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宋朝是个十分神奇的朝代——一头是忠臣良将层出不穷，另一头则是奸臣坏蛋遍地开花。比如在各种评书、演义和影视剧中，把诸如杨家将、岳家军、呼家将、包青天、寇老西儿、八贤王什么的，个个描画得忠心耿耿、超级能干，堪称是大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仿佛只要得了一个，就能上辅君、下保民，肯定让大宋朝万万年。
那为啥北宋遭受了靖康之耻、南宋被逼得崖山蹈海？而且连续两次被异族搞到团灭，这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都堪称绝无仅有，以至于“弱宋”这顶大帽子戴了近千年都摘不下来？
应该都是那些坏到透腔的奸臣弄的吧？大宋朝的忠臣良将赫赫有名，奸臣坏蛋更是不遑多让。像什么秦桧、庞太师、潘仁美、蔡京、高俅、贾似道，一个个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只要大宋朝冒出个好人就被他们害死一个，几乎是人盯人防守，没一个能逃得掉。这样的大宋朝，自然没个好。
长大了开始读史，才发现这种现象并非都是虚构出来的，两宋确实是个“忠奸”两头都分外拔尖的朝代。先不管奸臣，就说所谓的忠臣，仅宋仁宗赵祯一朝42年间，涌现出来的各种名气大得不得了的“名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史书说的）质量上都足以傲视包括汉唐在内的历朝历代——当然前提是我们不去追究为啥仁宗朝在内“三冗”问题和土地兼并泛滥得无法收拾，逼得宋神宗不得不启用王安石变法；在外被区区西夏揍成了灰孙子、被辽国趁机大肆敲诈勒索。
难道这口锅还得扣到“奸臣”头上？可问题是秦桧、蔡京之流的祸国巨奸在这时候还没来得及投胎，虚构出来的庞太师等大坏蛋自然也没机会在真实的历史中使坏。数来数去，宋仁宗一朝最坏的蛋恐怕就非夏竦这家伙莫属了，莫非让坐拥名臣无数的赵祯无缘中兴宋室的千古明君这口锅，要扣在这家伙头上？
纵观夏竦的一生，就算他是个大奸臣，似乎也没有作奸犯科的空间和机会。
夏竦这个名字，在不熟悉宋史的朋友那里可能显得有点陌生。不过想必很多人都熟悉下面这首诗：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诗一首其一》）
这首诗的作者叫张元。这货本是北宋一书生，才华大概是有的，就是运气不咋地，所以屡屡科举屡屡不第。于是自认怀才不遇的张书生一怒之下叛宋投夏，还得到了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赏识，把他当成了谋主。
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宋夏两国爆发好水川之战。在张元的谋划下，李元昊亲自率兵伏击宋军，使得后者几乎全军覆没，主将任福也战死沙场。战后，洋洋得意的张元在界上寺的墙壁上题下了上面这首诗，还挑衅般的在诗后署名“（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以示羞辱。
张元一朝小人得志便猖狂忘形，不过为啥要扯上夏竦和韩琦？因为在好水川之战中任福只是名义上的宋军主将，真正说了算的是时任北宋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判永兴军的夏竦。而韩琦则是夏竦的副手，也是好水川一战真正的谋划者，所以在战后，阵亡将士家属才会跑去围堵，让韩老倌引以为终生之耻：
“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鹤林玉露·乙篇·卷二》南宋·罗大经）
两宋总是没完没了的打败仗，其实就跟文官为帅瞎指挥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好水川之败，夏竦当然要负“领导责任”，这要是放在始终处于生存危机的南宋，肯定是一个顶大的罪状，因此而摇身一变成为“奸臣”也不奇怪，比如韩侂胄、贾似道就是这么倒霉的。不过在北宋、尤其是仁宗朝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赵祯手底下的那帮名臣里边，上过战场又没打过败仗的还真不好找……比如前边说过的那位韩琦，人家死后不但被追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又追封为魏郡王，后来还收获了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的殊荣，打个小败仗算个毛线事情？
所以打败仗从来不是夏竦成为奸臣的原因。那么这货到底干了什么丧心病狂的坏事，以至于在史书中与丁谓、王钦若并列为宋初三大奸臣：
