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税重民穷”的说法。实则“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
1. 历史的拐点
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神宗皇帝24岁，登上皇帝宝座已经15个年头了。
这一年，是西班牙舰队征英的前一年。
这一年，海瑞死于南京任上，本朝名将戚继光于贫病交迫中死去。
这一年，德妃郑氏被越格册封为皇贵妃。正是这样一个小插曲，竟是整个万历朝政治斗争的祸根。
万历15年是明朝历史的转折年，从这一年开始，兢兢业业的皇帝开始以各种理由拒绝上朝、拒绝处理朝政、拒绝升迁或者是任免官员，这样荒唐无奈的政治环境，还将继续持续33年。
2. 苦闷的万历皇帝
少年的万历皇帝既聪明又勤奋，即位之初勤政爱民，展现出中兴之治的景象。但青年之后的他，在首辅张先生去世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作风，开始消极怠工不理朝政几十年。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皇上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
发生这样的事情，得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讲起，太祖皇帝初得天下，为了巩固帝位、惠济民生，订立了重文轻武的文官体系制度来管理朝政。
200多年后的万历年间，文官体系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 并且自成一套，皇帝这个职位倒成了摆设。皇帝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亲自做主，自己的个性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就连想培养一个接班人，也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培养或者是指定。
这样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终于在1586年的秋天，23岁的皇上来了一次假摔，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到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筳、日讲。
皇帝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对抗文官体系，用自己的这种行为，对文官们构筑的这种政治体系做全盘的否定。
但实际上，采用这种消极怠政的方式来间接的表达自己的诉求，皇帝的心愿依然难以实现。而且无法言明，同时还缺乏能够私密商量的心腹官员，由此可见万历皇帝的苦闷和无奈。
从万历皇帝的这种行为上，我看到了中国式的亲子教育。孩子处在叛逆时期，有很多的事情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但是由于父母和老师的管教，无法真正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从而产生了叛逆的想法，更有甚者表面顺从，私底下去做出你难以接受的事情。
归根结底是在孩子年少的时候，作为父母的我们没有正确的引导，造成孩子在精神或者是思维上的压抑，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了，他选择了爆发。
3. 壮志未酬的张居正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张居正作为万历一朝最杰出、最聪明的首辅，在生活作风上留下的把柄，让他的政敌嗅到了清理敌人机会的气息，利用这样的机彻底的将对手置之死地。
我是喜欢张居正的，不管是从正史的资料还是从野史的资料来看，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只有这样的手段和这样精明的人， 才能让积重已久的国家机器再度精密的运转起来。
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认为官员们应当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在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们的俸禄有微薄到不合实际，因此官员们的贪腐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居正制定一系列的改革策略，测量田地重新分配，考核官员择优使用等等，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张居正之所以失败在于两点：一是死得太早；二是没有自己的心腹接班人。
他的主错误之处也有两点：一是自信过度渡，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出必要的让步；二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
前面说到他的生活作风问题，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最终在死后被清算，不得善终。
4. 德治与法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掌权者们为了让人民能够更好的被掌控，将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推崇到极致，好用道德观念来绑架人民的思维和心智，更好的接受社会的掌权者制定的政策和制度。
说到德治就不得不说人情，人情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积累下来并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牵扯到其中。
那么，怎么在治理国家，执行政策时区别人情呢？
要想完全做到公平公正，依靠德治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靠人主观意识来判断，一定会掺杂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从而没有办法更公平公正的处理事情。
而法治则是提前将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了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都严格地规定好，避免了因人情而产生的失衡。因此也有了法不容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俗语。
而在德治与法治的选择中，我认为法治是根本，德治是辅助，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