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揭示了原生家庭里那些赤裸裸的伤害

电影《春潮》——女性的觉醒从自我和解开始 郝蕾主演的《春潮》上映，这是一部关于女性、母亲、家庭关系的电影。电影悠长的叙事方式、一帧帧纪录片式的镜头，人物一点点的进入到观众视野：女主角（郭建波）回到家她看到妈妈（纪明岚）带领一个老年合唱团在唱歌，她走到一个房间抽了一根烟，这根烟，是她全部的情绪，她打开水龙头，整个房间的地板湿了，唱歌的人全都走了，她把一个烟头愤怒的熄灭在一个面团上，让人一惊，隔着屏幕都能看到女主角的内心世界：愤怒、反抗。 随着这样一个情境，带入了电影故事。故事讲述了住在一起的一家祖孙三代，妈妈（纪明岚）、女儿（郭建波）、外孙女（郭婉婷）三个人，原本充满爱的家庭，对于他们而言却是一个战场，母亲和女儿日常沟通就是埋怨、指责甚至是攻击，像对待一个仇人一样，不断释放情绪暴力；女儿隐忍地反抗妈妈：愤怒的时候放水龙头的水、用仙人球扎自己、冷漠、忽略、对抗......外孙女活泼可爱而又聪明，夹在中间，像一个大人一样调和矛盾，整个电影释放着：纠结、矛盾、压抑。直到电影即将结束，母亲躺在病床上，郭建波隔着玻璃去对母亲说的那一番话，将电影的情绪推向高潮，女儿说：“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你咒骂我，你总是说我会遭报应，哪有妈妈这样对待女儿的，你期待我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贫穷、孤独、孤儿寡母、疾病缠身、差不多都实现了，还有什么呢？都说出来吧。女儿的这段独白是从内心流出来的，这段声音表达了她对于母亲的绝望，对于温暖父亲的怀念，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女儿最真实的情绪和自我救赎。女儿郭建波在用在用整个人生去抵抗母亲的控制和占有，她在不断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边界、重建自尊。 电影故事在一段“春潮”中结束，“春潮”隐喻了母亲的生命，一个母亲的整个生命，就是一条河流，而孩子始终生活在这条河流中，孩子感受到的是控制与伤害，还是被爱的尊严与自由，母亲便是那个源泉。一个“受害者”——母亲内心的创伤母亲纪明岚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在同学聚会中，她是一个核心人物，会唱歌、爱组织活动，电影的开头，她在招待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对她的评价充满了温暖和爱，而与女儿对她的不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说：“自己一定是上辈子欠的”，她努力支撑家庭，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直都是那个“被辜负的人”、“受害的人”。 “受害者”——是一种心理防御，当一个人潜意识中认同“自己是无辜的、受害的”，对方就成为一个“施暴者”，“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没有错”——是一种心理上强大的优越感，有了这种优越感，可以避免自己去体验他人的“伤害”带给自己的价值感冲击，避免承担责任：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都是别人的错，我已经足够好了！”缺爱算什么，受穷算什么，将责任推给他人 ，至少还能获得其他人的同情。 在她和老周结婚的时候，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痛：她无法原谅丈夫带给她的屈辱，无法理解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在向她一直索取，她内心的伤一直在释放着痛苦，这种心痛，在和女儿的关系中不断释放，在女儿的身上，她想要抹掉自己曾经在婚姻中的污点以及过去的伤痛，她对女儿的攻击，与其说是针对女儿，不如说是对曾经的丈夫，对过去的婚姻、那个曾经受过屈辱的自我的攻击，而攻击的背后是自怜与自伤，她找不到释放内心情感的通道。 她的内心有一个受伤的自我：我付出了所有，为什么还没有得到爱？当我无法与过去的伤痛和解，无法正视过去的伤害，无处安放的情绪使得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出口——女儿就是这个出口，而仿佛只有和这个关系划清界限，并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我才能看到自己的好、自己的纯粹和被爱的价值感。 对于很多母亲，这样的话，也同样会常常挂在耳边：“我养你，是让你和我作对吗？”