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之我见

大国外交，以利为本。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当今这个人们倾向于以国家作为独立主体面向世界的社会阶段，几乎所有的国际活动都是为了谋取和维护本国利益。作为一种敌体间政治交锋的外交尤其如此。但与一般的外交活动不同，“大国外交”虽然有着“国家利益”这一相同的出发点，却因其具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而可以为了谋求更抽象、更深远的利益而暂时牺牲具体的局部利益；因具有极深极广的巨大牵涉而可以轻易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势；当今时代下，更因大国拥有能够完全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形成的巨大战略威慑而不敢真正爆发不顾一切的冲突。“大国外交”较一般的外交更深广、更复杂、更具迷惑性，却也更有底线。在统治阶级保持绝对稳定的情况下，正如《三体》中“执剑人”罗辑与三体世界形成的威慑纪元一样，核大国之间一般也会维持一种特殊的“威慑和平”。任何一方发动有可能最终引发核威胁的战争都不符合本国利益。因此，当国际上出现涉及大国利益的纠纷与冲突时，如何在热战底线之上尽可能地争得利益，成为大国们不得不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大国外交，似乎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大国外交，博大于和。

探讨一战爆发根本原因的《克劳备忘录》曾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设问：使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强势崛起的新兴德国势如水火的，究竟是德国的行为还是德国的能力？显然，是有限大国间彼此戒备甚至渐趋敌视的，不是某个大国做了什么，而是作为一个大国它能做什么。两个个体的实力、地位越相近，越会引起彼此的极大警惕，反之，若他们相差悬殊，则更容易“顺其自然”。冰岛对苏联的忌惮显然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而美国也不会千方百计不惜代价地遏制东帝汶的发展。因此，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篱下势均力敌的潜在威胁使大国外交注定不会其乐融融。它只会作为一种关系的缓和剂以及军事斗争的政治替代试图在每一种复杂的冲突出现时重新寻求“势”的均衡。宙殊宇异的文化厚壤中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是大国外交冲突不断的另一个根源。“大国”往往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立的精神图腾，因而形成了坚固且鲜明的民族性，更为可怕的是它们倾向于确信自身“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并以推之于全世为义不容辞的己任。如1989年，美国对中国天安门示威中表现出的“不民主”横加指责、干涉，甚至是制裁；而中国出于百年来被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伤痛后特殊的敏感，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这一观念不合的误会险致中美关系正常化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任何一个缺乏及时沟通的小小误解都有可能演化成大国间的空前紧张的局势，大国间的激烈博弈远远要比和颜悦色更加常见。

大国外交，路在何方？因为大国间的必然冲突，核威慑形成的多极体系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靠。即使它确实可以使像发动世界大战的疯子也畏而却步，亦会使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在内部斗争中平白拖慢。大国外交本是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而出现，却屡屡因利益分歧而最终失败（如赫鲁晓夫尝试与美国共建世界和平新体系的失败）。幸而，还存在着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大国外交，从来都不是亲密无间的永恒伙伴，也不应是非存即亡的零和博弈，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共同进化。今年的人类共同体理念为大国外交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立于世界巅峰的大国们首先着眼于具体，那么只有千方百计地削弱竞争对手才最符合自身利益，任何有限的合作只不过是给对手以积累实力（必然有一方速度更快，则另一方不会允许）的空间。不过，如果我们打破偏执民族主义的禁囿，站在人类文明的新高度上，以一种更为阔大的格局正视世界，将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自身的根本利益，就会发现，只有消除隔阂、勠力齐心推动全人类文明的进步才是每一位有志之士的终极理想——或许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期待。从解决大国外交的冲突根源出发，战略威慑从来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利益藩篱的深度消融和意识形态的超我进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并实现人类文明的极大飞跃。大国外交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它如今确实在努力为这最终的伟大辉煌提供大国和平的基础及深度合作的尝试，这，才应是大国外交的根本意义所在。

2020.3.26

1.分析本文第二段的论证思路（4分）

2.结合文本，谈谈大国外交中应该注意的问题（6分）

滑稽/

有不少问题，譬如大国外交的优点和作用几乎没有交代（后来发现布局太密插不进去），也有很多瑕疵，譬如照应上的对仗不够工整，句式单一，很多地方不流畅可能是语病。

不过确实是塞点论据（不是不能是懒）就成了论述类文本阅读。

以前多以断句散句为主，第一次尝试严整的长句感觉有些难以驾驭，细密的结构倒是寻常了。本来想写三句，后来就写了三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