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Paul A．Cohen）1934 年 6 月出生于美国纽约。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 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慈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 取得博士学位。他的“中国中心观”对中国研究范式和视角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极大关注，被认为是美国中国研究第三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柯文从1964年着手写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历时十年。这是一部关于王韬与晚清社会改革的评传，书中，柯文主要讨论与王韬有关的几个变革问题，诸如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时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区别、以内部的变迁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立、 世纪19与20 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书一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偏颇，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柯文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而过去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是一种非常僵化机械的认识，它排除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化的侵蚀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学家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因为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并不是正好符合这两个范畴的东西。就王韬来说，尽管他对受“西方”影响的各种变革十分赞同，并成为19世纪70年代制度变革的最早倡议者，但他思想深处的认同仍是“传统”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归结于‘西方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书中被转化为沿海对内地的挑战。在书的最后一章，柯文对王韬一代知识分子作了整体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出版）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aul A. Cohen
引言
·王韬：19世纪后几十年改革推动者，以及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
－忻平《王韬评传》
·更广泛的问题——关系到19-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变化
·解释框架的三个前提：
①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者（或生效者）主导；
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被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
③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
·从个人传记转而写集体传记，探讨12位开拓者的经历，起着8人与沿海文化密切相关，而其余4人则是中国内陆的产物。
·本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成都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
·重新构思：
－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更要紧的是对这种变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在合法化外来变革时所产生的问题有何不同。
－冯桂芬（政治和经济）——王韬（文化和社会）
第一篇：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曲
·1894年的历史相会：孙中山－王韬－李鸿章
·学者对19世纪中国的认知往往通过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比较而界定——更诱人的说法是被此限定而难以自拔。
—从日本“成功”之处除非，把晚清概括为“失败”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作为“停滞”的化身而与“动态”的明治时代并肩而立
—跨文化比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日并无共同的出发点，对确认异同虽极有价值，但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变化速度）却颇有问题。现代化毕竟不是赛马，即便两种文化碰巧都处于“前现代”状况，也并没有共同的“基线”。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待“中日现代化革新对比”的研究？）
·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19世纪中国的变化尺度是更恰当有效的方法。
—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1840年的中国做比较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盛清：1683-1839》：1800-1840年期间称为“盛清的最后阶段”
·广州贸易与长崎贸易的差异：广州的接触并未成为西方思想影响的传输渠道。
·巨变发生在中国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
—一种全新的宇宙观，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蜂拥而入。
·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直到1840年这种感激仍然存在，但到1900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
·代际逻辑：之所以说孙中山不可能生活于1800年，只是为了说明，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
—孙中山并非在不成熟的氛围中创造革命（事件），实际上，在他出生之时（1866），中国已经孕育了革命（进程）。
—当我面从孙中山的观点来看王韬，我面的确会应用“有限的”、“并非很先进的”、“仍非常传统的”等字眼，但若我面从他的起始，即他出生时的中国来展望，王韬的创新性就会使我们印象深刻。
—本书讨论的是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开端”，即开创阶段。因此本书的中心不在于王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在于他如何成为一个开创者。
第一章 早年在江苏
·1828年11月20日出生在江苏苏州甫里镇
·儒学修养的坚实基础：在其父王昌桂的严教下接受正式教育
·1845年乡试
·1846年南京省试失利——开始对八股文科举制度的攻击
·1847年王韬父亲在上海设馆授徒，1848年王韬赴沪。
—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事件几乎没有打扰到内地中国人的生活
—王韬跟西方人初次接触的描述中充满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漫游随录》）
·1849年父亲去世——必须立即承担供养母亲、兄弟、妻女的责任
—麦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聘请为新伦敦会墨海书馆中文编辑
1. 青春时代在上海
·1850年妻子因病不治——杨梦蘅
·向外国人“卖文”的文人，仍受他们同胞的怀疑和鄙视。
·麦都思是王韬感觉最为真挚亲切的一位西方人。
·朋友的重要性——王韬在上海不断扩大朋友圈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墨海书馆的两个年岁较长的同事——李善兰和蒋敦复
—“三异民”、“海天三友”
—蒋敦复与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丁韪良（W.A.P.Martin）
·龚橙（龚自珍之子）（英国远征军引路？火烧圆明园？）
2. 王韬与教会
·1854年王韬已参加教会的宗教活动。
—伦敦会的记录名册说明王韬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但王韬所有已出版的文字中，对此竟毫无暗示。
—王韬与理雅各（James Legge）的信函：“牧师”——“君”
·对待教会的矛盾态度
—曾称赞耶稣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主要是因为他给予了西方人关于“道”的知识。
—晚年，又确曾对传教活动和基督教本身做过批评，不断指出——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夫子对“道”的解释最臻完善。
·王韬皈依的原初动因探究？
—原因之一：墨海书馆《圣经》的翻译
