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写了一篇《那时的月光》，看了简友一篇《追月亮的人》，恰好我们今天我们讲到了《记承天寺夜游》这一课，有感而发，就想说说苏轼。
苏轼，天纵奇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可以和李白比肩的文人。李白被称为“诗仙”，苏轼被称为“词仙”。
说到仙，就会想到圣。为什么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所谓仙，有点不食人间仙火的仙气。在李白的诗中，你很少看到他为一日三餐发愁苦恼，任何时候看到的都是一个有着“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般豪情的谪仙人，随时会羽化成仙，翩翩飞去。
而圣，人中之龙，毕竟是人。诗圣如杜甫，你能想象到他“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样子，他关心天下苍生，体贴民生疾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关注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所以，李白飘逸，杜甫沉重。难道李白就没有烦心事？银子多的花不完？
我想也不是。想当年，李白被唐玄宗赶出长安，那种落魄一定不亚于今天任何一个失意文人。
但李白就有把那种落魄转化成诗的能力：“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既然愁无法切断，也难以消尽，不如抛开一切，我坐上船顺水漂流去，让忧愁随波逐流，随风消散。
面对困境，努力把失意转化成诗情，在困境中开拓出人生的新境界。
这就是仙和人的区别。
苏轼何尝不是如此？
在文学上，苏轼是一个纵横古今的奇才，文章写得好，书法独树一帜，写词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样一个文学天才，在政治上却是一个菜鸟。他不懂见风使舵，尔虞我诈，完全是一派文人的天真烂漫。
苏轼在朝任职期间，轰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很多师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都因与新法政见不和被迫离京。
这种时候，王安石变法一派占据优势，聪明点的也许投靠变法一派，至少懂得明哲保身，不与风头正劲的这一派为敌。
在这节骨眼上，苏轼却书生气地上书谈论新法弊端，惹怒了王安石，于是苏轼只有被迫离京。
你以为离开政治漩涡中心就可以无忧无虑了？非也。
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苏轼任职湖州知州期间。
本是例行公事的一次上书，却被新党中的小人抓住字句间的把柄，编制莫须有的罪名，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一时间，倒苏成为当时的风向。
苏轼被捕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我想苏轼当时一定做了必死的准备。
与此同时，救援苏轼的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
不仅与苏轼政见相同的朝臣救援，连支持变法的有识之士也上书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最令人敬仰佩服的是，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在多方营救下，苏轼死中得活，被贬黄州。
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
经历了生死之劫的苏轼，在他人生的谷底——黄州，写下了大量传世的诗词文章，他的《赤壁赋》《念奴娇 赤壁怀古》，还有《记承天寺夜游》都写于这一时期。
虽然他担任黄州团练副使，但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职，这本来是人生最失意的时期，苏轼却用他的豁达乐观消化了一切失意苦闷。
我们一起来温习《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首《记承天寺夜游》虽然只是很短的一篇，像是茶余饭后的闲笔，却如一颗玲珑剔透的水晶，用极简省的笔墨，凸显出一个出尘脱俗的灵魂。
你看苏轼写月光照到庭院里的情景，“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宛如一幅空灵悠远的国画，营造出一片空明澄澈的世界。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一个“闲”字，是此刻苏轼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那是经历了风霜雨雪后的淡定从容，是经历了污浊肮脏后的纤尘不染，那是大彻大悟后的云淡风轻，是繁华落尽后的真淳，是人生智慧的至高境界。
至此，苏轼才完成了从“苏学士”到“东坡居士”的华丽蜕变。
这时的苏轼成为我们至今都喜欢的苏东坡，他可以大开大合，豪情万丈；也可以嬉笑怒骂，自嘲自黑。
他爱百姓，修路搭桥，赈灾抗洪，政绩卓著；他也爱一切美食，尤其喜欢红烧肉，“东坡肉”因此诞生。
这样一个自由洒脱的苏东坡，如果不是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在苦难中思索、蜕变，也不会获得空明澄澈的心境，从而实现灵魂的超凡脱俗。
能在困境中超脱苦难，终成大家，是因为苏轼心中始终有一轮明月，这轮明月照亮他人生的黑暗，指引他走向人生的光明。
比起来，我们一生能遇到的苦难挫折又有多少？还能比苏轼更不幸吗？
如果也能像他那样，无论置于何种处境，都能淡然处之，无论周遭如何黑暗，都能守护内心那轮月亮。那么，人生的曙光还远吗？
20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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