觉的一切说法也都可成立。由此可见它蕴涵着后来智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随心所欲、为我所用的危险性。

普罗泰戈拉的命题在社会、思想文化和哲学思想上，都有激进的反传统意义。当时保守的贵族派政治势力和旧传统习惯，总是抬出神主宰一切来反对变革，在之后的一个长时期中，希腊世界也仍普遍将神看作是真假、善恶、正义和不正义的裁判者。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正是高扬了民主制时代一个人文启蒙的伟大主旋律，这样，以往的一切标准和教义都得在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希腊人面前重新接受审查，辨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个思想主旋律为前期智者运动提供了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

关于社会的演变，在智者运动之前，有三种论说：（1）赫西奥德的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铜铁时代的历史退化论；（2）恩培多克勒附会奥菲斯教教义，提出在爱与恨轮流主导下的历史轮回论；（3）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表现的由某种奥秘力量支配的历史的观念。普罗泰戈拉则假托神话方式，提出人类自身从野蛮向文明进化、城邦起源和城邦秩序依凭伦理原则的思想。这种素朴的社会进化和历史进步观念在当时很了不起，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伟大觉醒。

他在讨论美德能否传授时，假托神话故事，实际用深刻的哲学思维与隐喻语言，以较长篇幅阐述了人和社会进化的思想。概括其内容，可以述评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依靠拥有的技艺从野蛮向文明进化。正是因为人掌握“火”的自然力和拥有劳作的技艺，并发明人际交流、产生思维的语言，才有人兽相别，人从而进向文明。

第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城邦的起源。普罗泰戈拉认为，人从分散的个体变为群居，结成城邦这个共同体，是为了免受野兽侵害与自保；而城邦社会秩序是为了免除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互相侵犯而形成的，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正义的伦理原则之上的，这才可能有城邦人员的团结和友爱。

第三，在伦理原则和法面前人人平等。普罗泰戈拉认为正义和相互尊重是人皆天赋所有的伦理德性与政治智慧，不是少数人垄断的，人皆有权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实现这种性能；人人都得服从正义和相互尊重的伦理原则和据以制定的法，丧失德性、违背伦理与法的人就不得在城邦社会生存。

疑神论思想

普罗泰戈拉从感觉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思考人神关系，提出神不可知的疑神论思想。既然只有短暂人生的人感知、体验不到神的真实形象，不能知道神是如何存在或不存在的，就只好将神的问题悬置起来。他悬置了神，在现实生活中就突出了人，实际上强调了人不应该被那不可知、说不明道不白的神所支配与主宰，人应是生活的中心主体，完全可以自决一切事物。

情感道德论

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主要是人的感受、体验所造就的的一种情感。如他认为自信作为一种能力既来自技艺，也来自狂热和激情等情感，勇敢则是灵魂的天赋性能。他主张情感性的道德是相对的，善恶好坏的标准在于个人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和体验，虽然有些快乐是恶，有些痛苦是善，还有些快乐和痛苦是非善非恶的，但总的来说凡快乐的事情是善，痛苦的事情是恶，快乐和善是同一的。个人情感可因人因事而异，闪移不定，情感道德论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从而强调道德价值的不确定性，否认普遍的价值标准。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3～前375）

高尔吉亚也是前期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他是当时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大师，他的焕发文采与论证力的演说颇有反传统精神；在哲学上，他以怀疑论式的思辨论证否定爱利亚学派传统的“存在”论，实际上是否定、摧毁当时希腊自然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从反面来张扬智者运动以感性的人为中心的相对主义。

他在名为《论存在或论自然》的著作中力图建立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存在某物，人们也不可能把握；第三，即使把握了，人们也无法加以表述，告诉别人。”他接着详细介绍了这三个命题。由此可推测，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的哲学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前者着眼于从正面“立”人才是存在和非存在的尺度，后者着眼于用严密的反证法“破”爱利亚传统的存在于真理观，也是为了肯定感性的人才是判断万物的唯一尺度。高尔吉亚按照爱利亚学派的思辨方式，推论出和爱利亚学派完全相反的结论，攻破了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原理。

第一个命题：“无物存在”。

爱利亚学派凭借思想辨论万物的本质只有一个抽象的“存在”，“非存在”是不可能的；高尔吉亚则用类似的思辨方法，以一系列反证，推出这种“存在”远离不成立，会陷入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和非存在搅混在一起的自相矛盾。