—麦都思、美魏茶
—1853年完成《旧约全书》
—《新约全书》的文学特色很可能归功于王韬的技巧
·口岸城市新文化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相对游离于鼓捣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
3. 对西方的初步评价：1859
·王韬留沪前十年左右的作品几乎没有涉及西方
—第一，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江苏）正处于太平内乱中，使当时其他任何事件都显得无关紧要。
—第二，在19世纪中叶，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影响下，即它认为中国文明几乎不可能遭遇根本性的挑战。
·王韬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
—直到19世纪前，中国世界从未遇到过另一具有巨大资源的文明中心的挑战
—当中国人巡察中华文明给东亚世界打下的烙印之深时，几乎无法不得出“未曾”发生的便“永将”不会发生这一结论。
—这种世界观的一个后果，便是对“非中国”的严肃的精神关注予以阻拦。
—“夷务之学”
·王韬给周腾虎的长信——概述其对中西关系的看法
—口岸华人流行的3点观点：（1）外贸的增长带来大量关税，因而于中国有利；（2）中国将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而富强，这些技术包括坚船利炮、铁路纺织及农业机械；（3）中国学者掌握像天文、数学、地质、生物、水文和医学等西学，将有实际的益处。
—王韬批驳：与西方通商无论有什么益处，中国对西方开放终将有害于中国人民。
———由于把澳门让给葡萄牙引起的——限制西方人盘踞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口岸，一旦冲突爆发，中国将不再能控制局势。
———军事之外——对中国的风俗教化更为危险：“吾恐日复一日，华风将浸成西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
———自称充分意识到西方技术的优点，并不因为它们源于西方而拒绝之。
·针对西法的态度
—“哲人取法夷狄，孔子学在四裔”
—详论了学习西方且有益于中国的3个方面：（1）应学西方军火武器，使军队能与其战斗；（2）应学习西方轮船，因“轮船用于海，可备寇贼威戎”；（3）应在每一口岸城市都设同文馆，使才智之士能学习西方语言，充当翻译。
—采用某些西方之所必要，仅仅是为战胜西方，舍此并无任何其他方面的合理性。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西方政体（英国）的三大缺陷：
—（1）政教一体；（2）男女并嗣；（3）君民同治
·循环论历史观：西方人之所以能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的“力”暂时处于衰退状态。
—“罗马盛于汉，西班牙盛于唐宋，荷兰盛于明，而今皆衰矣”
·1859年徐有壬任江苏巡抚——王韬上书
—（口岸文人的论述）蛮夷危害更深，但并非当务之急：“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和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然欲御戎必先平贼，二者盖有相因之势。而欲平贼则请以和戎始。”
·外交使团在京的居住权——深不可测的灾难——但也可以妥协（商业利益）
·第二次徐有壬上书
—中国问题的核心：首先在军事太弱，其次在于内乱。
·虽然50年代末王韬已经感觉到西方是中国主要的直接威胁，但他仍不拟承认（起码未公开承认）这实际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挑战。
—要承认这一点，首先须把西方作为一种值得最终的文明看待。
第二章 暧昧的造反：王韬与太平军
·太平天国运动——不仅向王朝统治者，而且向整个传统秩序挑战。
—就此而言，最好将他们称为革命者，而不是造反者。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曾十分富庶、人烟稠密的苏南地区，此时人口稀少，以至于整个村庄都被来自湖北的农民占领，他们希望能耕无主之良田，居无主之华屋”
·1853年小刀会起义对王韬造成直接影响
·民众的离心与士绅道德的堕落，是地方官统治薄弱的结果。
1.王韬陈言当局
·两次提出特别条陈，每次10条。
·1861年向曾国藩写信
·三种解决叛军的基本方法：灭绝、包围与安抚（剿、堵、抚）
·帝国为三种疾病所苦：民穷已极（由于镇压军需所用，赋税过重）、江浙地区荒芜毁坏（中国最富庶的大米产地）、官吏们拘于形式和惯例（“拘牵义例，厥病日痼”）
·最痛苦的疾病：官僚体制及其擢才方法的极度讲话
—“人才者，国家之元气，群生赖以立命，诚能朝无倖位，野无遗贤，又何有于区区之盗哉。”
2. 《臆谈》
·1862年王韬因母亲病重而返回苏州停留3个月——《臆谈》
—44篇——有意模仿杜牧《罪言》、苏洵《权书》
—经济、军事、政治
·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政治传统中有一种可被我们今天泛称为“激进的封建制”的倾向。
—所谓激进，在于它对既存帝国官僚体制实践（如果不是理论）的彻底批判；所谓封建，是因为这种批判从总体上是以“三代”为模式的，彼时的政治格局往往被描述为封建制在中国的盛行。
·在王韬的许多建议中，暗示着这样一个设定：若要把中国政体整体加强，君主必须放弃部分权力。
—颇为矛盾的声称：“封建”制的强大之处在于权力的分散
·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回声
·如果说《臆谈》中的思想是前西方的，但并不能因此说他的思想不够激进。传统主义者认为过去是一种静态的不动，因此顽强固守着过去而反对采用任何新法。
—王韬则与之不同，他的“退化”史观使他能用过去来为更深的变化辩护。在他看来，认同传统又不否认创新，实际上更有利于传统。
3. 对王韬的指控
·1862年4月4日，清军在熊兆周的指挥下在上海王家寺战役中击败太平军
—缴获一封署名黄畹、字兰卿的长信：写给苏福省官员刘肇钧，再转呈李秀成。
—探讨进攻上海的具体问题
—即将离任的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薛焕将此信上报朝廷
—上海当局立即得出结论：黄畹就是王韬
·王韬遭到上海道台吴煦的逮捕，立即到英国领事馆避难
—上海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之子）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与总理衙门的外交交涉
——问题在于上海道台的无信——纯系无耻地利用英国的信任
·王韬在英国领事馆待了135天，后秘密乘英国邮轮前往香港
—20年后才再次踏足上海
4. 重申这桩历史公案
·人民可以争辩说，黄畹上书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意义被夸大了。
—因为两年前洪仁玕也提出了类似的战略计划
—但另一方面，这封信对王韬人生的意义却未被夸大。
·在许多场合，王韬都痛苦地承认在苏州时与太平军有所接触，但却明确否认自己是那封信的作者。
—另外他强调与叛军接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政府的大计
·在对黄畹上书研究的太平天国学者中，只有吴静山接受王韬论述的表面意义。
—吴静山在得出这一研究结论时，尚未见到黄畹上书的原件
—1933年故宫档案发现——随后，谢兴尧、罗尔纲、胡适、简又文及商衍鎏等分析一致认为王韬无疑是此信的作者
·证据：黄畹与王韬
—“黄”不足虑——在太平天国区域，“王”字只有诸王可以使用，所以原本姓王的人避讳为“汪”或“黄”。
—吴音中“畹”与王韬原名“瀚”接近（王韬原名王瀚，到香港才改名王瀚）
—“畹”在《离骚》中与王韬的字“兰卿”有关
—1862年“兰卿”确为王韬的字
·罗尔纲和谢兴尧把黄畹的信和王韬的文字做了全面的细致对比
—（1）个人经历的一致；（2）文句相同；（3）力主和戎的战略
·胡适和简又文提出了最确凿的证据：字迹的一致
·当然也并非不存在王韬所说的受人陷害的可能
·王韬的动机
—布鲁斯：王韬上书是为了保全家人性命（信中表明他于刘肇钧有私人交情）
—罗尔纲：劝说太平军离开上海或至少延迟对上海的进攻，实际上是为英国人的利益效劳，甚至可能是受英国人指使。
——罗尔纲的解释中暗含着一个前提更有问题，即只要王韬的行为在为外国人谋利益，就不可能为太平天国谋利益。
—谢兴尧：认为如果太平军遵循黄畹上书的建议，起义的结果可能非常不的。
—最有把握的可能是，起码在1861-1862年之交这场内乱双方胜负不明的瞬间，王韬实际上向双方效忠。
·学界所忽视的一点：王韬与洪仁玕的交往
—王韬1854年10月29日日记“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
—王兰卿（Wung Lanking——原文如此）
—伦敦传教士的记录和王韬日记（艾约瑟等）
—第一，在1862年之前，王韬起码有两次被派去与太平军领袖直接接触；
—第二，他曾两次帮助起草与其中两位首领交好的文件；
—第三，他与一度成为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第二号领袖人物相识，尽管密切程度不得而知。
5. 道德准则对抗与背叛概念
·上海——交锋的前沿：“两种文明在此相遇——相争不下”
·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贬损憎恨”（ressentiment）有三个连锁因素：（1）散布憎恶、怨妒和仇恨感；（2）不敢主动表达这种对某人或谋社会阶层的反感，怕因此刺激他们，所以有这种无力感；（3）不断重新体验这种无能和仇恨。
·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对占统治地位的既成秩序的精神造反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并成为中共深远改革的最有力的辩护者。
·“长毛状元”
第三章 流亡岁月：香港与欧洲
1. 翻译经典：与理雅各合作
·短期的精神崩溃
·1862年10月11日抵达香港——起初抱怨香港生活
·沟通两种文明
—王韬在为麦都思当学术助手时，王韬就在把西方的“道”传输到中国的工作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现在调换一下，在把中国的“道”传输到西方的工作中，他又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王韬为理雅各工作了十年——朋友