“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你这样做对的起我的付出吗？”“你爸那个样子，你就和他一样！”“我真是造什么孽了 嫁给你爸爸 ，生了你！”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内心不被爱”的母亲，以“受害”者的身份在表达对自己命运的悔恨与攻击，事实上，“无法正视和表达自己的价值”——才是受害者内心深藏的痛。不被母亲接纳的痛——女儿内心的创伤女儿郭建波从小就经历母亲给予的精神暴力，她说：你诅咒我的那些现在都实现了，你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吧！这句话仿佛是对母亲权力的宣战，你不是要伤害我吗？来呀，我用我的整个生命和你的诅咒同归于尽！这种“大无畏”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在同母亲权力抗争，也是一个女儿内心长达四十年的恐惧的释放。 心理学家沙利文认为，孩子的人格轮廓是由父母的焦虑深深蚀刻而成的。每个生命，终其一生都那么渴望被认同被接纳，渴望与人连接，所以，成为特定母亲的孩子，必然决定孩子的自我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特征。 自我攻击一定是痛苦的。因为她不仅在经历痛苦，也在制造痛苦并吸引痛苦。她并不喜欢痛苦，但却常常跟痛苦纠缠在一起。痛苦，成为她所熟悉的一种存在方式。早年形成的模式，如同一个魔咒，持续不断的谱写着她的人生。 从孩子的角度讲，无意识地选择痛苦的模式，甚至在成年的生活当中一直使用痛苦模式，是缘于幼年对于父母的忠诚与爱。为了让父母的情绪得以宣泄，所以成为父母眼中的坏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同，所以成为他们评判中的样子。正是基于爱与被爱的渴望与需求，孩子无意地牺牲自己一生的快乐与幸福。  在面对父母的时候，这不就是很多孩子内心的心声吗？“反正我在你眼里已经这样了 我还要努力什么？”“你不是要看我这个样子吗 我就做给你看！”每一次叛逆都是一次自我的宣战，也是一次“被认同”的渴望。 作为一个四十岁的女性，郭建波一直活在自己的童年阴影中，直到电影的结尾，她看到一个盲人倾听世界的声音，也去倾听自己的声音，那是一段和自己过往伤痛最好的桥梁，不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建构一段新的自我关系。她表情的自在与轻松，与和母亲在一起时的压抑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她已经开始知道生命的出口——倾听内心的声音、敢于表达自己。 修复内心的创伤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期待 母亲纪明岚是在受害者的模式中重复着自己的命运——我一生不被爱，又怎能求得爱？而郭建波在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去赢得尽可能和谐的母女关系，她们想要的是：自己生命的话语权：我想要被认同、渴望被爱，但是却被阻挡在恐惧中，因为从未正视自我价值，所以答案一直都在他人身上。 母亲纪明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人身上，表面强大的她内心却脆弱，而女儿郭建波也同样不知道如何面对母亲、面对女儿，在母亲“占有”女儿郭婉婷的时候，她无奈的选择放手，尽管她并不想这样做，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说，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他所熟悉的而非舒适的应对，尤其是在压力之下，父母常常重复其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模式，即使这些模式是功能不良的，作为母亲，郭建波担心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会和母亲一样，她在逃离的过程中，在寻找这家庭关系的平衡。 郭建波的内心对于母亲一直有一个未被满足的期待——一个被爱的期待，当我不被爱的时候，我也不能爱自己，这是一种设限，一个生命破土而出、一个人重新建构自我关系的开始，便是在她的内心建立一种新的爱与被爱的模式——我选择先去爱自己，和受伤的自己和解、和受伤的母亲和解，生命就进入下一个新的循环。 你注定是一个和“妈妈”一样的女人，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做”你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