第二个命题是：“即使存在某物，人们也不可能把握”，也就是不能被思想。

他认为人们能设想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批判巴门尼德用能被思想来规定抽象的“存在”，由此又推出不能被思想的就是非存在，都是荒谬的。这种只能被思想的存在其实是不能被认识的。二是认为感觉才是判断万物现象的尺度，真实的东西只是可感觉的东西，感觉才是人们的信念真实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思想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并不能作为存在和非存在的标准。他的见解其实和普罗泰戈拉的感觉论相对主义是一致的。

第三个命题：存在“即使把握了，人们也无法加以表述，告诉别人。”

高尔吉亚的这个命题论证的要义是：语言既然不是外在于人的真实存在，它就不能表述存在物，也不能作为对存在物的认识传达给他人；存在物只能相对于感觉存在，只能被感觉把握，语言和感觉是异质的，因此它也不能表达与传递感觉和相关的外在对象，反倒是语言要靠感觉外在对象来表现；语言本身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可感知的东西，但和日常的感觉不同，这种特殊的手段的对语言的感知，并不能表述、传达存在物和人的感觉、体验。

关于高尔吉亚的上述三命题的论证，古代学者并不将它看作只是宣扬演说和论辩技巧的修辞写作，而看作是代表他的观点的严肃之作。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作为希腊哲学史演进的一个环节也是有历史意义的。他实质上触及或提出了一些重要哲学范畴的关系问题，包括存在与非存在、思想与感知、语言与认知、语言的指称与意义等等，都是后来的希腊古典哲学神话探究的内容，如后期柏拉图就论述了存在与非存在、一和多、动和静等的辩证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尔吉亚这个否定性中间环节，也就难以有柏拉图的辩证法。

其他智者

智者运动从前期到后期的演变中也有一些其他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倾向的变化和雅典民主制的衰变有密切联系，从中可看出智者运动从倡导人文启蒙、护卫民主制到人文精神衰落、嬗变成为强权政治辩护甚至流行诡辩之风的轨迹。他们的思想活动也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视，或有所肯定、吸取，或作为批判对象而在破中有立，所以他们也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一个演进环节。

杰出的修辞学家与无神论者普罗狄科（Prodicus）

希腊语言学理论成形归功于普罗狄科，他深有研究的是关于名实关系的“正名”说和词义辨析说。普罗泰戈拉最早强调了“正名”，主张名称要和它所表达的对象相符，即名实一致。普罗狄科则更精细地从词义辨析的层次深化了“正名”研究。用当今分析哲学的话说，就是将指称和意义紧密结合起来考察名实关系，认为只有精确地辨析名词的意义，才能准确地表达指称对象。他强调词义辨析确切才能做到用词精当。

他在希腊最早研究了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建立了关于同义词、近义词与异义词等的学说。他从语言层面深入研究“正名”和词义辨析，可以说是西方最早涉及指称和意义的研究，有哲学的价值和影响，对后来的苏格拉底探讨语言哲学、柏拉图的理念的意义分析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范畴论都是具有启迪作用的。

自然论民主派智者希庇亚和安提丰

希庇亚（Hippias）主张只有体现自然的法律，特别是符合自然本性的未成文法，才是正义的。未成文法有较多的道德内涵，在他看来更体现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他更推崇未成文法。他强调法律应出自人的自然本性，实质上触及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主张法律应确立在体现人性的道德的基础之上，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

他更坚信，自然论符合人性，使人们亲善，而出于约定论任意立法，则暴害人类。强加于人的法律，使人类分裂，有害人的自然本性。他说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的事物及其性质，而且更普遍地泛指全宇宙的事物和人的本性。他批判现实的法律弊端、缺陷太多，必须根据人的普遍的自然本性，代之以全人类共同的法律，即“不成文法”，也就是“到处都一致遵守的律法”，所有人都一样的法律。

还有一位重要的自然论智者是安提丰（Antiphon）。

安提丰坚决主张自然论，反对约定论。他认为语言也有其自然本性，语言指谓对象及其意义不是人为约定的，因为语言有其自然形成的规则，是由一种出于自然的“习惯”建立起来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以自然论阐发了一种法哲学思想。其要义有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律令高于人为法律，正义的法律应根据“自然”的律令而形成。