·经典解释的折中性——王韬和理雅各
—王韬认为理雅各“其言轻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中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
·王韬抵达香港时，《中国经典》的第1、2卷（包括《四书》）已经刊行，正在进行第3卷的《尚书》。
—随后的翻译过程，王韬贡献更大：第4卷《诗经》（1871年版）、第5卷《春秋》和《左传》（1872年版）、《礼记》（1885年版）
—广集各家评注，对冷僻著作的评注尤为注意，以免为外国学者所忽略——《毛诗集释》
·1867年理雅各因病回归故里，来信邀请王韬去苏格兰。
—1870年3月二人回到香港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定居，后来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1877年开始翻译《易经》，再次邀请王韬前往，但王韬未接受。
·在理雅各苏格兰家中所作的有关春秋时期历法和日食的研究——“划时代的”
—在传教士汉学家湛约翰的影响下，成为可能是第一个求助于西方天文数学知识探究这一问题的中国人。
2. 教会对王韬世界观的冲击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倾向于把中国看成一个世界，而非一个民族。
—如果说中国并未完全包括囊括“天下”，那么，它起码囊括了“天下”所应囊括之物。
—由于中国是一个自我包容的宇宙，所以对民族的概念极为陌生。
—中国人若要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应先知道世界上还有某些非中国的价值，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而尊重自己
·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itic）
—对民族国家的世界观所吸引
—他们在对西方的态度上，奇异地混杂着强烈的憎恨和远非极度的尊重。
—前民族主义的仇外者具有这种憎恨感，但缺乏某种特别经历的人来说，却很难产生尊重感。
·对西方有意义的了解——王韬（新教在华传教团体的学术精英）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崇敬并未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西方文化的信仰——因为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想把基督教神学与儒学伦理和谐地熔为一炉；而19世纪的传教士知识分子则与之不同，始终与儒学保持一定距离。
·王韬——不把西方朋友视为蛮夷，也不视为儒者。
·王韬世界观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
—19世纪50年代末——对西方文化大体取否定态度——除了火器船舰和西方语言之外，学习西方对中国并无益处。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王韬的关注才明显转向长期的西方挑战。
—为黄胜写的《上李鸿章书》：“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太平天国内战后的重建——在重新恢复儒教秩序的努力中，他们自然倾向于寻找战前的稳定背景。
—在经济恢复方面——中兴思潮中压倒一切的思想是重振传统经济，以减缩开支、兴修水利等可行方法恢复农业，而且还认为农业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经济成分。
—王韬尖锐的对立观点：提出制造西方式农业机械和纺织机器，并要教中国农民如何使用；应让中国商人认识到轮船运输的商业价值；中国政府英对商人采取新的态度。
·王韬反对“西化”的顾虑——认为只要将西方的仿效局限于这些西方较先进的技术方面，就不可能损害中国的风俗人心。
·王韬反对西方无限停驻的顾虑——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获利——中国的物质刺激消失之后，完全可以肯定西方人将离开中国。
·王韬远远站在他的太多同代人之前，认识到西方挑战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采用史无前例的迎战方法。
—王韬在6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一种文化世界观过渡到民族世界观的艰难历程。
—“握利权”“树国威”——标志着他对中国的世界位置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他到西方的出游，将使这种转变走得更远。
3. 王韬在欧洲
·王韬可能是现代第一个既受到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相较于容闳、黄胜、黄宽——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有更为正式的儒生作为学生或外交人员到欧洲和北美做长期访问。
·1867年12月15日——香港
—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苏伊士、马赛
—巴黎——博物馆和图书馆——卢浮宫
—伦敦——牛津大学毕业班“现时代的中外交往”演讲
—比较儒学之道和天道（基督教）：“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4. 王韬与中国近代新闻业的缘起
·1871年《法国志略》（14章）
—1870-1871普法战争记录——《普法战纪》
—张宗良和陈言
·陈言《华字日报》
—何启和伍廷芳
·《近世编录》的编辑
—《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的子报
·世界主义——得风气之先的民族主义者
—效忠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儒家文化。
·1874年2月3日《循环日报》创刊
—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
—商业性和一般性
—一般消息占1/3，分3小栏：（1）首栏汇录“京报”；（2）广州与广东省消息；（3）中国其他地区和外国消息
—1878年改为晚报（提前12小时发行）——香港首份晚报
—由于晚报赶不到广东和澳门的末班船，所以在1882年又改为晨报
·王韬深知报纸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并为它在中国的无足轻重而愁叹。
—王韬知道西方政府对公众舆论很敏感，所以力劝中国驻外世界应有翻译西报的雇员。把重要篇章译为中文递送总理衙门，这将对外交大有裨益。
—进一步建议：中国应在有关中外关系的事务上设法直接影响西方舆论——在华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外消息时一边倒地倾向西方，这种扭曲又传到西方的报纸。
—提议中国应在欧洲发行西文报纸以改变这种现状——这样一旦西方列强对待中国不公时，西方公众舆论将动员起来，向有关政府施加压力。
—早在《臆谈》中，王韬即对中国君民之隔如此深巨表示失望——认识到报纸是缩小这种隔阂的最佳手段：报纸不仅能把官方消息最大限度地向下表达，也能把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上传——报纸可以有效阻止当政者滥用权力。
·新闻事业
—洪士伟参加管理《循环日报》的管理工作
—1879年访问日本——栗本锄云、藤田茂吉及《报知新闻》
—1884年上海担任《申报》编纂部主任
—19世纪90年代前半段改革倾向的教会报纸《万国公报》的撰稿人
——《万国时报》林乐知（Youug.J.Allen）：“中国最有才干的人之一”
—罗斯威尔·布林顿：“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
—林语堂：“中国记者之父”
·他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5. 历史与个人经历的汇合
·历史环境与人物经历的独特汇合，能使一个人与熟悉的文化模式决裂，而寻求新的道路。
—成年的王韬发现，自己所面临的个人的十字路口，与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紧密交叉。
·酗酒、嫖妓及最终吸食鸦片成瘾，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这种个人心理重压所致。
—但也是这种压力，使他在背离传统的路上走得最远，使他在一种新的人生模式的探索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有着建设性的后果。
—王韬个人的不幸与中国历史的不幸互相影响——对王韬来说，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紧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
第二篇：新的世界图景
序曲
·尽管有这些新特点，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
—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种过去的浸润所带来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
·王韬针对西方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写作中，充塞他头脑中的新图景与旧思维习惯之间那种脆弱、紧张的平衡状态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
·并非一位成体系的思想家
—信口发表己见——在考虑王韬的“世界观”时，尤应注意不要将其过于系统化，不要将其实本来就含糊不清乃至前后矛盾的东西硬性划一。
·第二个危险——危险综合征：与传统和现代性并由此及彼的转换有关。
