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末，庚子初，“新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席卷神州。新媒体、自媒体谆谆告诫，“少出门，不聚会，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流行病学专家罕见的成为超级“网红”，口罩取代“爱马仕”蝶变为新春最暖心的奢侈品。为助力疫情防控，不给祖国添乱，多数人只得自觉在家闭门修身。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政府倡导复工复产，“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在严控疫情的态势下，确保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承蒙单位征召，收拾行装，逃离小区，开赴“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黔东南（州）。
贵州是疫情低风险区，高速公路畅通无阻，但在沿线服务区如厕公共卫生间、进小卖部购物都需要用手机扫描“贵州健康码”。与成都、重庆、昆明等全国其他地方设“红黄绿”三码而必须持“绿码”通行的做法不同，贵州健康码总共有五种颜色，分别用“紫、红、橙、黄、绿”对应匹配“医院隔离、集中隔离、居家隔离、自我观察、正常通行”五种管控措施，其中“黄码”和“绿码”都可以不用隔离，经测量体温正常可进出社区（小区）、村寨和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2月29日，四年一回，这是奥运会和世界杯级别才有的礼遇。今年多出来的一天，在这天赐的日子里，工作队一行人持“黄码”从苗岭明珠、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出发，驱车经沪昆、天黄、松从高速公路，尽情赏阅沿途苗乡、侗寨、自然风光。两个多小时后，在新化收费站下道，右转驶入县道850，约6公里快到国道242线平交路口时，一座融入苗、侗、汉文化的寨门跃入眼帘，门洞顶部有《文化苦旅》作者余秋雨手书的“隆里古城”四个大字（图一）。寨门的两侧是几个连绵的小山坡，据说有五个，人称“五马坡”。
那五个小山坡宛如五匹骏马，从黎平方向奔腾而来，卷来的山脉横展成一大平坝溜入隆里古城东门，这是古城的“龙脉”之源。春天到来的时候，五马坡上，枯木吐绿，芳草如茵，别有一番滋味，因此得了个“五骢春晓”的美名。
时已至午后，工作队人车进驻锦屏县隆里古城新区，置景观工程项目部于新区“农家园民宿”。
隆里，是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698-757年）被贬之地，归属唐武德七年（624年）设置的“龙标县”。王昌龄因一首《梨花赋》而遭人中伤，被朝庭贬谪龙标尉，故又称王龙标。“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是唐代诗仙李白（701-762年） 听闻好友王昌龄被贬龙标所写的诗句。当年王昌龄来到隆里，为开化教民，创建龙标书院（图二）。其谪居期间，传教授学、变革民风颇有德行，为隆里的文化繁荣夯实了基础。仅明清两代，龙标书院就培养出进士3人，举人18名（含武举2人），贡生60人，入仕为官知县以上的15人。因此，“进士及第”的王昌龄被当地人尊称为“王状元”。王昌龄在隆里住了多久不可考，历史没有过多记载，后人为纪念他，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修建了“状元祠”，又在其旁边的龙溪河上用大青石砌成了“状元桥”，还有乡绅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称“状元墓”。王昌龄，字少伯，近期隆里人在龙溪河岸又集资修建了“怀伯亭”，以表缅怀先贤之心。
隆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屯兵之地。明初洪武十一年至十八年（1378-1385年），湘、桂、黔边区的侗族人民，在吴勉（1334-1385年，侗族，元朝末年五开卫即今黎平人）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吴勉在斗争初期取得节节胜利后，联合侗族各部自称“铲平王”，古州（今榕江）一带十二个长官司（土官世袭的地方政权）均响应之，其队伍迅速发展“号二十万众”，声势震惊整个侗族聚居的湘、桂、黔边区。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楚王朱桢为镇压吴勉起义，调集江南九省共30万官军进剿。上黄（今黎平中潮一带）一战，内奸背叛，起义军失利，四万余人惨遭杀害，吴勉及其子吴禄被俘，被解送京师南京英勇就义。此段时期，朱桢在隆里（当时称龙里）设守御千户所（图三），隶属于湖广都司五开卫（今黎平），遣派1000余名调北征南的江南官兵受命屯垦戍边镇守于此，同时兴建古城。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为镇抚苗疆再次修筑古城，迁江南九省富户入籍落户，并加驻1000余官兵充实千户所。小小的一个卫所，很快形成了“城内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七十二姓人，七十二口井”的中兴局面。隆里原名龙里，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取“隆盛之意”把“龙里”改为“隆里”。隆里古城经过600多年，形成一个以汉人为主的集军事、村落为一体的古城镇。2004年被列为国际生态博物馆，2007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2018年创建为国家AAAA级景区。