第二，批判人为约定的法律违背自然，危害于人。

第三，主张人皆有天赋平等的自然本性，这是自然律令的基本规定。

宣扬强权即正义的智者塞拉西马柯和卡利克勒

雅典民主制衰落后，希腊城邦内部强横者篡权，诸城邦间以强凌弱、掠灭对方的事件层出不穷。智者运动也走向乖变的末流，鼓吹强权即正义的论调甚嚣尘上。

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也以自然论为根据，却不认为人皆有天赋平等的自然本性，而主张人的天性是不平等的，强者统治弱者是自然法则，服从强权统治就是自然的和谐。他在和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正义时侃侃而论：每个城邦的政府都是谁强谁统治，强者的利益就是城邦政府统治者的利益。他的这种正义观在当时的智者派中被奉行，也被当时许多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所奉行，成为他们实行强权政治、从事阴谋党争以及征服与奴役其他城邦的一种理论依据。

卡利克勒（Callicles）同样宣扬这种极端的自然论，并更露骨地反对有民主启蒙精神的约定论。他主张：“自然本身显然是让强者超过弱者，让一些更好的人拥有高于不好的人的利益，认为这才是公正的。综观一切动物以及一切城邦和人都概莫能外，所谓正义，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强者的利益”；而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美德与幸福。这种宣扬弱肉强食的原始“生存竞争”观念和个人欲望支配一切的情感道德论，正迎合了当时动乱中强邦奉行霸权主义、仗势蹂躏弱邦的政治需要。这也表征着智者运动的没落。

智者运动的末流还表现在他们将本来有语言学和逻辑学意义的论辩术，变成了完全是玩弄语言游戏、反逻辑的诡辩。总之，智者运动已走向反面，在哲学、政治、伦理道德与修辞论辩上都已尽失人文启蒙精神，而为当时城邦社会与道德风气的败坏起了思想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批判智者中推进希腊古典哲学，是必然而又必要的。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69～前399）

苏格拉底是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全盛高峰的开路人。他和智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主要研究人和社会，特别是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他在批判智者的感觉论相对主义中，大力开创理性主义哲学。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达成希腊古典哲学最光辉灿烂的全盛。他倡导的理性主义传统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主流，一直影响着西方文明进程。

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

希腊哲学的重心从研究自然到研究人和社会的转折，是由智者运动开启的，但他们的研究立足于感觉论和相对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不确定性与消极后果。将这种转折建立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真正完成从自然到人的哲学变革的，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以智者思想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表现了希腊人文启蒙进程中两种对立的哲学观：（1）两种人的哲学。智者所说的“人”是只有自由意志的“自我”个体，只凭个人的感知经验、欲望和利益评判存在，活动行事，没有确定、合理的价值标准。苏格拉底要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人”。苏格拉底所说的“人”是理性的人，以智慧和道德为其本性。（2）两种知识观。智者以相对主义感觉论去理解知识即技艺，囿于狭隘的个人感知经验，缺乏理论的建设性，有破坏传统观念与习俗的作用，却不能反思人的理性思维，不能提供坚实的知识论或科学方法论。苏格拉底则已进展到反思人的理性思维本身，深刻指出知识必当探求事物的本性、本质和原因，着力于考察人的逻辑思维，为人类知识的长足发展和哲学系统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3）两种道德观。智者以追求现实利益作为人生目的，以满足个人欲望和利益作为道德的自然法则，不承认超越个人功利的价值追求，也不承认有社会整体的道德原则。苏格拉底主张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追求正义和真理，要在理性主义基础上进行道德“正名”，探求人的道德本性，确立和谐有序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他要统一知识观与道德观，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4）两种政治观。智者强调神人分离，主张社会政治是人的事务，这对希腊城邦摆脱贵族统治和神权政治、建立民主制度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没有为巩固与发展民主政制提供坚实的政治理论，后来宣扬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更迎合了政治野心家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苏格拉底则主张一种以知识与道德为本的政治论，强调政治并非权术，而是一种知识即技艺，它根植于道德，政治统治应着眼于尊重知识，弘扬道德，使公民灵魂向善。在西方哲学史上他首先提出政治学应当是同知识论、道德论相互贯通的一门专门学科，是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理性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与方法

苏格拉底建立人的哲学，并不只是宣述一些道德教义，而是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与方法，具有深刻的存在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他的哲学基本原理，既是一种道德形而上的探本，也贯穿在他的多重具体哲学思想与活动中。他的基本哲学观念与方法，主要是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普遍性定义和“理念”的雏形