—“转换”包含着一种把传统视为自我包容的有机体、具有同质性并多少是一种静止物的简单观点。而且，它排除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在现代化的侵蚀性压力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传统”与“现代性”本质上是从组成现实的“变量的连续统一体”中抽象出来的，而“历史动态图式的单一框架，是为研究目的而放大的”。
—与所有历史概念一样，它们与人类经历的实际记录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在它的简化过程中，借此解释之物也被曲解了。
·在用“传统”来研究中国的过去时，又有两个特别环境使之更为复杂。
—首先，在现代中国人中，“传统”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组概括。在瞬息万变的19-20世纪中国史中，它是一种引起极度感情冲动的对象，是某种为人信仰、辩护或者反对的东西。
———很明显，过去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为今天的目的和需要服务——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对传统的这些观点都是真实的过去的漫画化。
—其次，这种漫画化来自西方人——他们作为一种浪漫的异国情调之诱人遗产的受惠者，极易把另一种文化与自己文化的不同方面抽出来，视之为“独特的”。
———这种异国的催眠力又由历史现实而加强。
·在其他许多方面极不相同的文化之间的这些共同点
—其一，我们可以从中对人类、对人性的内在困境的基本反应做一些反思，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超文化的。
—其二，我们能毋庸置疑地设定，在中国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相重合的地方，近代中国人就不太需要抛弃早先的思维习惯，而应更多地强调连续或复兴。
·在被戏剧化为“中国传统”之前，真正的中国过去是流动不羁的，赋予多样性，充满未解决的矛盾张力。
·中国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西方的入侵和连续不断的生存威胁而成为关注的焦点。
—而它的另一些方面则由于它们并非仅是“中国的”或无法归之于“传统的”，在西方的撞击中就较少为人注意。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去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东西却置身于“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这种规范描述的冲突之外，为19世纪中国的精神转变过程注入了一种新的复杂因素———在后面对王韬成熟期世界观进行考察时，我将特别着力使这一额外因素引起注意。
第四章 当代世界中的德与力
·孟子的王道与霸道
—宗藩制度——若天子显德，四方小国便会自动前来臣服于中国——但实际的强力在这一制度的运作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王韬对国际形势的不断分析中，中国权力观念潜在的紧张性十分清楚地表现。
—王韬的权力观的基本框架，则是对“实际权力因素”在世界事务之形成中所起作用的高度敏感。
·春秋战国：《普法战纪》——虽然我们习惯于把中国视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和一个民族，但中国从春秋直到秦统一六国，在中华文明领域中，并没有具有共同国界的、可确当称之为中国的国家，而只有分裂成许多彼此独立的政治单元，与现代欧洲文化领域的情况十分相像。
—并非仅仅由于东洲末诸主权国或半主权国的存在，还因为在这一阶段必然缺乏一个超国家体系来有效地限制各主权单位的行为。
·王韬的国际法观念
—“道德信条”或“礼仪框架”在充满主权国家权力饥渴的世界中究竟能否起到抑制力量的作用，王韬深表怀疑。
—暗含着近代中国所受之不公正待遇而激怒的一位中国人反西方的道德判断。
—这是一个崇拜赤裸裸强权而嘲笑道德的时代——秦国由于其反对儒学的黩武主义和鼓吹战争，而逐渐被后世的儒家认为几乎是道德上的怪物。
—王韬首先关心的是世界各国政策和行为对中国的影响——而这些国家仍在另一个宇宙中，服从另一种规律——与东周末相似，这个世界使按照儒学政治行为信条实践的机会大大减少，而且讳疾忌医。
1. 俄国——秦
·“无道之虎狼秦”
·王韬及19世纪末改革者的反俄倾向是英美反俄情绪的直接反映。
·俄国与秦一样位于中国北部边境，而且在19世纪70-80年代无数方面都显示出其对亚洲越来越大的侵略胃口。
2.美国
·林乐知
·“揖让制”：“华盛顿敝履百乘，公天下而无私俾……远追唐虞揖让之风”
3. 日本
·日本对西方事物的狂热和干脆有力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的旁观者产生了一种赞赏、妒忌和鄙视等混在一起的复杂感情。
·这种矛盾——说它是一种多价体（polyvalence）可能更确切——在王韬笔下有关日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形象中得到了生动反映。
·“文化近亲”
·栗本锄云、佐田白茅、冈千仞、中村敬宇
·“大亚西亚主义”：（1）意识到中日间特殊的历史联系；（2）强烈同情中国的改革事业；（3）强烈反对西方统治亚洲
—只要这种感情不招致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王韬就由衷地赞同
—王韬与“兴亚会”
·曾根俊虎
·“琉球问题”的争论
—批评西方针对日本的政策
·赞扬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情——中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尖锐批评日本的侵略性外交政策
—有时盛赞日本已独立掌握了西方的技术，但有时正是同一个王韬，又嘲笑日本过分依赖西方技术人员。
—王韬对儒学政治训诫的亦步亦趋，又使他极大地误解了日本的形势——王韬一次又一次用“外强中槁”这一陈腐论调来概括日本的情况
·甲午战争的震惊
·驻外领事馆——（加利福尼亚、秘鲁、古巴）
—“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
第五章 历史创造中的天与人
1. 历史的类型与动力
·儒家学者——循环论/盛衰理论“周而复始的大道运行”
—第二种变化观念——阻止衰退
·刘知几：“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王韬：此种危机可以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克服
2. 王韬的历史著述
·虽然通常不把王韬视为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全部作品中，历史著述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王韬的史学是新与旧党的奇怪混杂
—他所遵从的文辞规则和组织安排形式本质上仍是中国自司马迁时代以来一直遵从的规则和形式。
—但王韬所选的主题，却别开新境——侧重于现实，因而将对汉、唐历史的重新研究让给了那些比他更为谨小慎微的人。
·未出版的著作
—《四溟补乘》（第一部《西古史》、第二部《西事凡》）“余尝谓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普法战纪》（1873年出版）
—张宗良协助
—代表了中国理解西方的一个新起点
—第一部完备的细察欧洲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专著。
—明确写道，无论是福是祸，随着最近事态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将无可避免地缠在一起，所以欧洲形势的重大变化自然将影响中国。
—提供了大量有关法国和德国的历史与民族风俗（包括《马赛曲》的翻译），欧洲政治制度及其日常运作，军事技术和战略（地图、祈求、电报、铁路等），欧洲的外交活动及战况。
—循环论：“善舰国运者毋以胜为吉，毋以败为凶。盛即衰之始，弱即强之渐。”
—法德的仇恨——仁慈的上天不愿法国加害于中国——1870年天津教案
—“天心”、“天道”
—合理利用“强力”的问题——人道因素起决定性的重要因素
—拿破仑三世——“失地、丧师、去位、弱国”
·《法国志略》（19世纪80年代作品）
—强调了宇宙循环运动的规律与个人对事件形成所负责任之间的张力
—参考来源：
——报纸和西方人汉语著作
——冈千仞《法兰西志》、冈本监辅《万国史记》、江南制造局《西国近事汇编》
—“逸史氏王韬”
—革命的起源——指责法国国王负有责任
·《西学源始考》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874年——西方纪年，附有相应中国纪年
—虽然包括的范围极广，但所有东西都是简略提及，缺乏更具体的材料。
—王韬没有试图对西方的古代进行抨击，或像许多同代人所习惯的那样，提出西方文明的卓越成就全部源于中国。
—王韬的论述表明他与“中国最先”的论断无源
—远离了循环史观——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发展——由于一个新发现紧接另一个新发现而不断进取。
—虽然如此，王韬仍只是在对待文明的总体进化时愿意摆脱循环史观，而当他面对一些特定的文明时，似乎对旧的观点更感惬意。
3. 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与中国
·在《普法战纪》中，王韬把西方作为一个世界，所以他能够把法国当作一种衰退的力量而把普鲁士作为一个兴盛的国家——理智超然
—然而，一旦王韬的关注转向整个世界，一旦在中国和西方间再次划定战线时，他的作为中国人的希望便决定了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判断。
·王韬历史观中的唯意志论因素是如何被用来支持这一幅图景的：通过有意识的转向（改革），中国将再次强大。
—中国的世界优先性，是历史中的永恒因素。
—一个又一个外族曾利用短暂的强盛来威逼暂时软弱的中国，但外国侵略者迟早要像洪水般退去，被时间淘汰尽净，而中国却冷静而持久，宛如一座高山，虽时时被洪水淹没，却永远屹立。
—王韬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出西方的强盛必将引向毁灭。
