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节俭

今天小女儿点点两岁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媳妇看着熟睡的小雨点说：老公，你看我们家的点点，这小家伙棱角分明，遗传了你妈妈的面部轮廓，长得很像她的奶奶哦。

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我非常强烈地思念起我的母亲，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起母亲的时候，记着的都是母亲的节俭。

我的母亲姓赵，出生在邵东县砂石。

小时候春节拜年，要走20多里地。快到外婆家的时候，一条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曲折小路，沿着山脚，通向称为“老泥塘村”的偏僻山村。

这个村子三面环山，水田人均不足3分。毛主席年代，在“学大寨修梯田”的号召下，开垦了很多的山地。口粮不足的时候，山地里产出的红薯和韦笋（一种可药、可食的农作物），常年出现在饭桌上。在母亲不到20岁的时候，在敲锣震天声中，走进我父亲的屋里。

父亲所在的“华塘村”，水田人均7分8厘，大米总算是够吃了，但节俭的习惯，在母亲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在我母亲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节省的。上小学时中午吃剩的饭、收完萝卜遗留在地里的根须、收晚稻时落下的稻穗，母亲都要我们兄妹收回来。甚至外出干活，内急时都要小跑着，方便在自家的茅坑里。

母亲一味地节省，省到了尽头，但在我们兄妹的教育上，却慷慨地付出。村里发小们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母亲却总是嘱咐我们要发奋读书。 我的父亲退休前是邵东钢铁厂的基层工人，尽管是个铁饭碗，家境相比稍微好一点，但要凑足三兄妹的学费，仍然捉襟见肘。

有一年，不知道母亲从哪里移栽了几棵粽叶树，父亲买回来十几棵橘树苗。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不几年，这些粽叶树就繁殖了一大片，宽宽的叶子，郁郁葱葱，橘树也挂上了厚厚的果实。

母亲也就开始了沿街串巷，挑着担子叫卖的日子。端午节前卖粽叶、冬天卖柑橘。正是父母的节省和艰辛劳动，在我们姐弟三人开学的前一晚，母亲总能柜子里翻出我们的学费，塞进书包的内口袋里，再用力地按两下。

成年以后，我想记叙我的母亲，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她从“老泥塘”村来到了“华塘村”，躺到了我父亲的床上，生下了两男一女，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又匆匆告别了我们。“母亲”这个词语，她承载勤劳、节俭，具有某种精神和意义，但逃不过朝生暮死。

每年的清明，去给母亲扫墓的时候，才能再陪伴母亲一会儿。

一抹朝阳，洒在母亲厚重的墓碑上，现在常年陪伴她的，也只有周围这一棵棵的参天的松树。

年少时居住的破旧红砖房，因常年不住人，曾经生活的痕迹也快消逝了。但时间定格在五十八岁的母亲，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