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什么状况会形成流域型洪水？
所谓流域型洪水，即整个长江流域险象环生，洪灾连片，如：1931、1954、1998这样的年份洪水。而因洪水为害酿成全流域洪灾，若非满足如下条件，只可认定为局部之灾，即：
1、上游川江发洪水、湖南四江发洪水、汉江发洪水(如1860、1870、1931、1954年)；
2、湖南四江发洪水、清江发洪水、汉江发洪水。如1998年；
3、川江发洪水、湖南四江发洪水、汉江发洪水，鄱阳湖发洪水。类如2020年。
也就是说，形成全流域洪灾，是多处多支流洪水汇聚之叠加效应。长江中下游水灾，荆江沙市水位、湖南城陵矶水位和汉口、湖口水位乃重要标尺，这几处卡口水位持续上涨成久居高位不落，则全流域水灾可能性大。究其缘由，水位居高不下，乃两湖溢流“顶托”：九江湖口顶托，武汉关水位便降不了；城陵矶顶托，沙市水位亦不可能下降。
换句话讲，徜若湖南四水平静，汉江不发大水，仅川江发洪水(即使像1981年72000立米/秒)，不会形成全流域大灾；同理，川江和清江及汉江不发大水，仅湖南四水闹腾，亦不会形成全流域洪灾。
长江，历史上的洪灾悲剧
众所周知，长江是一条雨洪河流，上、中、下游均有洪水灾害。三峡大坝兴建前之洪汛期，我曾多次乘船路经被世人称作“九曲迥肠”的荆江河段，观察到一种危机：上荆江洪水位高出比岸地面很多，肉眼可见沙市、郝灾等城镇许多房子的屋顶竟在水面以下！
这里大堤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不堪设想”的悲剧，长江历史上频繁发生。究其来源，川江可谓罪魁祸首。据上世纪几个大水年资料，长江主汛期7～8两月，宜昌以上来水量占城陵矶洪水量的60～80%，占汉口的55～76%，荆江洪水则95%以上来自宜昌上游。
也就是说，只要宜昌发生特大洪水，就会导致中下游地区的严重洪灾，甚至是段灭性的灾害！
据史书记载，自公元前180年(西汉初)至1911年(清末)的2096年间，长江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214次，平均10年一次；1499年至1949年约450年间，湖北境内江汉干堤溃口达186次，平均2～3年一次；1788至1870年不到100年间，长江上游接连发生3次超过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洪峰流量达8.6万秒立米，长江干流沿岸及嘉陵江下游许多城市集镇都大水入城。荆江大堤万城至御路口决堤20余处，洪水冲入荆州城内，水深一两丈，房塌舍毁，兵民淹毙万余。乾隆爷震怒，一年之内连连下渝旨24道，严查严办对大堤督修不力者，并将荆江大堤由民堤改为官堤，每年拨专款修守不怠。
1860年(清咸丰十年)洪峰流量近11万秒立米。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宜昌、宜都、公安等城市大水入城，城恒坍塌，人畜漂没无计。上荆江虽未溃口，但冲开了藕池口，大量洪水涌入洞庭湖，湖南遭灾严重。
1870年(清同治九年)，洪峰流量又高达11万秒立米，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一片汪洋，仅两湖便有50多个州县被淹没。这年6月下旬以后，暴雨成灾。地处嘉陵江下游之合川县，“雨如悬绳连三昼夜，6日大水入城，深四丈余”。重庆磁器口“大雨十天，江上漂流人、物七日之久”。
万县志云：“6月15日江水汛，16日没河岸，17日啮城根，18日没县署照墙，19日子夜，大雨彻宵，骤涨平明，县地陆沉”。
鬼城丰都，亦“全城淹没无存……”
奉节鲍超阁的墙上至今仍有石刻，令人怵目惊心：“同治九年季夏洪水至此”。
云阳张飞庙前也有石刻：“同治九年……”
秭归县，“江水暴溢，归州河一带巨涨，沿江水势几有越岭之虞”。
位于三斗坪镇的黄陵庙，大殿内楠木擎柱顶端，遗留着“同治九年”的洪水痕迹……
1931年，长江水患殃及川、鄂、湘、赣、皖、苏、豫、七省，共计205个县，淹没农田5000多万亩，灾民达2800多万，其中淹死者竟达14.5万人之多。
武汉，市区“大船若蛙丰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周”，洪水浸泡时间长达四个月。洪水泛滥时，“幸免者或攀树巅，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鹄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皆悉死于饥，竟见有剖人而食者……”
1935年，洪水发生之时，致使“荆沙被水围困，形如岛屿。四乡人畜漂没，四舍荡然，并波及荆、潜、监、沔一带，为状之惨，目不忍睹。”
1954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荆江分洪工程已抢建完工，荆江大堤也已经过大规模整修。但因洪水来势凶猛，虽以分洪方式确保了武汉，也保住了江汉平原，但灾情依然令人叹息：京广线铁路交通命脉中断行车100天；农田淹没4700万亩；死亡30000人……
物资财产有价，人命何价？!
1998年洪水，想必人们都记忆犹新。那年动用军队抗洪抢险，“严防死守”的代价何其大，无须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