—为扩大疆域或增加财富的目的而自私地滥用国家强力是不道德的。
·王韬赞同技术革命——强调中国从前就有过广泛变革（秦汉统一）
—王韬用“大同”一词来描述这种秩序，缘此，后来他往往被视为康有为的先驱。
—王韬相信这种权威之源绝不会是西方——自信地认为等技术差距被拉平，而西方丧失其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时候，西方将“同我太平，然后此言验矣”——甚至西方会在中国面前“俯首以听命”
·“器”的哲学——“器”（技术）只能进行地理上的征服，把世界联在一起，但却“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
第三篇：为新中国开的药方
序曲
·费正清：“在我们新大陆，我们帮助产生近代世界，而近代世界却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
·王韬从一开始就大胆地宣称世界正在经历巨变，所以中国具有3000年悠久传统的习俗和制度的确面临毁灭的危险。
·王韬的变法论“所谓变者，在我而已”
·探讨“现代”与“传统”——拒绝认为它们必然互相反对、彼此排斥的观点。
·如果只看到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随后又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一直积弱这一事实，便得出结论说日本“对西方的反应”是迅速而成功的、中国则是迟缓而失败的，那我们实际就无视了日本近代史上一个基本事实，即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在西方人远未到来的时候就开始了。
—为矫正这种推论，有必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把中日两国作为彼此衡量的标准，还要把它们与世界史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并且在诸多变量中仅把西方的冲击作为唯一的变量。
—为什么中国只有在外部的刺激十分严重时才真正开始现代化，而日本早就开始了？
·王韬为技术变革辩护时列举的特殊原因也同样重要
—许多19世纪末的改革者把西方定义为“物质”而把中国定义为“精神”，力主只有采纳西方的物质文明才能使中国的精神文明免于灭亡。
·面对西方对中国停滞不前的批评——王韬的反驳
—适应时代的调整变化始终是圣人之道（孔子之道），倘若孔子生活在19世纪，肯定也会支持引进西方技术和普遍改革。
—把孔子假设为改革者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这一点上王韬再次成为了康有为的先驱）——因为这不仅为某一特殊的变化提供了有力的辩护，而且在整体上将一种对变革持更为肯定的态度注入儒学中去。
·中国的“道”——西方的“器”
—王韬认为“道”是人类文明的特征，因此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本质，由此为这幅图画注入了新的因素。这使西方进入中国的话语世界，而且无论是否情愿，在此过程中它为中国不光从西方借“器”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韬把儒学动态化、把道普遍化，从而对儒学传统进行了修正。
—回溯决定论（retrospective determinism）
第六章 教育改革
·不适宜简单的归类
—官员？他与官场广有联系，但从未做官。
—学者？襄助理雅各译书，但不能称为典型的学者。
—绅士？
—小说家？历史学家？
—报刊记者？
—改革家——最适合王韬——王韬大力提倡改革，身体力行，但几乎没有得到
生硬地划分分——教育、经济、政治三个方面
·舆论是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
—19世纪后30余年中国是否存在“舆论”？
—作为改革的倡导者，王韬能够有所作为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某些人施加影响。
—19世纪70-80年代，舆论实际上还只是士大夫的意见和知识界的意见。
1. 寻求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劝诫别人是王韬的主要工作，撰文陈词是王韬的主要办法。
—可以说，王韬的全部改革尝试实际上是一种教育。
—但是，王韬的文章包含了一些更具体的改革内容。
·人才
—培养人才对于社会的全部重要性问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跨越了前近代中国和近代西方。
—左宗棠：“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
—《中庸》：“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在前近代的在中国社会，“才能”几乎只与统治能力有关，那种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而不见得能做好官的看法，被认为是明显矛盾的。
—现代社会中不同领域要求施展的才能也许完全不同——人才与做官
—帝制时代的中国，人才就是掌握了儒学经典的理论原理和道德准则的人——只要弄清了这些原理并学以致用，就能自然而然地应付从政生涯的各种局面。
—“通才”——“君子不器”
—现代社会特性的标志：“专门化”——复杂的经济生活、高度的社会化和空前的知识膨胀
—中西人才观的比较
—虽然近代西方并不低估人才的重要性，但它一般强调——一个社会的有效运行需要适当的制度和法律条件。
—现代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同样复杂——其规律是：技术变得愈益复杂，从而对人们掌握现有技术和进行技术更新的技能要求也不断提高。
—该过程的另一面是，人力需求大量减少，机器取代人一直成为许多领域的趋势，结果产生了与中国传统取向正好相反的情形。
—前近代的中国——职业限制、素质单一、高度道德化的特征，而且在任何场合下人才都被看作是比技术和制度更关键的因素。
—重视人的因素
—1865年王韬致书李鸿章“国家之有才，犹人身之有精神”
—香港曾是孤悬于海外的不毛之地，现在由于人力的结果，已日益繁荣起来。
—为什么尽管中国大力仿行西法西器，却看起来并无实效？
—王韬认为因为没有得到适当的人运用新法新器。
—王韬的人才观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另一区别在于，用人的目的不尽相同。
—平息农民起义、恢复正常生活的旧式挑战过去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只能以根本改革来应付新的挑战。
—如需要完成专门的工作，就要要求人们接受专门的培训。
·考试征才
—对科举考试的批评：（1）首先，认为现行的标准太低；（2）其次，认为考试科目狭窄无用，妨害了开科取士；（3）强调汉代荐举制度的辅助方式
—但又反对过分依赖荐举制度——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
—主张分八科取士
—《救时刍议》——中学西学并重的考试——兼通者得中
——中学（四书五经，以《易经》为首）－西学（以几何学为首）
—超出了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模式
—王韬的改革主张中最引人注目、最根本之处，在于他强调西学应成为常规考试内容的一部分。
·学校生才
—现行学校的五大缺陷
—第一，当今学校太重书本学习，不重实行；太重义理，不重实际。
—第二、第三，当今学校与政事缺乏联系
—第四，批评与尚书相似的文武官员分离的现象
—第五，抨击学校的教育内容宽泛肤浅
—教育应该与政事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而在19世纪晚期，此中的最大需要之一就是掌握西学。
—文学（经书、历史、掌故、辞章）与艺学（地理、格致、天文、数学、律例）
—虚设的书院改为新式学校
·为现代化的教育
—社会着眼于教育事业可能出于极不相同的原因
—中国政府教育的目的：着眼于造就领导阶层——正式领导（官员）和非正式领导（士绅）
—教育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提供最能保证王朝延续的政治和社会领导者。
—王韬所使用的语言中没有“现代化”一词，但从教改主张的实质看，他的目标显然只能是现代化的中国。—平民教育——19世纪70年代容闳在广州创立义学
—香港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女子教育问题
—要进行重要变革则需要全面修整社会制度机制。现行制度机制本身没有任何革命性，而中国历史却充满这种革命性。必须自觉地把新制度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这是有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人的因素——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的实质
2. 推介西学
·传播西方科学
—科学家的传略：培根、赫瑟尔、萨默维耳
—简介西方应用科学中的奇闻逸事：牙科、金刚山、雪花、飞行器（天船）
—发表科普论文：《西学图说》
—《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艾约瑟）
—《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伟烈亚力）
—独著《西学图说》：太阳说、赤道说、行星环绕太阳说（哥白尼日心说）等
—西学中源说——心理效果：能使中国人在汲取“西学”时并无丝毫文化自卑和民族羞耻感。最后，它通过倡导古代文化的复兴，来适应人们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偏好。
—代数“东来法”——《墨子》
—王韬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否定了它的完整性——他指出了阮元著作的肤浅和不当之处，大胆驳斥了西方代数源于中国的论调；把泰勒斯与西方天文学联系起来否定《墨子》的说
—最重要的是，按照并非一切源于中国的逻辑，王韬否定了认为历史上只有中国文化才真正重“道”的偏见。《中庸》一书的全部论点是——“道”属于全人类——圣贤是东西方各民族都能孕育的普遍品质。事实上，正是各民族天生的这种能力给人类事业以基本的统一性。
