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新年

      女儿寒假作业有亲子阅读，几经选择，决定让女儿读莫言《过去的年》，正应了春节的时机，让女儿了解一下非常传统的春节文化。而我，在莫言朴实而温馨的文字中，却想到自己儿时那十分卑微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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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几年前，我生活在湖南一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山村。

        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出生之年已经改革开放，但似乎在我十岁之前，杂交水稻尚未普及的年代里，我家依旧每年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仅有的9分水田，三分旱田，所产水稻是不够吃的。可怜我的父母亲，在煮米饭时，加入大量的红薯，而装饭的时候，总是把白米饭盛给我和弟弟，而他们的碗中，只是红薯上粘着的几颗米饭。

        正是因为贫穷，我和弟弟更加渴望新年。

        每年的新年，母亲都会给我和弟弟做一套新衣。母亲曾经学过裁缝，也能做乡村的赤脚医生，但终究做了村妇。母亲的裁缝手艺一般，会做的只是类似中山装和六七十年代军装混合的款式，但这可能是我和弟弟一年唯一一次能穿新衣服的时候，着实令我和弟弟兴奋。记忆中最深刻的，有一年，一个亲戚送来一块白色的布料，我的母亲给我做成了像西装一样的一件上衣，令我视为珍宝。不想穿着上学的时候，被我一个调皮的同学，用墨水在背后写上一个大大的字，在那个没有今天各种洗涤剂的年代，墨水是无法清洗干净的，当时我就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关于爆竹，是传统过年必不可少的：过小年送灶神、除夕夜团圆饭，初一早上开门，春节接送亲戚客人，都是要燃放一挂鞭炮的。而对小孩子来说，父母若是能在买鞭炮的时候，给带上几盒花炮，冲天炮之类适合小孩子燃放的爆竹，自然是最大的喜悦。

        而我的记忆中，似乎有好多年，父亲从来不买。父亲说，我和弟弟都要上学，实在没有钱浪费在几个鞭炮上。每到过年，我眼馋的看着邻居孩子或者村里比我大一点的年轻后生，快乐的放冲天炮，我就暗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过年一定买很多很多的冲天炮，每天都放一大把。遗憾的是，如今过年，我可以买一大把的鞭炮的时候，我生活的广州早已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很多年。唯有过年时候回老家，买上一点花炮、烟花之类的，我和弟弟放着给我的孩子和侄子侄女看，看着四个孩子兴奋的样子，稍稍弥补我童年的遗憾，我想，我的弟弟也有类似补偿童年遗憾的想法吧。

        除夕的年夜饭，也是我和弟弟的大日子。童年时候每年的年夜饭，我家都是四个菜，杀一只家里养的鸡，一碗白菜，一碗水豆腐，一条整鱼。白菜是自己种的，豆腐也是父亲母亲在前几天磨的，而鱼是不可以吃的，一条全鱼，寓意年年有余，得留到正月十五以后才能吃。母亲说，白菜、豆腐这代表着清清白白过一年，如今想来，确实是清清白白过一年，啥都没有剩下。

        当时过年，家中也会杀猪，但猪肉对我和弟弟来说，依旧是奢侈品，因为这头猪，是我和弟弟春节开学的学费所在。一般在年二十七前后，家里请一个屠夫回来，凌晨四五点左右杀猪。而杀猪当天，我和弟弟也会早早起床，看杀猪，也可以吃一顿杀猪菜，其实也就是一点猪血，和一点点下水而已。一般来说，父亲会提前留下几块猪肉，用来走亲戚，外婆家、我干妈家，在那个年代，是必须有一块猪肉送人情的。家中留下猪头，偶尔看年景，会留下或多或少的肉，用来招待前来拜年的亲戚。其余的，父亲在屠夫吃过杀猪饭后，挑到县城的市场上去卖，换回我和弟弟的学费或者家中开春农耕费用。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就是好多年，除夕那天，父亲都要去包工头家讨要一年的工钱。当时，劳动制度不规范，父亲跟随乡邻包工头老板外出打工，做建筑工地苦力，却往往不能及时收到工钱，而这工钱，却扎扎实实的是我和弟弟能够上学的保障，不得已，年三十去包工头家要工钱。后来我读高中以后，这些事情没有什么记忆了，但可以肯定一点，我和弟弟每人十几年的学费，都是靠着父亲在天南地北的工地上一分分挣下来的，其中有多少心酸和卑微，父亲很少和我说过。

        春节，自古以来，说是家人团圆的好日子。但我想这是对富足人家来说的，穷人的卑微，在这个节日，被无限的放大。关于儿时的春节，除了母亲给我和弟弟做的新衣，以及除夕晚上的鸡肉，真还没有什么幸福回忆可言了。

         今天，我唯有努力，让我的父母亲真正感受春节的美好，也不再给我的孩子留下卑微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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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住过的房屋，如今已经破败。但我每次回家，都尽可能去朝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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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周千钧，湖湘人，干了20多年影视文化行业了，做策划，做导演，没有成名，所以我还是叫自己“民工导演”，好听一点，叫“基层导演”。现在因为做新媒体内容平台“拍茶”，我又称为“拍茶人”。我能写创意文案，能做活动方案，能拍各种各样的片，也能执行大型活动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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