“论曰：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钦若以赃贿干吏议，其得免者幸矣。”（《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
这个指控对于夏竦来说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将丁谓和王钦若称之为“奸邪”还有事实依据，比如前者怂恿宋真宗赵恒封禅、后者不但贪污腐败还帮着赵恒伪造天书，可夏竦呢？“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看上去都是了不得的罪名，仔细一想却全都是“莫须有”——只有指控却举不出什么实据，实在难以服众。
那我们还是从夏竦的履历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吧。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还是个官二代——他爹夏承皓在宋真宗时为抵御契丹内寇，陨于战阵，被追赠为崇仪使，夏竦也因此凭父荫当上了个名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不过夏竦的才华显然不在武功上。他打小就以文采出众而闻名，12岁能做赋，17岁曾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被大名士王辟之赞为“后之题诗，无出其右”（《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自此一举成名，成为众人眼中的名臣苗子。
写了首好诗就能成为名臣？没错，起码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话绝对没毛病。在北宋，能诗善文的不一定能当上名臣，但要是诗文写得不咋地的还想当上名臣肯定千难万难。诸如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辙、晏殊、宋痒这样的人，很难说清其官声和文名到底哪个更大；而那些官声显然大于文名的如韩琦、富弼、庞籍、曾公亮、文彦博、吕公著、章惇等人，其实也不是诗文作得不好，只是竞争对手太厉害，才显不出他们而已。
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韩琦，诗词作得就毫不逊色：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
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全宋词·第一册》）
所以已经小有文名的夏竦，在那个文尊武卑的时代注定还是要回归到文臣的队伍中来的。于是这家伙也不去军营好好上班，天天拿着自己的诗集去寻找自己的伯乐。终于，时任宰相的李沆看到了他的诗，觉得这是个人才，便推荐给了宋真宗赵恒，于是夏竦得到了个润州（今江苏镇江）丹阳县主簿的职位。
不过一个小主簿哪能满足夏竦的功利心？所以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夏竦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制科考试。话说这个制科考试可是老厉害了，科举跟它比都是小儿科——在两宋319年间通过科举考中进士的有2～3万人，再加上乱七八糟的诸科、恩科、武举等等弄不好能有近10万人考中。可是能通过制科考试的有几个？一共考过21次，才录取了49人而已！（详见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而且制科考试的成绩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第二等从不授人，成绩最好的是第三等。整个两宋能拿到第三等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个还是才华横溢到快要爆炸的苏轼（另一个叫范百禄）。
夏竦最终录得第四次等，这也是个顶顶了不起的成绩，所以大名士杨徽之才会借品评夏竦诗作的机会，赞其为“真宰相器也”。
这下夏竦算是有了“出身”，被选进史馆修《起居注》。这是个极清贵的职位，相当于成了“储备干部”，前途一片光明。不过此时的夏竦还是个小愤青，非常看不惯权臣丁谓，屡屡与其发生冲突，还上书阻止了这货为了拍赵恒马屁、搞铺张浪费的“求神工程”。这下可惹恼了丁谓，于是借夏竦的老婆撒泼的机会将其逐出中枢，撵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知州。
话说丁谓在当时可谓是权倾一时，先后担任过三司使、参知政事、吏部尚书、保信军节度使等要职。在通过诬告促成寇准罢相以后，又登上了首相之位。在宋仁宗赵祯即位以后，又授丁谓司徒兼侍中之职，位列三公，显赫无比。也就是说，丁谓掌权的时间超过了20年，而在此期间内得罪了他的夏竦自然没好果子吃，根本没指望升官回京，只能在地方上到处乱窜。