·上海格致书院
—受山东巡抚张曜之邀游历华北
—弢园书局
—19世纪80年代为《申报》撰稿——伟烈亚力与傅兰雅
—1886年受聘为上海格致书院（1876年创建）掌院
—1886年开始举办“中国有奖征文竞赛”，其目的在于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西方知识，以便应用于中国。（傅兰雅提出的）——《北华捷报》“格致书院在中国启蒙的最有力工具”
—1897年傅兰雅挽王韬：“由于王韬先生的病逝，有奖征文竞赛不如从前那么富有生气了”
—格致书院的影响是——地方性－短暂性
—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这种规模狭小、私人合办的书院是注定要遭受挫折的。它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是——为自身的替代者开辟道路，无论收获多么微弱。
第七章 经济改革
·20世纪前中国经济完全是耕作型/农业型——王韬的经济思想专注非农业
—阶级利益——除了阶级利益外的因素
—法家－国家富强－1865年上书李鸿章“握利权，树国威”
1. 交通运输
·9世纪汽船、铁路、电报的激动——交通革命中包含了全球趋同的技术基础
—轮船——中国自主造船技术（自主驾驶——自主人才）
—长江航运的垄断（1872年轮船招商局）
—19世纪70年代致信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唐廷枢）
·漕运之议
—允许民间设立轮船公司从事内河航运
·铁路：预言不出100年中国将变得铁路纵横交错——欧洲人以铁路里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
—铁路的商业－军事价值（常山之蛇）
·电报体系——19世纪60年代在伦敦参观中央电报局
—称赞美国架设跨太平洋电缆（加利福尼亚－上海）
2. 开矿
—大规模采矿会使人们失业——破坏农业
—认为明代采矿业的混乱局面不是因为矿业本身，而是由于经营失当。
—好处：（1）财富；（2）出产原料；（3）出口获利；（4）就业机会
—19世纪80-90年代中国采矿业的困窘
3. 技术和机器生产
·19世纪60年代后期王韬在爱丁堡参观武器展览，亲眼认识了技术不断革新的事实——惊奇地发现，几年前（1863）自己与人合著的火器制造方法已经过时。
—给中国的训诫——如果满足于一味仿造，那么在掌握某种技术之时，它就已经过时了。中国与西方有效竞争的唯一途径是跳出模仿，自己发明创造。
—建立技术培训机构和促进发明的奖励制度
—早年谈论技术关注军事用途，但随着事件的推移，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生产领域中的重要性，在其思想中显得愈益突出了。
·纺织业
·与洋货竞争是王韬鼓励本国生产的动因之一，另一因素是要使中国能恢复传统出口市场并获得新市场。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吸取西方生产方法、根据国外需求调整国内生产方面获得了成功。
4. 国外贸易和经济上的国家主义
—在提倡现代生产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王韬总是几乎着迷地专注于跟西方的经济竞争。
—商业财富与国力之间的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财源，后者为前者提供保护。
—罗比特·L·雷诺兹（Robert L. Reynolds）：论述近代早期欧洲时，说明了西方经验的这一独特方面。
—中国曾经不相信一个国家会为了推进少数商人阶层的利益而派军队远涉重洋——注重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商业与增强国力间的全面关系。
—与近代西方商业相比，中国商业的某些特征严重阻碍了自身的发展：（1）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考虑到商业完全是出于控制和税收的目的，而不是保护和促进它；（2）就中国的主要社会阶级而言，商人地位最低，至少在士大夫统治阶级的观念中就是这样，而且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也是如此；（3）中国占压倒优势的贸易是国内贸易；（4）中国的市场结构基本上是农村经济的延伸，交换的商品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产品；（5）落后的交通运输（费钱和时间）、不相适应的信贷和银行条件、中国通货的混乱状况，都阻碍了国内一体化市场的发展（即使其中也有政治、文化原因），严重妨碍了中国商人去打破对欧美贸易中的外国垄断。
—外国人在华的任何营利行为都对中国绝无好处，引起中国财富的外流——这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王韬和许多中国人的基本假设。
—王韬的解决要旨：中国在经济活动中摆脱被动，采取主动，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削弱西方的营利能力。
—发展中国的海外贸易
—“务财”与“理财”
—纸币－国家银行
—政府与商人合作建立公司（商人必须通盘掌握全部事务，以便官吏不与其争利）
—废除厘金
—工商局
—为什么中国经济成就不及西方？——“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开其端，而官为之扶持，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十余年来，西商之为华人夺其利者亦复不少。”
—家长主义——王韬理所当然地认为改革的主动权来自政府
第八章 政治改革
·王韬追寻的模式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性质——不限于特定的时间（古代）或空间（中国）
·王韬惯于追求中国古代模式的因素是这种模式的模糊性和笼统性
·王韬根据中国古代政治理想论证变革的第三个基础——历史观的退化论
1. 良政方案
·更合理的政治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批判
—捐纳制度
—裁撤冗员——督抚权力重叠
—律例混乱——《弢园文录外编·尚简》
—提高官吏的道德和知识素养
·更通下情的政治
—《弢园文录外编·重民》
—王韬从未提过“民权”，但拒绝民治并不意味着成为专制主义的朋友。
—西方议会政治
—批判专制主义——不同政治阶层的隔阂问题——巨大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把君臣、官民分隔开来。
—督抚制度
2. 西方的良政榜样
·《弢园文录外编·重民》提及3种西方主要政治制度
—“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
·比较英法对殖民地的治理
·对英帝国主义的宽容态度包含其他非个人因素——英国充当了抑制俄国在远东扩张的角色
—《纪英国政治》——英国官员的荐举制度
—社会福利——公共工程和慈善机构
—“如欲真致富强，无论中法，无论西法，皆可以臻实效。首在乎上下一心一力，悉专工致志如此”
3. 强国之道
·军事因素——军队训练、军事考试制度、军饷、陆军和海军、防御设施网、军事技术等
—“治兵”的重要性仅次于“治民”
·王韬是第一个提出良好政治可导致一个强大国家的人
—赞扬1870-1871德国紧密团结
—“一盘散沙”的中国
·有选择的恢复中国“分封”时代的政治传统
—他似乎不能自圆其说地认为，“分封”制的内聚力在于它的权力分散，由于皇帝与全国的豪门巨族分享权力和领土以后，后者更明显地与朝廷的命运息息相关，故更易于朝廷同舟共济。
·人民在一个制度中占有的利益越大，他们对制度的捍卫就越坚决。
—发展新闻事业和扩大教育机会——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
—政府更多地分权与人民更多地参与是相对应的。
·军事——西方“兵民不分”
—主张中国沿海“全面皆兵”
—1880年末一封信——“夫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行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诚如西国之法，行之于天下，天下之民其孰不起而环卫我中国……今我朝廷诚能与众民共政事，同忧乐，并治天下，开诚布公，相见以天，撤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忌讳。”——《弢园尺牍·与方铭山观察》
4. 王韬与中国的早期民族主义
·旧式的“天下”观念——相对性的世界观念
—民族竞争——春秋战国、经济竞争
—王韬认为达到富强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中国人民与统治者之间能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关系的标志首先是共利观念和认同感
·民族观念——中国人似乎对外国的侵略安之若素（梁启超）
—中国在20世纪的耻辱感似乎比在100年前遭受侵略时更为强烈。只有在民族观念形成之后，国家主权被侵犯才能唤起人们的耻辱感。
·澳门苦力贸易
·损害中国关税主权的条约限制
·第一个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中国人
·“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
—对于中日战争失败的耻辱感——唤醒中国进行根本变革
·王韬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王韬的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
—王韬形成民族主义的观点，不仅是对西方的反应，也是对其他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
·早期的或原始的民族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中国士大夫普遍表现的排外主义区别开来——好战/“刚健的儒教”（史华慈）
