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10月份进宫看了《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主题展，东坡的诗词气质好像就一直围绕着我：叶嘉莹先生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用“一蓑烟雨任平生”消解人生的苦难；在“思维导图背古诗”的训练营中，感受到大家普遍对苏东坡的喜爱；身边的朋友心照不宣的从生活的不同场景联系到苏东坡；就连豆芽儿，在看《漫画唐诗宋词》时，也独独偏爱会做各种美食的苏东坡，每晚睡前读诗也都成了东坡先生的专场。
从诗词作品中了解苏东坡，渐渐的，发现这只是他复杂魅力的一个方面，这位集政治才能、学术造诣和文学修养于一身的千古名人，还有着天真烂漫、温柔敦厚、旷达睿智的一面，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林语堂先生感叹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同时又赶紧补充一句：“可是这些也不足以勾绘苏东坡的全貌。”
我也终于在反复读《苏东坡传》中领略其一二，画出了他的人生轨迹图，一窥其风采。
纵观苏东坡跌宕起伏、颠沛流离的一生，按生活经历划分，正好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此观点来自于王水照先生）。在朝期间最高官至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广开言路、坦直无畏、直言进谏，却始终深陷朋党之争，主动谦退外放。在外为官时又表现出其“能吏”的一面，兴建工程，稳定谷价，疏浚盐道，解百姓于危困之中。贬居时期则是他个人精神超越、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不管身处怎样的境地，都能随遇而安，做自己力所能及最好的事，向内探寻、向外突破，这就是人生最好的方向和态度吧！
【在朝】
苏轼有一个辉煌的起点，二十几岁时几乎就要中状元，几代皇帝都想把他当作以后的宰相来培养，后来历经沉浮，在元祐元年，连升三级，被封为翰林学士，掌管内制，成了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却“积习难改”、嫉恶如仇、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同时不拘泥于政党派系，虽然反对新党，但结合在地方官的实践经历，认为新政中的“免疫法”也有优长之处，主张修正保留，由此，又得罪了“同一阵营”的旧党同僚，内外交困，屡遭攻击。妻子朝云都打趣他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他也常说要慎言避祸，却依然心直口快、诗如泉涌，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外任】
苏轼先后两次在杭州任职，第一次是熙宁四年，被任命为为杭州通判，此时已经因为反对“青苗法”卷入党争之中，身为地方官却要执行自己反对的新法政策，令他很不开心。好在苏轼善于自得其乐，于是逃向大自然，而自然之美的绝佳处，在杭州随处可见。杭州的美景、美食、美人和文人朋友，都在这个时期激发了他蓬勃的创造力。“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直到现在，都是公认表现西湖最好的诗。
三年之后，苏轼被调往密州担任太守，政治环境依然险恶，他却不改初衷，针砭时事，在日后引起是非。在难过沮丧的岁月里，心境开始走向安详平和，洒脱不执著，越发喜爱陶渊明的诗词境界，写给弟弟子由的《水调歌头》和纪念亡妻的《江城子》都是在密州创作的。
很快，他被调往徐州任职，也就是苏轼的“黄楼”时期，这是他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展现了他干练的行政之才。到任三个月，洪水就到了徐州，苏轼亲率当地军民筑堤救灾，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和景仰。
但这并不改变他在“党争”中的命运，突如其来的“乌台诗案”将他跌入谷底，被贬黄州，使得苏轼开始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解决心灵的苦闷，在大起大落之后，超然旷达，不愿在政治游戏中消耗自己，在52岁身居高位时，请求外放，回到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
他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物价，不惜与朝廷和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在著名的西湖十景中，“苏缇春晓”和“三潭印月”都是在苏轼的主持下修建的，而初心却是为了解决水源，清理水草和淤泥，防止海水倒灌等实际问题，再结合审美和意境的整体规划，最终形成了今日西湖的基本格局。
【贬居】
苏东坡晚年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然有些自嘲之意，但是从文学成就来看，这三个贬居时期却成就了他诗文艺术上的爆发。
在经历了人生最大转折“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身无分文，务农为生。经过漫长的心理调适后，重塑了坚定而洞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