苏格拉底的对话往往为一些概念正名，如什么是勇敢、友爱、自制、虔诚、正义、道德、美，等等，这就是概念的定义。

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我们假定自己知道美的标准，这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说某物更美、或者某物不那么美的时候，已经暗示出存在着一个标准。完美的线和完美的圆在我们经验的范围内是找不到的，最多只是接近于线或者圆的定义而已。因此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经验当中不完美的、可变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普遍的概念。”

普遍性定义指概念的定义有普遍性、确定性和规范性。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也是直接针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而发的。苏格拉底用逻辑方法对事物做出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揭示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澄明概念的确定意义。他在概念定义中探求的“普遍性”，不是一类事物的表面的共同性、相似性，而是一类事物的“本质特性”、事物的“本性”，它是一类事物成其所是的原因，对事物的存在具有因果必然性。他的普遍性定义并不限于道德概念的定义，而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那就是以理性去把握一切存在事物的普遍本质即原因。他在定义活动中使用了种种推理和证明的逻辑方法，主要是一种归纳论证。他要求对话者提供某种美德的定义，对话人往往将特殊事例当做定义，或者提出一些过于偏狭或宽泛的表面说法；他在比较分析中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放弃错误定义，引导其从部分到全体，从特殊到普遍，归纳出某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达到多立斯人常说的“辞事相称”。

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同柏拉图的理念论之间有必然联系，这不仅在于普遍性定义为柏拉图形成理念论提供了逻辑手段，更在于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中所阐明的存在事物的普遍本质已是一种绝对的实在，可以一以贯之、由此达彼地过渡为理念，直接激发理念论的产生。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探求存在事物的普遍本质，虽和流动变易的现象有所不同，但他还没有将这种绝对实在和感性事物分离开来，成为另一种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就蕴涵在感性事物之中，事物和它没有“分有”的关系。

然而，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已是理念论的雏形。说它还没有完全实体化，是因为这种雏形还蕴存于特殊事物之中，没有成为独立的实体从而使世界二重化。但在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中，理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如在《欧绪德谟篇》和《大系庇亚篇》中，他已用了“美自身”的表述，说普遍性的智慧、善、美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柏拉图中后期对话中经常用这种方式表述理念。而且，苏格拉底自己也已开始用“理念”、“型”指称他的定义中探究的那种普遍本质。命名者不论是在这里或外地，不论以哪种语言文字为事物命名，只要是根据这种事物的“型”，他的命名就是正确的。能够认识事物的“理念”或“型”并以此为事物命名的，被他称为“辩证法家”。

二、善与理性神

苏格拉底从寻求普遍性定义出发，探求世界存在的最普遍的原因，提出“善”是世界万物最高、最普遍的本质，是一切事物的最好的范型，是它们追求的目的。他说的善，不仅是伦理范畴，也是本体论范畴，适用于一切存在，它既有目的性，也有功能性。这种世界的终极原因的善，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本体，是唯一的理性神，是依凭人的理性探究世界终极原因与目的的结果。

苏格拉底将他要建立的人的哲学，最终归结为关于善的知识，在讨论各种美德的定义时，最终也都说是善这种最高、最普遍的定义决定了自制等美德。善不仅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也是安排世界万物合理有序的目的性的宇宙理性，宇宙万物的终极目的因。这实际上就是他引进的新神——理性神。他的善是宇宙最好的普遍秩序的思想，吸收、综合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和谐结构论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有序安排宇宙的思想，不同的是融入了目的论思想和伦理内涵，并在希腊哲学中最先通过解释善的哲学含义，而将善归结为一种理性神。

苏格拉底将本体论意义的善等同于这种唯一的理性新神，他和最早萌发理性一神思想的爱利亚学派同样否定、批判希腊传统的拟人化多神教。然而，和爱利亚学派相比，他的理性神思想更为深化，有较浓重的哲学内涵与人性色彩。表现为三点：（1）他将本体论意义的善等同于这种唯一理性的神，使理性神思想和对存在的普遍本质的哲学思辨密切结合起来，使希腊哲学得以深入渗透宗教，并在哲学理论的层次改造宗教，最早开启了哲学神学的思想历程。（2）他将人的理智外化为抽象的理性神，肯定神赋予人追求知识、实现理智本性的主动性。他用“认识你自己”的原则代替神谕，突出了人在生活中的自主权，大大缩小了传统宗教中诸神支配和干预人生活的地盘和作用。（3）善也是实践理性的最高伦理道德范畴，它所表征的理性神有浓烈的伦理道德内涵，理性神不是超越出世的，而是入世的，介入人的伦理生活实践。