所以在黄州任职期满后，夏竦又先后历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寿州（今安徽寿县）、安州（今湖北安陆）、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事。好不容易等到丁谓恶贯满盈倒台了，可能又因为夏竦在地方上实在是太能干了，所以又在被加上了一大堆荣誉官衔之后，再被调去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后来又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判永兴军，跑去宋夏交战前线去指挥打仗。
古代的那些大坏蛋们，除了藩镇以外，剩下的权臣、阉宦、外戚，还有红颜祸水啥的似乎只有跑到京城里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则压根甭想搞出什么幺蛾子来。可纵观夏竦一生，除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外几乎就没在京城呆过，净在地方上打转转了，那他又是怎么戴上奸臣这顶大帽子的呢？
夏竦这个“奸邪”，到底都干了哪些坏事？
夏竦22岁就被断言为“真宰相器也”，然而在宦途上奔波了数十年后，却连个挂名的宰相都没当上，这无疑是出人意料的。要知道宰相在北宋虽然不能说是个烂大街的玩意，却也没什么好稀罕的，比如在夏竦经历的真宗、仁宗两朝，先后当上宰相的就有35人（次），这还没算上数量远高于此的枢密使、参知政事什么的。
而以夏竦的才能，尤其是他任事、识人、实干的本事，其实是远高于当时的大部分宰相的，没当上宰相不但憋屈，而且对于北宋朝廷来说也是个莫大的损失。但讽刺的是，夏竦之所以没当上宰相，其中一个原因居然是得罪了跟他并列为“宋初三奸”的丁谓——话说奸臣不都是相互勾结、联手坑害忠臣的吗？这俩大奸臣怎么就内讧起来了？
说到大奸臣戕害忠良，我翻了半天的资料，结果却没发现夏竦坑害过谁。倒是有不少忠良名臣，还得靠老夏慧眼识才，再扶上马、推一把，才得以出人头地的。
在北宋的那一坨坨的名臣中，真正靠谱的、能做点事情的其实少之又少，而王安石、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前者比夏竦小了近40岁，俩人没啥交集，而范仲淹能在受到贬黜后东山再起，夏竦在其中功不可没。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谋私谋权而上书弹劾，结果引发景佑党争，被贬出了京城。此后虽然吕夷简失势倒台，但宋仁宗赵祯对于结党非常厌恶，下诏禁止互结朋党，范仲淹也因此一直郁郁不得志。
不过夏竦的眼光非常老辣，他看出范仲淹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在就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便竭力向赵祯举荐范仲淹，使其最终与韩琦同任副使。范仲淹也正是因为在陕西任职期间表现突出，才重新获得了赵祯的赏识，这才有了主持庆历新政的机会。
对此于夏竦的举荐之恩，范仲淹是感激莫名的，所以他才会在《《谢夏太尉启》中表示由衷的感谢：“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而北宋的另一位名相、而且还是在换宰相有瘾的赵祯（42年间换了23个宰相）手底下唯一能做了3年独相的庞籍，则更是因为夏竦慧眼识才，才得以出人头地的。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夏竦被贬黄州，恰好庞籍在他手下担任司理参军。话说老夏的眼光实在太毒，瞅一眼就“以为（庞籍）有宰相器”（《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第七十》），所以很快就举荐他入京为官，任开封府兵曹参军事，从此步入仕途的快车道，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夏竦一语成谶，以至于庞籍在日后也不得感慨自己是“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另一个受到夏竦恩惠并挽救了仕途的，则是前边说过的韩琦。