—虽然王韬坚决反对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但他对西方的强盛却十分崇敬。像郭嵩焘一样，当中国面临西方战争威胁时，他总是主张稳重节制，依靠外交手段解决。而且，虽然王韬确实看重人民的精神及其决定作用，把这种品质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但这与军事排外主义者完全不同。（那些认为，只要民心稳定，中国根本无需什么现代化）
·王韬的思路与冯桂芬、张之洞基本一致——他主张采纳西学，与其说是赞赏西学本身，不如说是相信此乃保存中国根本价值的需要。
·王韬把孔子看作潜在的改革者——重新估价
—他淡化了“道”的中国意义，深信“道”是各地文明人的共有特性
—就儒学的客观命运而言，王韬在思想上一节摆脱了强盛中国与儒学中国之间的冲突矛盾。相反，一个真正的儒学中国也应该是一个强盛的中国。在这种明了的主观意义上，王韬最大限度地接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太可能的混合型人物——一位儒家民族主义者。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
序曲
·沿海中心观
·王韬具有比自身更大的启发意义——影响别人
·王韬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巨大历史画面——王韬的重要性在于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画面，说明这幅图画是怎样构成的。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曾研究的巨大课题——沿海与内地的差异
—这种差异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沿海”不用“通商口岸”）
—自1842年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显著了——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
—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
—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根植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成为内陆变革的重要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
·全面的文化变革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只出现一些先驱者——他们的言论和活动把一度完全陌生的东西变得不太陌生，使人们逐渐对新的东西习以为常，不那么触目惊心，而更赏心悦目。
—第二阶段进行文化变革——占支配地位的正统主义者，虽然转而适应由来已久的变革需要，却始终坚持这些变革冠以某种固有的合法性。
·这两个阶段表现为沿海不断冲击内地，而每次冲击之后内地都试图通过中国化使其合法化。
—第一次冲击是太平天国起义
—第二次冲击来自在早期改革者，对这次冲击进行合法化的认为是寻求自强的官僚，后来是19世纪90年代的内地改革者。在18989年戊戌变法达到了高峰。
—康有为在证之以内地（儒学）语言同时保持沿海改革的原动力方面获得了成功。
—来自沿海的最后冲击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只有毛泽东在合法化阶段，同时在思想和实施上都成功地取得了统治地位。
·柯文并不认为所有的早期改革者、革命者都是沿海的产物，或者内地只可能是合法化的源泉。柯文也无意传达这样的观念——革新和合法化是截然分开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沿海承担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责任，内地则使变革合法化。而且只要两者的功能不可互相取代（或者至少不好完全取代），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共生关系就是持续的。
—一旦内地除了使变革合法化之外，也成为创新的主要中心，沿海的作用就衰退了。20世纪下半期的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也永远是地理和经济上的“沿海”，但在文化上它们却成了中国的新内地。
第九章 早期改革者与沿海
·作为文化类型的沿海与内地，代表了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段
—毛泽东：内地
—孙中山：沿海
—蒋介石：内地与沿海之间
·早期改革者作为某种群体，其重心完全倾向于统一体的沿海一端。
·19世纪中国的沿海充当了变革力量的角色——为了分析的需要，这些早期改革者将分为两组：其主要活动（至少在成年时期）属于沿海的（前8位）和主要与内地联系的（后4位）
1. 沿海的早期改革者（8位）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
—郭实腊、马礼逊、勃朗
—1847年随勃朗赴美——孟松学校
—1854年耶鲁大学——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留美幼童计划（1872年）
—中国驻美大使馆（1878）
·何启（1859-1914）－广东南海
—其父何福堂（清山）商人、伦敦会香港分会传教士
—香港中央书院渝北教育——英国
—阿伯丁大学、圣托马斯医学院、林肯法律学院
—1882年携英国妻子（雅丽·沃克登）
—慈善事业：雅丽氏医院
—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核心）
—招收了孙中山
—三届香港立法局的议员（1890-1914）
—1887年批评自强运动——“标志改革运动转折点的象征”
—与胡礼垣合作撰写——论证了发展中国商业的重要性以及根本性政治变革的需要。
·唐景星（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
—与容闳一致
—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
—《汇报》
·伍廷芳（1842-1922）－新加坡－广东新会
—13岁－香港圣保罗书院
—香港第一份中文日报——《中外新报》
—1874年－伦敦——中国第一个律师
—香港第一个法官、立法局议员
—1882年离开香港成为李鸿章幕僚——重大转折点
—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督办
—1897-1902担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
—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
—养生之道——“延寿新法”
—接受基督教洗礼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
—傅兰雅
—1860年后成为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的买办
—1878-1879年山西赈灾——引起李鸿章注意
—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
—“易言”（1880年）
—《盛世危言》（首版1893年）
·马建忠－江苏丹徒
—上海徐家汇公学（掌握法语、希腊语、拉丁语）
—1877年李鸿章派他和一批学习造船的学生去法国
—1878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人
—1879年获法学硕士
—成为李鸿章幕僚中的主要外事专家之一
—1881-1882年印度和朝鲜
—1884-1891轮船招商局会办
—1895年随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
—1896年随李鸿章游历各国
—《马氏文通》（1904）——“西方语义上的第一本中文语法书”
·马良（马相伯，1840-1939）
—马建忠之兄
—1870年成为耶稣会教士
—研究日本——1882年以中国公使参赞会见伊藤博文
—校长：帮助建立上海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与严复合办复旦公学
—与梁启超交往
2. 共同的经历类型和世界观念
·胡适评价王韬：“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至少也是西乡隆盛”（既赞扬王韬又抨击社会）
·他们越接近权力，他们作为改革者就越受到限制。
—在晚清时期，权力和革新如同水火不相容。
·虽然上述改革人物的背景、经历和观点各不相同，但在更大的方面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也许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每人都愿意大胆创新、大胆开拓、打破陈规办事。
—这些人的经历类型，更使人回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而不是19世纪的中国。
·沿海改革者的一个特点——多重职业倾向
—由于在19世纪的中国，大多数新的工作中，某种类型的人才严重短缺，所以，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必须比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充任更多的角色。
·“现代精神”——意味着意识到中国所面临局势的空前特点，并接受根本变革（现代化）的观念。
—包括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看法——沿海改革者的世界观念中不存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陈旧傲慢观念。相反，它是基于诚挚地尊崇西方文明和根本变革中华文明的崭新愿望。
—两个最独特的表现——热情赞赏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并在政治方面逐渐接受民族主义的观点。
—两个中心点是贸易和民族主义
·中国的传统看法是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对外贸易尤被看作无关紧要
·几乎所有的沿海的改革者都认为商业利益就是民族利益