我们经常太过强调苏东坡积极乐观的一面，很容易忽视黄州的这次贬居给他带来的心理打击。那时他45岁，正值壮年，却要在这江城蛮瘴之地，眼睁睁地看时光流逝，任凭满腔抱负无处施展。他不得不重新思索安身立命之计，困顿节俭、躬耕自济，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他留下的书法真迹《寒食帖》，将一位流放者的沮丧和痛苦展现到极致，一笔一画都如泣如诉。
倘若问哲学有什么用处，苏东坡给了我们最好的解释：如果没有哲学，你将撑不过那些艰难的岁月。在贬居之前，佛禅对于苏轼来说，更像是一种仅供谈资的闲聊，到了黄州之后，佛教成了他排解苦闷的精神良药，而后来贬官惠州、儋州，佛禅的精神已经渗入他的骨髓，成为他安顿生命的精神支柱。
从“三咏赤壁”中，可以看出他超越解脱的心路历程。《念奴娇 赤壁怀古》时怀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慨“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他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后，却已“早生华发”，“人生如梦”，面对这壮丽的山河，思绪纷飞，故国神游，觉而自笑多情。虽是一片无奈，也仍有未尝泯灭的志气在。
到了《赤壁赋》时，已经是转悲为喜，通过主客问答，化解内心的矛盾。“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短暂和永恒的两面，于是，从“变”推出必定与其共存的“不变”：“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指出“而又何羡乎？”，羡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欲望，一个人本不该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天地间自然的清风明月，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而且“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超越得失的心灵，才能完整的感受和拥有天地之美。自此，苏东坡成功完成了心理调适，对什么都不再介怀，顺其自然，在《后赤壁赋》中呈现了解脱和宁静的心灵状态。
一曲 《定风波》，让我们看到了明镜透彻的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管境遇如何变幻，都如过眼云烟，无所计较，“也无风雨也无晴”。
但苏东坡并非因此厌离尘世，而是在明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后，以超越的心态，继续游戏人间。走出困境之后，他开始认真生活，插秧种菜、自盖雪堂，发现黄州的鱼好吃，写出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看到猪肉极贱，“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颇以为憾，发明了“东坡肉”的做法；哪怕是吃野草青菜，他也能安慰你：“人间有味是清欢”；依然幽默直爽，在和好友陈季常聊天时，笑称他妻子是“河东狮吼”。
没过多久，苏东坡就已劳有所获、衣食自足，广施仁爱之心、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他痛心当地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成立救儿会，筹募善款，帮助贫苦的人家养育婴儿。
如果说在黄州，苏东坡对朝廷还寄有希望，到了惠州和儋州，则彻底完成了“由臣到人”的转变，虽然一再被贬，却再也没有过去的彷徨痛苦，反而有一种卓尔不群的优越感。到了惠州，看到“岭南万户皆春色”，怡然自足，炫耀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开始在家酿酒，以酒互赠，还发明了烤羊脊的吃法。也许是终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对“家”的执念让他到哪都想置业安家，倾其所有盖了白鹤新居， 却在刚落成大概两个月光景时，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据说还是因为他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睡的午后，政敌章敦看到后，觉得他日子过的太舒服，所以再予打击。
年过六旬还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但苏东坡居然像鲁滨孙一样，依然活的洒脱，兴致勃勃地自己酿酒、做墨、学医、研究美食，在故宫“千古风流人物”的展览上，看到了他此时写给幼子的《献蚝贴》，详尽烹饪方法，还开玩笑说：“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一副老顽童的样子。
从黄州开始，远离朝堂的喧嚣，苏东坡就开始著书立说，一直到儋州，终于完成了《易经》《论语》和《尚书》的注疏，还和陶诗124首，与陶渊明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
终于，元符三年，苏东坡因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得以迁回内地。却在舟车劳顿中，旧疾复发，病逝常州。临终前，他对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
方丈好友在他耳边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说：“勉强想，就错了”。
这，就是他的佛道思想，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