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Being Mortal》

再一次读《Being Mortal》最好的告别,Atul Gawande引导着生命的感慨,不由得感慨,再感慨。部分摘抄,表达致敬。

一旦人们拥有告别传统生活方式的足够的资源和机会,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拥抱新生活。

人生的动力并不是恒定的……

成长要求想外开放。我们寻求新的经验、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在世界留下足迹的方式。然而,在成年的后半期,人们的优先需求显著改变。大多数人削减了追求成就和社会关系的时间及努力,他们缩小了活动范围。如果有机会,年轻人喜欢结识新朋友,而不是跟兄弟姊妹待在一起;老年人刚刚好相反。研究发现,年纪大了以后,人们交往的人减少,交往对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存在上,而不是放在做事上,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

人们根本没有变得不开心,而是随着年岁增长,快乐程度提高。他们比年轻时更少焦虑、压抑和愤怒。的确,他们会经历困难,也常常体会到辛酸悲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经常交织在一起。但是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觉得在情绪方面,生活体验变得更令人满意,更加稳定了,即便年老缩小了他们的生活范围。

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在意实现、拥有和得到转而懂得欣赏日常生活的愉快和亲密关系,如果我们发现这更具有满足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才去做?为什么我们要等老了才去做?生活是一种技能。老年的平静和智慧是在时间历程中实现的。

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可能取决于我们觉得 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当你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相信自己会长生不老,从不担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围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愿意延迟享受,比方说,花几年的时间,为更明媚的将来获取技能和资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信息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而不是和妈妈黏在一起。当未来以几十年计算(对人类而言这几乎等于永远)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马斯洛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东西——成就、创造了以及“自我实现”的那些特质。但随着你的视野收缩,当你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此时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和动机彻底改变。至关紧要的是观念,而不是年龄。

辅助生活概念(Assisted Living Concept)

除非把保持人们的生活能力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否则员工会像对待布娃娃一样给老人穿上衣服。其他事情也是如此,这就是每件事进行的方式。任务比人更重要。

你可以才想到养老院关注的内容:他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了吃药了,或者是不是摔倒了,而不是他是不是孤独。

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

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更大的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

使老年生活有意义是一种新的思路。所有,这比仅仅使老人安全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创见。

无需因为生活需要帮助就牺牲自己的自主性。

我们的生命天生互相依赖,受制于远远超出我们自身控制力的力量和情形。无疑,更多的自由好过更少自由。但是,自由的目的是什么?自我生活中拥有自由的多少并不是生命价值的衡量尺度。正如将安全作为生活目标是空洞的,甚至会弄巧成拙一样,自主性最终也是如此。

无论我们面临怎么的局限和阵痛,我们都希望保留我们作为自己生活篇章的作者的自主或自由。

自主的价值……在于它所产生的责任:自主使得我们每个人负责根据某种连贯的独特的个性感、信念感和兴趣,塑造自己的生活。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权利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塑造的那个自己。

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可以做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故事总在改变。在生命历程中,我们会遭遇无法想象的困难,我们的关切或愿望可能会改变。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想要保持与自己个性和忠诚一致的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威胁到我们个性和记忆的身与心的背叛是对我们最可怕的折磨。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保持生命完整的战斗——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和将来相应成为的自己相断裂。疾病和老年使得战斗已经足够艰辛。我们终于迈进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以有价值生活的名义扩大选择的范围。

除了单纯的延长生命外,重病患者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事项。调查发现,他们的主要关切包括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以及实现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觉。

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活得更长。

勇气是面对知道需要害怕什么或希望什么时体现的力量,而智慧是审慎的力量。

在年老和患病的时候,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第一种勇气是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寻思真正应该害怕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勇气。这种勇气已经够难了,我们有很多理由回避它。但是更令人却步的是第二种勇气——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问题在于明智的目标往往并不那么明确。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不确定性。当我们很难知道会发生什么时,我们就难以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我认识到,更为根本的挑战是:个人必须觉得他所害怕或者希望的事项是否应当是最紧要的。

人们并不仅仅把他们的生活看做全部时刻的平均数——毕竟,要是算是睡觉时间,基本就没什么了。对于人类来说,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感,其弧度取决于那些有意义的时刻、那些发生了重要事情的时刻。逐刻评价人们的愉悦水平和痛苦水平忽略了人类的存在的这一根本面向。表面看似幸福的生命可能是空虚的,而一个表面看似艰难的生活可能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有超出自身的目标。不同于沉湎于当下的体验的自我,记忆的自我不仅试图识别愉悦的高峰和痛苦的低谷,而且还有故事整体展开的方式。

结尾不仅仅是对死者重要,也许,对于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

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最残酷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优先考虑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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