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今年这个春节变得极不寻常，也几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很显然，这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是波及经济与社会的一场危机。
有两本著名的书与危机密切相关，一本是《黑天鹅》，另一本是《灰犀牛》。
我们来看看两本书分别是如何定义这两种危机事件的。
“黑天鹅”事件，是指极其罕见，但一旦发生影响极其巨大、完全颠覆长期历史经验而事前却根本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
“灰犀牛”事件，是指我们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或者是我们有意忽视了的危险。
风险在预测到的人看来是“灰犀牛”，在没预测到的人看来则是“黑天鹅”。
这次新冠肺炎，或者说是“大流行”，大家都觉得是“黑天鹅”，觉得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事件。但如果回顾历史，你可能会发现，大流行发生的频率比想象中得要高。
14世纪暴发了黑死病，欧洲1/4的人口死亡，全球人口减少了1.25亿。
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在美洲大陆，暴发了天花、麻疹、肠道沙门氏菌等等一系列流行病。90%的美洲大陆原住民由于这些疾病死亡。
紧接着，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底，全球又暴发了7次霍乱大流行，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20世纪初，人类又经历了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自此开启了 “流感世纪”。
1918年到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全世界5000万人的死亡。全球17亿人口中的5亿人遭受感染，到了1920年，感染人数扩展到10亿，算下来，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都要多。
回顾这场世纪大流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大流行疾病的威胁从未远离，面对下一次大流行，我们要问的不是“它会不会来”，而是“它什么时候来”？
从14世纪到现在，严重的大流行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发生。说大流行是一种“天灾”或者偶然事件，似乎说不过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理说，人类社会一直都在进步，无论是医疗、科技还是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为什么没能搞定流行病呢？
在这样的想法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流行病是落后的社会才会出现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流行病生存的概率应该就越小。
但情况真是这样吗？并不是。
按照《枪炮、病菌与钢铁》书中的观点，其实恰恰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扩张带来了流行病。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大流行的发生，经常和人类文明的里程碑相重合，比如城市化、贸易以及重大的战争。
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流行病？
流行病最初的温床是农耕生活，原因很好理解，因为相比起狩猎和采摘生活来说，农耕生活的人口密度要大得多，据估算是狩猎生活的10到100倍左右。人口密度大了，疾病的传播就更快。而且，一定居下来，生活里的粪便、污水就在周围的环境聚集，很多人还用粪便作为肥料洒在农田里，这些因素都给病菌传播创造了巨大的便利。
毫无疑问，相比起农耕生活，城市生活的人口密度又高了不止一个量级。在西方历史上，第一场有可靠史料记载的传染病，正是发生在城市里——也就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左右的“雅典大瘟疫”。当时，一年时间里，雅典就有10万人死于一种神秘的传染病，而雅典也在此之后告别了黄金时代。
那这场瘟疫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当时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了对抗斯巴达，雅典统帅把居民迁回到城内。这么一来，雅典城邦内的人口密度陡然增加，而且因为迁移仓促，无论是居民自己还是城市的基础设备都准备不足，导致公共卫生设施资源紧缺。在这种条件下，某种病毒随着雅典舰队进入了城邦，开启了这场大瘟疫。
雅典的情况，就是很典型的流行病暴发的条件。在地中海地区，发生过不止一场类似的大流行，暴发的地点都是欧洲城市。当城市的系统受到战争活动的冲击，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导致公共卫生设施跟不上的时候，城市里的高密度人口就成了流行病的温床。
不过，在雅典城邦时代发生的大流行，还只是1.0阶段，因为地中海地区的流行病都属于“内循环模式”，基本上都是由非洲的牛群传播给欧洲人，在欧洲城市暴发。
流行病进入下一个阶段，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染，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另一项重要活动——贸易。
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欧亚大陆的交往打通了，大流行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
541年，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了一场鼠疫，超过40%的居民死于非命，东罗马帝国总计死亡人口2500万。这场鼠疫怎么来的呢？是中亚山地的淋巴腺鼠疫杆菌，乘着埃及运粮的船，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恰逢查士丁尼统治下，帝国不堪重负，因此“查士丁尼大瘟疫”暴发了。
直到后来阿拉伯帝国崛起了，丝绸之路西进的路阻断了，鼠疫才在欧洲消停了600年。当然，后来随着蒙古帝国西征，鼠疫以“黑死病”的身份卷土重来。
在流行病后来的发展史上，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19世纪的霍乱，就和贸易有关。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孟加拉湾沿岸暴发了霍乱，商船把霍乱弧菌带到了欧洲各大港口，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越发达，病菌传播的通道也就越畅通。
