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180348谭琳炜

——浅谈苏轼的探索精神   

    苏轼的“轼”字，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一马当先、不可或缺之意，也许从苏轼的名字被定下那一刻开始，冥冥之中便注定了他的人生走向，是不断地在逆境中求索、升华。

    其实苏轼更广为人所知的，是“东坡居士”的号，但在此之前，苏轼也曾经是名动京城的少年子瞻。在科举中一鸣惊人，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甚至认为那是自己学生的作品，为了避嫌而给了第二的分数。欧阳修在当时是文坛泰斗，举国文人推其为首，他曾经对梅尧臣评价苏轼：“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此话传开，时人多半嗤之以鼻，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并不是欧阳修的过度谦虚。

    苏东坡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才气与远见。《曹刿论战》中提到：“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在“轼”的基础上，对全局有大致判断，才好走下一步。这个眺望的动作也正是苏轼的字“子瞻”的来由。在神宗沉浸在王安石用新政打造出的春秋大梦中时，苏轼就犀利地看出了新政的弊病。王安石其人，自认空有一身本事而无处施展，当他抓住了新君上台的机遇，取得其信任之后，几乎影响苏轼一生的朝堂朋党之争开始了。

    无可否认，新政是对更好的治国方案的探索，可毕竟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成功。王安石有一身才华，却自负而独断，当权后将所有反对他的忠臣们驱逐干净，造成的结果就是无人可用。只他一个人的才华无法顾及所有方方面面，可他生来又难以跟别人合作，后来提拔的官员净是趋炎附势之辈。苏轼正是出声反对他的其中一员，也因此被调往杭州。新政将财政收入扩到最大，这些充进国库的钱打造出一片歌舞升平，可是这一切之下，那些借了国家的钱的穷苦百姓们，一遭遇上天灾，资金链便全数断裂，为了偿还高额的利息砸锅卖铁，甚至一整家人被关入监狱。苏轼将一切看在眼里，情郁于心而不得不吐之于外，在新政的重重重压之下为百姓们探索一条生活的路。

    苏轼四十岁时在徐州任太守，这时他终于拥有了为民干实事的权力。到任三个月，黄河决口，水势伴随恐慌开始蔓延。城中官员富人纷纷逃难，唯有苏轼以所谓文人之躯站在了城墙上。他不是精于建筑的人才，但是他愿意为全城的百姓付出一切，探索解决的办法。水位上涨，他就加高城墙；高山挡住了洪水去势，他便挖出河道；人手不够，他跋涉在污泥里，亲自去恳求军队的协助。他作为地方上地位最高的官员之一，以身作则，为了防洪几十日没有回家，劝回了外逃的官员富人，劝动了军营的指挥官，最终击退了洪水。

    洪水退了，苏轼还在努力。因不满于临时的堤防，他要奏请建一条新的堤坝。有人称“东坡处处建苏堤”，这倒是没有错的。不仅仅是堤坝，还有密州的超然台、徐州的黄楼，这些建筑高耸于各地，在苏轼离任后，还长久地守护着他曾经的任地。

    即使在地方工作，苏轼也泰然处之。远离中央的政治风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尤其对于苏轼这样刚直不阿的人来说。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安静下来，回归一个文人的身份，为整个学术界所惊叹，所爱戴，所景仰。

    宋时文人的诗比唐诗逊色许多，多是堆砌辞藻、滥用典故，于是一种新的文体——词开始渐渐流行。苏轼的词开豪放派先河，更为词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作出的极大贡献。开始的词主要流传在烟花之地，多配以曲演唱，地位并不高，为自视甚高的文人所不齿。但是在苏轼眼中，文学不分高下，他又开始探索，最终在这片未被开发过的文学领域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词这一形式，也不再是轻慢低俗的文学。

    即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有被新政禁锢得喘不过气的百姓，遑论徐州和更加偏远的密州。在这些地方，在“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之外，有“天净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田中吴妇叹》中描述：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这些诗句宛如一根刺，梗在当权的改革派喉中，虽然不致命，但是令人彻夜难安，更何况神宗一向欣赏苏轼的才识。他们开始找借口，一字一字地打量苏轼写下的文字，断章取义，去皮拆骨后重新拼接成一个巨大的阴谋——那场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

    苏轼终究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文人，政治的色彩无论他愿意不愿意，都要被安在他手下的一切作品里。百姓为他祈祷，同僚为他奔走，他的亲人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丝生机。幸而神宗不至于昏庸到杀掉苏轼，仍念着他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最终将他贬谪到黄州。

    于是现在，那个乐观豁达、百折不挠的“东坡居士”要横空出世了。贬谪并不能打垮苏东坡的精神，他毕生追求的并不是权力。他忠于国君，忠于人民，所以尽管时局动荡，刚出狱的东坡立刻就要重新张嘴说出他的真情实感——也是被御史们认为大不敬的话：

    “平身文字为吾累，此去声明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在真理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一路探索。如今在黄州的苏东坡变成了一位农夫，一位隐士。他每天走过黄泥坂，来往于雪堂和东坡。这份官职并没有俸禄，他为了养活一大家人日日耕作，总算能衣食自足。

    可惜总有小人心不安，嫌苏东坡离政治中心不够远，嫌他“一肚子不合时宜”（朝云语），将他一贬再贬，造就苏东坡下半生的轨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还好苏东坡最不缺的就是乐观与探索精神，那道闻名于世的“东坡肉”就是他在此间发明的，还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句子，也为人们所熟知。

    苏轼的文学造诣也随他的人生轨迹而不断攀升。乌台诗案之前的诗中充满少年意气，出狱后的“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是千帆过尽后的升华。在黄州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无不透露出对时空悠悠的感慨。他也会迷茫失意，但最终探索到的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充满道家气息的真理。后半生的苏东坡多接触道、佛两家，但是又不像陶渊明那样一心归隐。他在儒释道三家中探索到了一个平衡点，他淡泊名利却不弃世，自始至终，苏东坡心心念念的都是人民，一朝为官，一世为民。他一生所忠，是人民。

    尽管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但是在他身后，他探索到的大道上，有无数人追寻他而来，守护着中华大地与盛世江山。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谭琳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