隆里，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次经过之地。1934年9月，红军第六军团从新化沿放浪冲方向进入隆里，以口头、标语和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赢得群众支持；同年1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一支部队从黎平敖市方向进入隆里，红军在龙标书院前搭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和北上抗日等革命主张，晚上还和古城群众举行联欢晚会，红军离开时，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送出北门，红军取道状元桥，往婆洞向遵义挺进。红军之两过隆里，与古城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遗憾的是，现今遍寻古城内外，找不到一丝证明红军两次经过的痕迹。即便是久负盛名的龙标书院门前，也没有标识标牌标注红军曾经在此召开过群众联欢大会。只是在古城东门外广场的路边角落，有一块锦屏县人民政府2006年9月18日竖立的石碑，上面刻有“红军长征过隆里简介”（图四），这是仅有的红色注脚。
隆里是为数不多的贵州坝子，连绵起伏的山峦，绕城流淌的河水，完美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其地形地势与平川沃野的明朝开国都城——南京，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屯戍的江南官兵于是就照着南京的建筑搬来了一座方方正正的城。隆里古城近似正方形，城垣始建为泥土夯筑，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改以卵石框边。
全城设东南西北四道城门，东门为清阳门，又名戍门，明代建有三层高戍楼，清代改建鼓楼祀神，原有两道城门，外门已不存留，是隆里标志性建筑。东门主要是作为官员、军队等进城之门，取“紫气东来”之意。
南门为正阳门，设置了内外两道城门，即在门洞前筑有一堵围墙，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是一条死胡同，其实出门洞转九十度弯再出一道门就能到达城外。这种明阻暗通、虚实结合的布局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当地人管它叫做“勒马回头”。南城门的外门向东南“祥迎五马”（五马坡位于东南方），故称“正阳门”。
西门为迎恩门，同样设置了“勒马回头”式的内外两道城门，因为明清时皇上的圣旨下达，多是从洞庭湖经清水江及支流亮江河逆龙溪河自西而进，在此接圣旨并叩谢皇恩，故称“迎恩门”。
北门为安定门，古语中“北”、“败”音相近意可互通，而“败”字无疑犯了兵家之大忌，故北门常年闭门不开，是名副其实的“安定门”，门上修云霄庙，供奉黄河女神以镇水。为便于军民逃避战争劫难，在旁边的东北角开设一个便门连接地道通往城外。
古城的城垣上设有跑马道（图五），便于东南西北各城门间的调兵遣将，快速响应，机动作战。
古城内部从设计到施工都严格遵循当时的作战需要，至今600多年，城内格局依然完整如初，是一座亦兵亦农、能战能防的军事城堡。街道20余条，全用鹅卵石立面铺成花街路面，镶嵌出各种图案。城内以坐北朝南的千户所衙门旧址为中心，往东、西、南三面分别开三条主街（北门常闭而没有北向主街），以“丁”字街道结构作为主要轴线。城中不开“十”字路口，缘由还因“十”与“失”谐音，作为军事城堡，其为禁忌，而开“丁”字，寓意“人丁兴旺，城池永固”。这“丁”字布局，使城堡像一座“迷宫”，明白的人知道路往两边延伸去了，初来乍到的人，还真以为那“丁”字口就是路的尽头。
东街称来龙街，西街叫仁寿街，尤以南街最特别，名蜈蚣街。南街全长93米，宽8.5米，鹅卵石铺就成一条巨大的蜈蚣图案。蜈蚣头朝上（观音堂即隆里守御千户所方向），脚朝下（南门即正阳门方向），蜈蚣背宽2米，脚长2.5 米，共56只脚。蜈蚣街的得名，来源“脚踩吴三桂”的传说。“蜈蚣”即“吴公”，指“引清兵入关”的平西王吴三桂。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庭废除卫所制后，吴三桂派员到隆里所收缴千户所官印，变军户为民户，从此当地人失去了军籍身份，因而非常痛恨吴三桂。由于“蜈”与“吴”同音，后来当地人在整修街面时，砌成一条蜈蚣图案（图六），旨在使千万人、千万年用脚踩吴三桂，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古城的民居建筑大多还保留着汉文化的特色，其建筑形式、艺术手法均具明显的徽派建筑特征。民居大门上挂有标志着屋主籍贯、身份的匾额：“苏湖世第”表明先祖来自太湖之滨的苏南浙北；“会稽第”表明先祖来自绍兴地区；“济阳第”表明先祖源自山东地区；“关西第”表明先祖来自陕西关中以西地区；“雁门第”表明先祖来自山西雁门关周边；“耕读第”表明，农业劳动与挑灯夜读两不误；“书香弟”意取文化之家，读书之族，以知书识礼为立家之本；“科甲第”原为江姓住宅，江氏祖先江有本是科举出身，中进士，官至知府，其后裔改住宅为“科甲第”，取科甲隆盛之意。民居内每户必有一后门，且后门户户相通，目的是为了军人家眷躲避战火，战事来时家家互相通告，由后门撤离至安全地带。