三、理性与知识

倡导理性和凭借理性获得的知识，是苏格拉底的人的哲学包括伦理道德学说的鲜明特征，和智者派的感觉论相对主义根本对立。

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本质是理性。苏格拉底有一段论证，说明“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自己的灵魂，而灵魂之所以是神圣的，就是因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他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比喻为使用者和使用工具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使用工具，灵魂是使用者，是统治身体的。

他将人分为三个东西：灵魂、身体以及由这两者结合而成的个体。他说身体不能是统治原则，它不能统治它自身，它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灵魂和身体结合起来的个体，人们将它看作“人”，也不能是统治的原则，因为其中之一是被统治的对象，所以不能参与统治。其实个体并不是人的本质，人的同一的本质只能是灵魂。

他认为当时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知识、智慧是流动变易的，而正确的命名与真正的知识不能从流动不变的印象得来，应来自确定的事物本性。他说：“如果万物都在变动，没有确定不变的东西，那便根本不能有任何知识，因为只有知识本身没有改变它才能是知识；如果作为知识的‘型’变化了，它就不再是知识。”他并不否定事物流动变易的现象，但认为知识应把握事物恒定的普遍本质，应是有确定性的，有常住不变的“知识的型”。

苏格拉底提出理性是灵魂中本质的主导部分，是获得自我知识从而切实获得其他一切知识的本源所在。这为他的知识论确立了理性基础，也开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为几个部分来探究的先河。

苏格拉底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范畴。它是灵魂的理性凭借寻求普遍性定义而来，它表现事物的恒定的普遍本质，具有确定性。当然，苏格拉底这里说的事物的实在、本质都得自他的普遍性定义，因而他否定实在与本质的可变性，否定知识自身也是可变化的、演进的。这有他的客观唯心论的偏颇。但他强调知识的客观实在性与确定性，这又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当时对他确立理性主义的哲学，对希腊科学知识的进步，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他强调“认识你自己”就是要有自我知识，人的理性活动就是寻求普遍性定义而获得知识，知识即美德，是美德的核心，政治也应是一种专门知识。可以说，新的知识范畴，是他的理性主义哲学的轴心。

四、辩证法

苏格拉底自认为他的哲学方法，就是通过谈话问答寻求普遍性定义、探究真理的方法。他在问答中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使对方承认并不断修正错误，从而引导其逐步认识真理，他喻称这是他的“助产术”。这是希腊原初意义的辩证法，但注入了辨证理性（思想矛盾运动）和分析理性（逻辑分析精神）相结合的新含义。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总是通过逻辑分析的论证，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从而逼使他们承认错误；也通过富有分析力度的论证，来探究确定的定义性知识。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作为“助产术”，实质上是用严谨的逻辑分析来揭示思想矛盾，来透析、贯穿思想的矛盾运动，来探究事物的本性即普遍的定义性知识。这是一种和分析理性紧密结合的辩证的思想矛盾运动。当时逻辑学虽未创立，但他的对话辩证法中实际上已运用了大量复杂、多样的逻辑论证方法，积累了远胜过先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逻辑思想。

赫拉克利特第一个认为对立统一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逻各斯”，发展出一种深刻的客观辩证法，但他的一些论断只是根据对事物现象的直观，还缺乏逻辑内涵的论证。芝诺的悖论则是一种诉诸理性思维的主观辩证法，在悖论论证的思想矛盾中触及的客观事物的矛盾，它们不是感官经验所能把握的，只有靠理论思维和逻辑推论才能认识。但他在逻辑分析的推论中却否定了客观存在的矛盾，否定了多和运动，所以在他的辩证法中分析理性和探究理性是分裂的，只是一种消极、否定的主观辩证法，不能成为探究知识的普遍方法论。智者派如普罗泰戈拉与高尔吉亚认为，对于任一正题的论证都可以提出一个反题的论证（逻各斯），即矛盾的“双重论证”，这涉及一种粗朴的二律背反，但他们主张这种矛盾的逻各斯无真假之分。他们也割裂了分析理性和辨证理性，否定了知识的确定性。智者认为所谓真和假、正义和非正义、善和恶等等都是由个人的主观决定的。因此，只能说他们的相对主义中消极地触及辩证的思想因素。