好水川之战后，直接组织和策划了这场战役的韩琦首先上书自劾，承担了责任。但据说在任福的遗体中发现了一份韩琦写的文书，警告任福如不利于战，则据险而守，不可冒进，但显然任福没有听进去。于是夏竦据实上书，认为这场败仗不能全怪到韩琦身上，后者也因此避免了被赵祯一撸到底的悲剧，只是“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才有了后来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果夏竦真像史书说的那样“奸邪”，他完全可以隐匿这份情报，让韩琦自己去背黑锅。或者是大肆张扬此事，为自己赚取声名，然而他却默默的保护了后来跟他翻脸的韩琦，承担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对此，宋人洪迈忍不住在其著作《容斋随笔》中赞曰：“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二》）
打了败仗没话说，但由此事可见夏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而一个人品靠得住的家伙，就算再“奸邪”，也奸邪不到哪儿去吧？
夏竦不但能识人、用人，而且还非常能干敢干，政绩卓然。
在知襄州期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北宋朝廷对付这种事情，那是早有“妙招”的，即招募精壮为厢兵——饥饿的流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比如造反啥的。可是一旦把其中最危险的部分以极低的成本纳入“政府编制”（北宋的厢兵待遇极低、负担极重，基本相当于免费的奴役），那么治安风险自然就消弭于无形了，还节省了大量的救灾成本。至于那些当不成厢兵又无人救济的老弱妇孺，爱死不死的谁管？
夏竦就管！他直接打开公廪，向灾民放粮，同时苦口婆心的规劝富人拿出余粮来赈救灾民。夏竦此举，最终挽救了全州46万条百姓的性命——要知道，在没有皇帝命令的情况下地方官私自开仓放粮可是大罪，虽然没有性命之忧（毕竟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在嘛），但受到训斥、失去晋升机会乃至于遭到贬黜甚至远窜边荒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夏竦就这么愣头青般的干了，幸亏还收获了民心给朝廷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再加上赵祯确实是个仁慈的皇帝，最终捏着鼻子认了，还对他予以表彰。
此后夏竦又在洪州跟一群神棍干起来了，坚决扫除一切欺骗百姓的封建迷信活动。把整个江西的各种神汉、巫婆打屁股的打屁股，远窜边荒的远窜边荒，让老百姓生病了就吃药，不许跳大神——你说他干的这事多遭人恨啊？老百姓能愿意吗？果然是“奸邪”啊！
而到了陕西，夏竦又信了那个早在朝中人嫌狗憎的范仲淹的邪，居然主张对西夏这个叛逆采取守势，还上了个什么《陈边事十策》来蛊惑皇帝：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
好不容易因为好水川之败把夏竦撵走了，没想到他的“狗腿子”范仲淹居然继续执行他的消极畏战、毫无进取心的战略，在宋夏边境地区大兴土木、疯狂的修堡筑垒。虽然因此让李元昊对刺猬一般缩在老窝里宋军毫无办法，但耗费了无数财力、民力，还破坏了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让煌煌大宋的面子丢了个精光，夏竦果然是个“奸邪”啊！
这样的奸邪，在终于挂掉以后，好心肠的皇帝赵祯居然想给他追谥为“文正”——这还有天理吗？“生做太傅，死谥文正”可是士大夫的终极理想啊，怎么能让夏竦这样的奸邪小人得了去？一时间整个朝廷里的文官跟死了老子娘一般的痛（du）不（huo）欲（zhong）生（shao），天下第一大君子司马光两上两本，明确指出夏竦是天下第一大坏蛋，如果他都能谥文正，那老子这个大君子也不干了，都去当小人。而另一位因直言敢谏而流芳青史的大名士刘敞更是替皇帝拍板：“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引用同上）
最后耳根子软得一塌糊涂的赵祯只能妥协，给夏竦追谥“文庄”。
那夏竦的人缘咋就这么差呢？
夏竦最终成了奸邪，除了倒霉以外，都是他自找的。
客观公正的讲，夏竦的私德也不咋地。当初就是因为夏竦成天声色犬马、纳了一堆小妾惹恼了原配夫人杨氏，结果后者曝光了他的一大堆“阴事”。这下夏竦被整得灰头土脸，在政敌的攻击下不得不被赶出京城，仕途遭遇重大挫折，直到最后都没缓过气来。
不过北宋的士大夫基本都是这个熊样，除了像王安石、范仲淹、包拯等几个异类之外，也没见有谁能比夏竦强到哪儿去，尤其是自诩君子的那帮家伙。比如说欧阳修，《醉翁亭记》绝对是个好东西，但要是你摊上个整天喝酒泡妞，就是不干正经事的地方官，你闹不闹心？
可是欧阳修就没成奸邪，夏竦却牢牢的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恐怕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夏竦是“南人”，而南方人在北宋初期的官场上不但是少数派，而且受到排斥和打压。
