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论万历与张居正的君臣关系

传媒学院18新三  尹晓佳

对于明朝复兴的主导者张居正,在他生前死后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转变——生前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母亲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死后却下令抄了他的家,削尽宫秩,并迫夺生前所赐玺书,以罪状示天下,甚至险遭鞭尸,连家人都未幸免。对此我研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我收获甚多。

在写这篇历史现象思考前,我前后研读了它两遍,它的历史叙述打破了初高中历史书上对君臣的固化认知,让我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有血有肉的实在的历史,深刻地说明了明朝如何以道德代替法律,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皇帝权力的扩张与挤压以及君臣关系的碰撞。

首先我们来看张居正的权势有多大:张居正是内阁首辅,而且是两任皇帝的师父。是作为文臣一生最体面耀眼的位置;在万历皇帝没亲政的时候,他和当朝太后李后能决定万历皇帝的废黜,李后和小皇帝日常称呼张居正为“张先生”,除了朝议见皇帝是不跪拜的;其次张居正跟皇帝的亲信大太监冯保冯大伴结为了同盟。

这里就说到张居正作为万历的老师,辅佐的臣子,可谓从小就在万历心中形成了“阴影”,这也为后来万历把他视为权力“眼中钉”的伏笔。我觉得张居正是位贤臣,在他可以有权势操纵朝政的时候,在他可以像超级权臣拥有经营实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与皇帝有着“香火情”,他选择了一条最守“初心”的路,静静的等万历亲政还政。虽然大权独揽,功高震主,但是他改革积弊,平定边患,理清吏治,充盈国库,国家蒸蒸日上,是有大功之人。

而对于皇帝来说,张居正就是自己权力的干扰者,皇帝作为唯一的绝对权威,其核心利益就是大权独揽,任何可能挑战权威的都要消灭,持着“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个”的态势,至于百姓丰衣足食,国家国泰民安,那都是手持至高无上权力之下的。因此张居正尽管是个贤臣,但首先他是个权臣。是权臣就会威胁皇帝的权威,就算他不篡位,也会给其他野心勃勃的人树立榜样,所以必须清算,以儆效尤。

“工于谋国,拙于某身”是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善于谋划国家大事,而不善于谋划自己的生前身后名。我认为这评价是对错参半,他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为万历时期带来过一段富庶的时代,改革就会触动既得利益派,就会树敌,就会被攻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原因在于触动了皇帝的核心利益,是深入到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才得以说明的。

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我惋惜与同情贤臣的张居正,身居高位,又有匡扶社稷之志,辅佐万历长大,为皇帝守护这江山,有大功于国家的人不该落得如此下场。

但正如书中所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在宏观上说在古代经济的生产力下封建统治是必然,中国封建经济落后于西方是必然;从微观分析这就是个人的立场差异,臣民和皇帝的根本利益不一致,上层建设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因此封建专制下,如果身居高位者,能力超群,革除积弊,安国定邦,主张改革,就正如上文提到,影响到被改革者的利益,就会受到“群起而攻之”,动摇皇帝权威,引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很多贤臣最后走向悲剧的本质原因,由此也会引起大臣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少有作为的恶性循环,社会积弊越来越重,最后还是走向社稷改姓,改朝换代。

张居正也明白那些威权震主的权臣之下场,所以想急流勇退,我想此时万历内心也是十分复杂的,他依赖着张居正,但张居正于他来说更是一种权力的压制,此时的万历已经成年,他自认为可以独立行事,他渴望不受束缚的权威,而当他问慈圣皇太后时,皇太后的态度却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居正,对万历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1582年张居正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而量后统计还未开始,他竟然赍志以殁,他绝没有想到,曾说要照看好自己一家的皇帝却是这般的“出师”了。他死后一系列清算的行动持续发酵,参与者们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政治形势已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我认为一方面是张居正故去,死无对证,参与者可以肆无忌惮“自由发挥”,一方面是张居正确实个人生活与教导皇帝的作风不统一,“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十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可以说万历的价值观念是张居正给的,张先生对于万历可谓是敬重又信任的“偶像”,可后来张居正在万历的心中形象彻底崩塌了。

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几乎所有因触犯故态势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高拱遗著《病榻遗言》,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另做别论,但它的出版成为处理张居正的强烈催化剂,使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两年时间,清算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万历终于领悟到自己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是抄家一个张居正可以解决,他无力驾驭这是非的君臣关系,他只是外表“权威无比”而实则被桎梏的产物。之后就连他的爱妃郑氏生下皇子常洵,也并不能给万历多少安慰。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去追求,单调的皇帝生活,被各位大臣所牵制的疲劳,被要求纳入规范而抹杀个性自由发展的无奈让他产生了对生活的厌倦,他主持殿试时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可见这份厌倦甚至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这场君臣关系的碰撞以张居正手握权势与冯保同盟开始,最后以抄家张先生和万历灰心的领悟结束,悲剧的是贤臣惨局的恶性循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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