·意味深长的是——最早的有关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更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较少地考虑人民的福利。
—沿海改革者属于近代中国人向民族主义转变的第一代
3. 香港－上海走廊
·穗港澳和上海地区
—香港和上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某种高度凝聚性、自容性的沿海环境的可交替部分——这两个地区的共同文化和制度特征使得这种往来活动十分自然
—与西方的接触——这种接触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以不同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对大量新的可能性敞开大门。
—上海和香港为现代化过程的进行提供了缩影
·作为一种城市环境，这两个城市既非纯粹的现代化也非完全的西化。
—罗兹·墨菲《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
—上海和香港提供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环境，在这里，内地那种阻碍革新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起作用了。
—上海和香港的殖民地气氛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羞耻感和自卑感，这种情感对形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以中国内地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合作是彻底的“背叛”行为
—林达·欣（Linda Shin）：英国维多利亚社会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和虚伪本性长城以加倍强烈的形态表现在殖民地社会中。
·在上海和香港，西方人总爱夸耀西方的文明和强盛，贬低中国文化传统。
—这种侮辱不断加重了民族歧视的伤害——个人和国家的羞耻感融为一体，而个人自尊的伤害感、不安感、自卑感便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
4. 内地入口：李鸿章和沿海改革者
·虽然在20世纪内地与沿海的文化差异不太显著，但在19世纪这种差异却是巨大的——实际上，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真正的沿海人物孙中山才从沿海的出发点成功地消弭了这种差异。
—往往是沿海的许多革新潜力被破坏了
—这是沿海改革者面临的困境——如果他们要在沿海范围之外产生影响，就必须获得通向内地权力结构的入口
—但是，既然这种权力结构中充满了大量的传统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那么，他们进入这种结构时就冒着不是取消也是冲淡改革形象的危险。
·对19世纪密切认同于沿海的人来说，他们进入内地权力结构的主要门径是那些在洋务活动中负有广泛责任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丁日昌、张之洞、刘坤一，尤其是李鸿章。
—这些都是中国官僚中相对开明的人物——克服了个人偏见和内地顾忌，愿意与沿海受外国文化影响的人交往
—作为中国官僚阶层的成员，他们为了保住官职而循规蹈矩——他们进行全面改革的努力失败后，最大的希望就是充当有限的和“防卫性的”现代化的工具。
·大多数早期沿海改革者的活动时期，基本上与李鸿章掌管中国外交和现代化事业的1/4世纪（约1870-1895）大致吻合。
—沿海改革者选择置身官场时遭到的挫折是显而易见的——迫使他们相信：清朝官僚政治中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
·柯文：李鸿章本人并非不想接受根本改革——但是，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也不可能推动这种改革，而仍在积蓄他拥有的权力。
—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使他能达到中国官僚政治的权力顶峰，但当他掌握这种制度时，也就成立这种制度的奴隶。
—唐景星：总督掌舵我推船——当不威胁到李鸿章的政治地位时，他最远能被推到何处，李鸿章自己最清楚这个限度。
5. 沿海的改革者、起义者和革命者
·对他们来说——内地很想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他们能够随意出入，思想上也有类似的自由信奉改革。
·沿海的共同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督教
—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是部分的源于沿海、称得上现代化力量的唯一起义运动，它与基督教的联系已经受到广泛注意。
—对于沿海改革者而言，基督教是他们整个文化移入经历中的重要方面——帮助他们摆脱旧文化的束缚——虽然看起来基督教并没有激发他们的具体改革主张，但显然却对促使他们走上早期改良主义路线起了作用。
—基督教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孙中山1884年香港接受洗礼
—广州基督教学院（格致书院，后改为岭南大学）
—基督教徒占了惠州起义总人数的30%
·改革、起义和革命人物的共同特征——思想水平和个人地位
—沿海改革者很容易跨越改革和革命的界限——主要连接点是孙中山
—孙中山改革生涯的巅峰是1894年——上书李鸿章
—尚健在的沿海改革者一个接一个地转向或至少是卷入了革命事业——何启
—1900-1902年间容闳显然支持了一系列反政府的起义计划
·虽然沿海是比内地更好的进行革命的场所，但远非理想的地方——外国官吏和其中国对手一样，极为重视治安——许多革命计划都是被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警察所破坏的
·沿海在推动改革者向革命者转变方面极为重要
6. 内地的早期改革者
·在革命运动的最初阶段，社会文化差异使得沿海和内地的革命分隔开来
—孙中山最亲密的同志几乎全部来自沿海，尤其是穗港澳地区
·冯桂芬（1809-1874）－江苏苏州－顾炎武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王夫之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
·内地早期改革者的主张与沿海改革者提出的主张在总体上惊人地相似
—随着内地早期改革者普遍接受了变革，他们也明显地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
—内地早期改革者似乎无人通晓西方语言，而且无人进过外国学校或大学，或受雇于外国人，也无人信仰基督教
7. 沿海与中国19世纪的变革
·在19世纪的中国，以某种形式接触沿海文化，是为广泛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因素。
—强调内地改革者可以借各种机会与沿海联系，并不意味着轻视实际居住国外对黄遵宪、郭嵩焘、薛福成等人改革思想和观点产生的影响。
—柯文坚信这些人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最初“震动”是在中国出现的，而不是在他们出国以后。可以认为，他们比较成功地适应了这种震动，正是他们被率先派往国外的主要原因。
·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什么1860年至1890年间只有极少数内地中国人对西方侵入的刺激做出富有创造力和勇气的反应？（费正清“冲击－反应”范式）
—第一，在沿海也只有极少部分中国人主动赞成现代化和改革（虽然在比例上是比内地大得多的少数，但无论如何，他只是代表了沿海极少数有条件在经历中被动接受新知识的人）。
—第二，某些中国人在西方有直接的生活经历（如刘锡鸿），但他们不是转向倡导改革，而是事实上变得比以往更固守内地偏见。
—说明在19世纪的中国，不管沿海对促进变革是多么必要，但并不充分。
—沿海的压力（和引力）是在一系列文化的（中国的）和潮文化的（人类的）因素所构成的背景中产生作用的，正是这整个背景最终决定了——谁将接受变革，谁不接受变革。
—内地改革者在内地的环境张大，都在年轻时接受了正统儒家文化训练——然而，与成千上万的其他中国士子不同，他们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禁锢，牢固地束缚在狭隘的中国传统上。
—相反，在西方文化影响的刺激下，在西方造成的政治、经济挑战（真实的或想象的）面前，他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再估价过程。
—H.G.巴尼特《革新：文化变革的基础》：要理解某个人对新事物的反应，就必须考察三种可变因素——新事物或观念的内在本质（新事物的特征和价值），倡导者的说服力（提倡的力量）、单个反应者的生活情况（经历的决定因素）。
———认为四类人最可能接受改革：反对者、淡漠者、不瞒者、怨恨者。
—“经历的决定因素”具有首位的重要性
·他们相信改良社会的可能性——他们在受西方影响之前就具有改革倾向，因而他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态势中，一旦西方的挑战成为事实，他们就能灵活地评价挑战，把它看作部分是机会而不完全是灾难。
·冯桂芬和郭嵩焘长期被视作“西方冲击”的“早期回应者”
—冯桂芬的例子从两个重要方面启发了我们——它对50年代与60年代美国史学家深信不疑的一套假设直接提出挑战
—19世纪开始逐渐与西方文明接触的中国文化绝不是没有生气的——它充满着紧张、矛盾和各种问题，完全可能从它自身内部产生变革的动力。
—对冯桂芬他们而言——沿海没有产生变革的冲力——沿海改变了固有的变革冲力赖以操作的背景
—内地与沿海的互动
—开拓者（革新者）——使之合法者（生效者）
—沿海没有对冯桂芬产生变革的冲力
—内地文化的真正产物最终几乎完全支配了19 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改革活动
—审慎态度——理解晚清中国思想和士大夫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