北宋源于五代，而五代都是北方政权，所以朝廷里的官员基本上被北方人包圆了。尤其是在后来北宋的统一战争中，干掉的又差不多都是南方政权，导致北宋朝野上下普遍对南方人比较敌视和排斥。据说宋太祖赵匡胤还下达过“南人不得为相”的祖训，这事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在北宋初年南方人在官场上可谓是前途一片灰暗。
起码在宋仁宗赵祯执政之前，南方人能在北宋朝堂上当上宰相的也就丁谓和王钦若这俩人而已。再加上个江西人夏竦，不就凑齐了“宋初三奸”了吗？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夏竦又没有丁、王二人的好运气和好手段，只能当个倒霉蛋——立功了没人搭理，犯错了立马就有一大堆“北人”冲上来痛打落水狗，这还能有个好？
古时的乡党情节一向浓重，南北之争几乎贯穿整个北宋。比如后来因王安石变法引发的大规模党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场南北之战——变法派几乎都是南方人（尤其是福建人），守旧派几乎都是北方人，最后甚至到了不问对错、不论立场，只看“户籍”的程度（比如守旧派逢福建人必打）。而夏竦的仕途主要集中在真宗和仁宗早期，南方人在朝堂中的势力极其薄弱，他又惹翻了南人大佬丁谓（倒是跟王钦若关系不错），这下夏竦不倒霉谁倒霉？
其次，夏竦是个干实事的官吏，跟朝堂上的诸位君子们八字不合，所以受到联合打压。
前文已经说过，夏竦一生的大半仕途辗转于地方，是个实干家。而且他提拔和重用的官员，像范仲淹、庞籍、韩琦等也大体都是如此。这样的夏竦，于国于君于民都是好事，可对于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同僚们来说，难免就觉得有些腻歪了。
北宋的官员待遇之高、福利之好、内外部环境之宽松，堪称在中国历史上独一份——能把那些整天被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明初官员羡慕得吐血。不过，这也把北宋官员惯得一身坏毛病，吃不得苦、受不了累，哪怕是干一些本该干的工作，他们都叫苦连天，认为辱没了自己高贵的士大夫身份：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是个士大夫中的另类的夏竦，自然遭到了朝中诸君子的一致敌视。比如赵祯曾想把夏竦调回中枢主持军政、担任枢密使，结果遭到举朝的一致反对：
“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策……今复用之，边将体解矣。且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相能。”（《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
后来夏竦好不容当上了枢密使，结果又赶上了个坤宁宫事变。结果已经离死不远的夏竦（两年后去世）又因为替张美人辩护，被指控勾结内侍、讨好后宫，企图长期把持朝政（老夏倒可能想把持一下，可他一辈子好像也没把持过一天）。又赶上汴京遭遇地震，所以这都成了老夏的错，又被一大堆君子穷追猛打：“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宜出之”（引用同上），终于把他撵下了台。
最后，夏竦脾气太坏，得罪了太多人，下场自然好不了。
夏竦年轻时就是个愤青，结果得罪了乡党丁谓，遭了老大的罪。但是显然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到老了照样脾气火爆，因为跟国子监直讲石介的争执，把所有人得罪了个遍，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
夏竦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对庆历新政的，不过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跟他关系不错，所以反对的也不算激烈。不过在拥护新政的石介看来，老资格的夏竦是新政的大敌，必须把他批倒、斗臭。
于是石介写了首《庆历圣德诗》，在诗中大肆吹捧范、韩等人，而把夏竦称作“妖魃”、“大奸”。对此，范仲淹是反对的，认为石介在帮倒忙，“为此鬼怪辈坏事也”。
果然，夏竦爆仗脾气发作，继而对包括范、韩在内的所有新政派产生了敌视情绪，于是出手就是一枚重磅炸弹——指责新政派是朋党。
这下朝堂上乱了套，双方互相指责，而新政派的猪队友欧阳修又堂而皇之的写了篇名作《朋党论》，直接让新政派阵脚大乱，最终导致庆历新政夭折。
夏竦虽然也是守旧派，但从来不招守旧派的那些君子们的待见，这回又跟新政派翻了脸，彻底成了官场上人见人烦的货色。
这样一来，夏竦要不是奸邪，还有谁才是奸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