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则有机地结合分析理性与辨证理性，是一种探究确定知识的积极的辩证法。从表面看，他和芝诺的论辩有相似之处，都是揭示对方论证中的矛盾，从而推翻对方的论证。但实质上根本不同：芝诺揭露思想矛盾、推倒对方的论证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苏格拉底推翻对方的论证仅是他的一个手段，他要达到的目的则是探究认识普遍本质的真理。他以逻辑分析的力量引起对话的思想矛盾运动，是为了让对方从中认识自己的错误，跟他一道去寻求普遍真理。所以他自称他的方法是一种助产术，是帮助对方生产思想的孩子——真正的知识。

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是苏格拉底哲学的重心所在。他建立人的哲学，着眼于探究人的道德本性，通过探究美德的普遍性定义（道德正名），改造传统道德，给它注入理性与知识的新含义。他突出伦理问题，是为了从精神方面建立一种整体性的新道德价值体系，以消除智者造成的社会道德混乱的思想根源，矫正败坏中的社会风气，挽救雅典城邦的没落。通过改善公民道德来革新政治，实现道德振邦，则是他的政治理想。他的道德哲学直接启发了他的一些学生建立了不同的小苏格拉底学派，更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与发展。

一、美德即知识

这是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阐明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美德的希腊文的原意泛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后来指“人在生活中表现的优良品质”，有正义、智慧、勇敢、节制等四种传统美德。苏格拉底大为扩展了美德的范围，更用理性（智慧）与知识改造了原本无确定规范的传统美德的含义。“美德即知识”这个主旋律贯穿他的全部道德对话活动，他同人讨论种种美德的定义，经过往复辩驳，最终都归结到这个命题。这里他说的“知识”主要是指要能认识人自己的本性，人有美德即有“认识你自己”的自我知识。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作用，赋予道德价值以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规范性，批判智者的道德相对主义及其实践上造成的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强权道德，认为它们腐蚀希腊民族精神，败坏道德风气，是造成社会祸害的根源。他在探讨美德的定义中，用他的辩证法将无确定规范的传统道德与伦理常识，转变、升华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意义的道德理论，这同他的改善人的灵魂的哲学使命是一致的。既然美德即知识，知识是可教的，美德也是可教的，通过道德教育改善人的品性也是现实可行的。

二、美德可教和美德的整体性

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人的共同本性，善将所有的美德统摄为一个整体，因而美德是可教的，道德教育应培植整体性的美德，树立人的完整的道德人格。这集中表现在描述壮年时期的苏格拉底同智者大师普罗泰戈拉讨论道德问题的《普罗泰戈拉篇》中。

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都主张美德可教，但两人立论的基础根本不同。普罗泰戈拉主张美德可教，理由是不同城邦的道德和法律都是约定的、不同的，因而道德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智者就可以随不同处境，根据道德与法的差异性施教。苏格拉底的理论根据完全相反，他认为道德应该有共同的客观、绝对的价值标准，美德与善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本性，同一的人性本善决定道德心可以互相沟通；美德又是一种知识，知识必然是可教的，在善统摄全体美德、美德是知识这个共同性上，全部美德结成一种可交流、可教学的整体，使道德人格的教化与培植成为可能。

正义、自制、勇敢、友爱、虔敬等美德是各自单一、彼此割裂的，还是有机结合、有本质同一性的整体？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表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道德学说。普罗泰戈拉主张道德相对主义，认为各种美德因约定而成，可以因人因事而异，发生有益有害的作用。各种美德就像脸上的嘴、鼻那样的器官，各有功能，彼此不同，相互割裂。苏格拉底针锋相对地论争，就是为了确立美德的有机整体性和道德价值的普遍确定性。他并不否认各种美德之间有差异，但认为它们就像不同的小金块，本性上都是同质的金子，蕴涵着有机联系的同一性，正义而不自制、不虔敬，勇敢而不明智，既愚蠢又自制，既善又恶都是不可能的。一切美德都源于共同的理智本性，和智慧、自制内在关联，总是在善之中，有共同的使人获益从善的功用价值。这种本质上的同一性使各种美德内在联结，不能孤立存在，这就是美德的整体性。这是他的理性主义道德体系的轴心。不过，苏格拉底在阐述美德的整体性时，注重论述各种美德的同一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没有同时注重探究它们的特殊性，已经它们在道德体系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制约的作用，这个任务后来由柏拉图完成。