许多明代屯军家庭经数百年繁衍生息，已发展成较大的家族，建立了宗祠。古城中的宗祠都是明清时期的风格，均始建于清代。江氏宗祠，砖砌牌坊式门楼书“将军第”，以显示先祖获封“武略将军”。其它如东王宗祠、所王宗祠、西王宗祠（图七），都属于王姓家族。古城内的江氏、王氏等古宗祠，由国家拨款与家族集资、捐资对其牌楼彩画、雕刻、围墙、地坪及祠内木结构等逐一维修，并逐步将各家族的迁徙、人物等史料整理列展祠中。
王姓是隆里所的第一大姓，其先祖王祐（923-986年），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人，宋太祖赵匡胤时期任监察大臣。王祜秉性耿直，本应做丞相的他，仕途异常坎坷。直至宋太宗赵光义（赵匡胤之弟）即位后，64岁的他才出任兵部侍郎，但任职一个多月就病死了。壮志难酬，王祜心有不甘，他生前观察次子王旦聪敏过人，前程可喜，便亲手在自家院中栽植槐树三株，十分自信地预言：“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据史料记载，周朝宫廷外植有三株槐树，百官朝见天子时，众臣之首的太尉、司徒（丞相）、司空（御史大夫）“三公”皆面槐而立。为此，周朝至宋朝“三槐”代指“三公”。王祐植树30年后，王旦果真做了丞相。随着王祜手植三槐故事的流传，宋朝以后，“三槐”几乎成了王姓的代称。
隆里古城有几支王姓，分别是源自江西的东王氏、源自安徽的所王氏、源自山西的西王氏，均称“三槐”王氏。王氏自明初屯军始到隆里所，繁衍至今已24 代，计600多年。
西王氏在隆里所是最早出名的，其先祖隆里人王大臣，在明隆庆元年（1567年）赴长沙应试，中丁卯科第13名举人，成为黎平府辖区的开科中举第一人，其后裔取堂名为“开科第”。西王氏是隆里的书香之族，诗书传家，代不乏人。
隆里古城号称有“七十二姓人、七十二口井”，可以想象当时人烟的稠密、市井的繁荣。古城的地下，盛满了龙溪河渗入的水，于是当地人就凿井取水，这些井有公用的，也有家庭私用的。七十二口水井分布于各街巷和宅院，开挖这么多的水井，除了解决饮食、洗浴和消防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军事上的需要。一旦城堡遭到围困，长时间的对峙，粮草和水源是“命门”，隆里四周良田千亩，种一年可以吃三年，但水源必须在城内就地解决。遍地水井，就不足为奇了。绕城走一圈，随处可见有“名”的水井：西街靠古城中心有一口井，因为是姓董的人家所开，故称“董家井”；千户所衙门内有口井，称“太极井”；官街上的一口井，称“官街井”。
隆里流传下来的文化，以汉文化为主，同时也融合周边苗侗民族文化元素，以玩花脸龙、唱汉戏、吟故事最具代表性，被誉为隆里古城的“三大瑰宝”。
花脸龙的起源，据当地《龙标志略》记载，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建功立业后《蓝季子会大哥》（又名《戏皇嫂》）一则戏的传统故事演化而来，明代屯军时带入隆里，清代臻于成熟，传承至今。现在，隆里设立有花脸龙脸谱传习所，为古城内外热爱花脸龙脸谱的学生、成人等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为近百名学生提供古城文化、艺术方面的学习机会，开设有舞蹈艺术班、花脸龙美术班、花脸龙表演班、书法国学班等各项主题班。在千户所衙门门前的清代古戏台（图八），逢年过节都会有“花脸龙”表演。
隆里的古建筑群，因明代在此设置“守御千户所”而形成，基本保存明清建筑风格，包含城内街区、民居、宗祠、庙宇、书院、城墙和城外的桥梁、寺庙等建筑，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2013年3月5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光凭这样的重量级名头，就能引无数英雄竞相倾倒。
说至此刻，应该在古城找找“茬”了，否则，七、八十天算白住了，也不利于今后的“回头看”。
在标志性建筑青阳门外，竖立一块10平方的原石剖面，上刻“隆里古城简介”，言“古城东西长二百一十七米，南北宽二百二十二米，周长一千五百余米，平面总体呈长方形布局”。人们的基本常识是“长”应大于“宽”，“长217米，宽222米”？在长宽尺寸几乎相当时，应该说是一个近似正方形，偏要说成“平面总体呈长方形布局”？况且这四条边长相加，永远得不出“周长一千五百余米”的结论（图九）。
同样在青阳门外广场，两周前举办“五一”庆祝活动，宣传主题为“隆里古城634寿诞”“致敬防疫一线工作人员”（图十），就是说隆里古城有634年的历史了。如前所述，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今年已是2020年，不需要计算器也能算出应为“635寿诞”，也许都是新冠肺炎惹得祸。
回归主题：隆里古城，苗乡侗寨里的汉文化古城，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原味生态、民风古朴，古城不收门票，真的值得一游。这里有枫桥式的公安派出所，夜不锁门、治安良好，龙标书院、生态博物馆（疫情期暂闭馆）、隆里守御千户所等主要旅游景点免费开放。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疫情期间的世外桃源，出门不需要戴口罩。
最后，用本地的广告词收“句号”，“我在贵州等你，等你在隆里相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
于隆里古城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