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180348谭琳炜

——浅谈苏轼的探索精神   

    苏轼的“轼”字,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一马当先、不可或缺之意,也许从苏轼的名字被定下那一刻开始,冥冥之中便注定了他的人生走向,是不断地在逆境中求索、升华。

    其实苏轼更广为人所知的,是“东坡居士”的号,但在此之前,苏轼也曾经是名动京城的少年子瞻。在科举中一鸣惊人,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甚至认为那是自己学生的作品,为了避嫌而给了第二的分数。欧阳修在当时是文坛泰斗,举国文人推其为首,他曾经对梅尧臣评价苏轼:“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此话传开,时人多半嗤之以鼻,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并不是欧阳修的过度谦虚。

    苏东坡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才气与远见。《曹刿论战》中提到:“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在“轼”的基础上,对全局有大致判断,才好走下一步。这个眺望的动作也正是苏轼的字“子瞻”的来由。在神宗沉浸在王安石用新政打造出的春秋大梦中时,苏轼就犀利地看出了新政的弊病。王安石其人,自认空有一身本事而无处施展,当他抓住了新君上台的机遇,取得其信任之后,几乎影响苏轼一生的朝堂朋党之争开始了。

    无可否认,新政是对更好的治国方案的探索,可毕竟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成功。王安石有一身才华,却自负而独断,当权后将所有反对他的忠臣们驱逐干净,造成的结果就是无人可用。只他一个人的才华无法顾及所有方方面面,可他生来又难以跟别人合作,后来提拔的官员净是趋炎附势之辈。苏轼正是出声反对他的其中一员,也因此被调往杭州。新政将财政收入扩到最大,这些充进国库的钱打造出一片歌舞升平,可是这一切之下,那些借了国家的钱的穷苦百姓们,一遭遇上天灾,资金链便全数断裂,为了偿还高额的利息砸锅卖铁,甚至一整家人被关入监狱。苏轼将一切看在眼里,情郁于心而不得不吐之于外,在新政的重重重压之下为百姓们探索一条生活的路。

    苏轼四十岁时在徐州任太守,这时他终于拥有了为民干实事的权力。到任三个月,黄河决口,水势伴随恐慌开始蔓延。城中官员富人纷纷逃难,唯有苏轼以所谓文人之躯站在了城墙上。他不是精于建筑的人才,但是他愿意为全城的百姓付出一切,探索解决的办法。水位上涨,他就加高城墙;高山挡住了洪水去势,他便挖出河道;人手不够,他跋涉在污泥里,亲自去恳求军队的协助。他作为地方上地位最高的官员之一,以身作则,为了防洪几十日没有回家,劝回了外逃的官员富人,劝动了军营的指挥官,最终击退了洪水。

    洪水退了,苏轼还在努力。因不满于临时的堤防,他要奏请建一条新的堤坝。有人称“东坡处处建苏堤”,这倒是没有错的。不仅仅是堤坝,还有密州的超然台、徐州的黄楼,这些建筑高耸于各地,在苏轼离任后,还长久地守护着他曾经的任地。

    即使在地方工作,苏轼也泰然处之。远离中央的政治风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尤其对于苏轼这样刚直不阿的人来说。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安静下来,回归一个文人的身份,为整个学术界所惊叹,所爱戴,所景仰。

    宋时文人的诗比唐诗逊色许多,多是堆砌辞藻、滥用典故,于是一种新的文体——词开始渐渐流行。苏轼的词开豪放派先河,更为词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作出的极大贡献。开始的词主要流传在烟花之地,多配以曲演唱,地位并不高,为自视甚高的文人所不齿。但是在苏轼眼中,文学不分高下,他又开始探索,最终在这片未被开发过的文学领域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词这一形式,也不再是轻慢低俗的文学。

    即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有被新政禁锢得喘不过气的百姓,遑论徐州和更加偏远的密州。在这些地方,在“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之外,有“天净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田中吴妇叹》中描述: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这些诗句宛如一根刺,梗在当权的改革派喉中,虽然不致命,但是令人彻夜难安,更何况神宗一向欣赏苏轼的才识。他们开始找借口,一字一字地打量苏轼写下的文字,断章取义,去皮拆骨后重新拼接成一个巨大的阴谋——那场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

    苏轼终究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文人,政治的色彩无论他愿意不愿意,都要被安在他手下的一切作品里。百姓为他祈祷,同僚为他奔走,他的亲人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丝生机。幸而神宗不至于昏庸到杀掉苏轼,仍念着他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最终将他贬谪到黄州。

    于是现在,那个乐观豁达、百折不挠的“东坡居士”要横空出世了。贬谪并不能打垮苏东坡的精神,他毕生追求的并不是权力。他忠于国君,忠于人民,所以尽管时局动荡,刚出狱的东坡立刻就要重新张嘴说出他的真情实感——也是被御史们认为大不敬的话:

    “平身文字为吾累,此去声明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在真理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一路探索。如今在黄州的苏东坡变成了一位农夫,一位隐士。他每天走过黄泥坂,来往于雪堂和东坡。这份官职并没有俸禄,他为了养活一大家人日日耕作,总算能衣食自足。

    可惜总有小人心不安,嫌苏东坡离政治中心不够远,嫌他“一肚子不合时宜”(朝云语),将他一贬再贬,造就苏东坡下半生的轨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还好苏东坡最不缺的就是乐观与探索精神,那道闻名于世的“东坡肉”就是他在此间发明的,还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句子,也为人们所熟知。

    苏轼的文学造诣也随他的人生轨迹而不断攀升。乌台诗案之前的诗中充满少年意气,出狱后的“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是千帆过尽后的升华。在黄州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无不透露出对时空悠悠的感慨。他也会迷茫失意,但最终探索到的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充满道家气息的真理。后半生的苏东坡多接触道、佛两家,但是又不像陶渊明那样一心归隐。他在儒释道三家中探索到了一个平衡点,他淡泊名利却不弃世,自始至终,苏东坡心心念念的都是人民,一朝为官,一世为民。他一生所忠,是人民。

    尽管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但是在他身后,他探索到的大道上,有无数人追寻他而来,守护着中华大地与盛世江山。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谭琳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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