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有两点批评：（1）将美德只归结为理性知识，不研究美德在人的生活行为中是怎样产生和实现的，这就抹煞了伦理学的经验性内容。涉及美德，至少不只是要知道美德是什么，而且要知道美德从哪里产生才是最高尚的。因为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勇敢是什么，而是要成为勇敢的人，不只是要知道正义是什么，而是要成为正义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不是纯理论知识的学问，而是和生活行为经验紧密结合的实践性知识。（2）否定情感在道德中的作用。他惯于使美德成为知识，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知识都涉及理性，而理性只是灵魂中的理智部分。在他看来所有美德都在于灵魂的理性部分，他遗弃了情感和性格。

三、道德振邦与贤人政制

苏格拉底面对雅典民主制与希腊城邦的衰落，将社会危机归咎于道德精神的沦丧；他建立了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希冀匡正道德、振邦救国，期盼智德兼备的政治专家来治国平天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道德是政治的基础，道德沦丧是城邦政治危机的根源，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

第二，政治是知识，政治家是德智兼备的专家。政治家从政前首先要学习，要熟悉国防军事、税务财政、农业经济等多方面知识，他们应是“知识最广博的人”。

第三，法是普遍正义，应严格以法治邦，“守法就是正义”。

第四，建立贤人政制。希腊当时无君主制，他主张实行的是改善民主制的贤人政制。贤人政制是指智德兼备的贤人执掌权力，以法治邦。

逻辑思想

早期希腊哲学与科学思想虽也一直在积累逻辑思想，但都是零散的、不自觉的；苏格拉底的逻辑思想则处于对理性思维形式的自觉反思，较为自觉、严整。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初步揭示形式逻辑规律。思维形式的确定性是保证人的理性思维正确的必要条件。在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学中，规定思维必须遵从三条基本规律：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苏格拉底在论辩中已自觉要求以这些基本逻辑规律规范思维活动，并对它们做了初步表述。他在对话中总是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必须保持确定的意义（内涵）和外延，每一概念和判断必须与其自身保持同一性。他指出，“在同一时间内同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即同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必须确定，不能既指这个又指那个。这就是同一律公式的素朴表述。他在论辩中要求思维过程不能自相矛盾，实质上已提出应遵循不矛盾率。与此相关，他也初步表述了排中律，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都假，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

第二，概念的定义。在希腊哲学史中，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不自觉地、个别地触及概念的定义，苏格拉底则开始自觉地从逻辑思想方面研究概念的定义，探究了什么是普遍性定义，怎样作出正确的定义以及概念定义的功用等。从总体看，他探讨概念定义的形式和方法有四个特点：（1）使用归纳方法，从考察具体事物出发，概括上升为普遍概念，这就是从个别、特殊到归纳事物的共同本性，形成普遍性定义。（2）主要探究实质定义，而不是语词定义。苏格拉底致力于探究揭示事物本质、确定概念内涵的实质定义。这种共同本性或本质是使这类事物成其所是的原因，也可称为“因果发生性定义”。（3）在探究定义时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探讨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4）他的定义中的被定义项往往既指一种抽象概念，又指涵括一类具体事物的一般概念，还没有将这两种概念区别开来。

第三，运动多种形式的逻辑论证。逻辑论证是从已知为真的命题，根据正确的逻辑推理，证明其他命题为真或为假，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理性思维过程，常要使用多种推理形式。归纳论证是从个别、特殊事例推导出一般原理从而论证某个论题的思维形式，这是苏格拉底经常使用的。普遍性定义与归纳论证是他的重大贡献，因为它们都是科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娴熟运用演绎论证，已使用了直言三段论推理的多种形式，并且使用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归谬法。他运用这些形式进行步骤相当复杂的论证：先将总的论题分解成许多子题，步步推理证实，由浅入深，由偏及全，最后证实总的论题，其中对每个子题的论证都有严密的演绎推理，全部逻辑程序相当细致严密。

第四，驳智者的诡辩。苏格拉底对逻辑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首先揭露智者诡辩术的种种逻辑错误，从而引导人们追求正确的逻辑思维，使论辩术成为追求真理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