在2.0阶段，大流行的范围已经从欧洲的“内循环”，进入欧亚大陆之间传播的阶段。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流行病的传播途径再次扩张了，从欧洲到美洲、澳洲的传播路径也被打通了，那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抵达了美洲新大陆。《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本书里，有几段话很精练地概括了这段历史带来的“大流行”：“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印第安人，要比战场上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
为什么大流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那些促成大流行的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被强化。
20世纪以后，人类有了更大、人口更加密集的城市，更便利的交通，更频繁的贸易。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以后中国曾经暴发过的最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就是1910年到1911年在东北地区暴发的肺鼠疫。
在两个月之内，这场疾病沿着当时的中东铁路蔓延，从海拉尔、齐齐哈尔到大庆，再一路传播到哈尔滨、长春、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从暴发到结束，肺鼠疫在中国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
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不过要知道，和历史上的鼠疫疫情相比，这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欧洲在14世纪暴发鼠疫的时候，死亡的人数有2500万人，疫情肆虐了3年。而在中国，当时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疫病传播，死亡人数下降到了0。
这是怎么做到呢？多亏当时一位医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进行防治。而传染病防治的原则，在他采取的措施里都体现出来了。
首先，很幸运的是，这位医生通过对患者尸体的解剖、显微镜观察，很快确认了造成疫病的细菌是鼠疫杆菌。不过，奇怪的是，欧洲的鼠疫是通过老鼠传播，但当时是在东北，而且又是冬天，老鼠不太可能有太多的活动。这一点让这位医生做了对后来的防治非常关键的判断：这次的鼠疫类型跟传统的不一样——不是通过老鼠传播的，而是通过呼吸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所以这一场鼠疫，被他命名为肺鼠疫。
紧接着，他采取一系列措施。
在当时，很多老百姓因为无知，所以会偷偷隐瞒病情或者把危重病人丢在街上，导致病人横尸街头，成为新的传染源。针对这样的情况，这位医生派出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另外，他还克服了民俗的阻力，对尸体进行彻底的焚烧和掩埋。1911年大年初一，两千多例瘟疫死者的尸体连续烧了三天三夜。用这样的方式，传染源被管控住了。
但这还不够。当时的鼠疫，有明显的沿着铁路线传播的趋势，所以还需要控制传播途径。这位医生调取了1000多名士兵，对铁路沿线进行交通管制。当时日本和俄罗斯控制的铁路相继停驶，在山海关设立起了检疫所，途经的旅客都要停留观察5天才能放行。
针对患病者和可疑病人，他专门在医院里分设了三个不同的机构，包括疑似病院、轻病院和疫病院，让病人能够根据病情分门别类地接受治疗或者观察，避免交叉感染。
对于还没有被传染的人群，他专门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进行防护。在两层纱布中间放一块吸水的药棉。这种口罩能很有效地阻断呼吸道传播，而且关键是便宜，普通人也用得起。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多管齐下，肺鼠疫才没有在中国全面暴发。
主导这场防疫的医生是谁呢？就是中国流行病学的祖师爷——伍连德。
后来伍连德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
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100多年前，但其实到今天我们做新冠肺炎防治，基本原则和当时防治肺鼠疫也是一样的，关键是把控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管控传染源。
第二个环节：切断传播途径。
第三个环节：保护容易感染疾病的人，简称易感人群。
这些不仅适用于管控疾病的医疗和政府机构，对于个人来说，也同样适用。
当然，相比起几百、上千年前，人类的医疗体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发明了疫苗，我们有隔离措施，我们有公共卫生防范机制，这些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不过，我们面临的对手，也是一个格外狡猾的对手。地球上每平方米的空间，都存在着8亿个病毒，并且从未停止复制和突变。
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中国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局外人，无论是在东汉末年由斑丘伤寒引起了“建安大瘟疫”。还是元朝末年造成全国人口几近腰斩的大规模鼠疫，亦或是中国近代1910～1911年造成超过6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流感”和“香港流感”，乃至进入21世纪后的“非典”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人能独善其身。
如果说在清末那场席卷整个东北的鼠疫疫情中，是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华侨伍连德的出现，使中国得以开始建立系统的检疫和防疫制度；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在抗击“非典”、甲型H1N1流感以及新冠肺炎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样可以为全球医疗界提供足够丰富的研究素材。毕竟，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完成对如此之多人口的城市化转型。每一次“大流行”暴露出的问题和缺陷，都可以为更多国家提供参照。而中国做出的应对及其成效，在未来的全球防疫史上也将成为重要记录。
回到这篇文章最初的问题，“大流行”到底是不是个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笔者认为“大流行”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灰犀牛”事件，我们忽视了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如同日本的地震，虽然你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震，但是你知道，它总会发生。我们需要更好地运用已经积累的经验进行事先防范，而不仅仅是事后应对。
2020爆发的这场新冠疫情，既是中国医疗和科研系统面临的挑战，也构成全球化时代这场人类共同的“病毒战争”的一部分。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齐心协力、携手应对，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