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官场文化，宦官当道贪污索贿，最发愁万贯家财留给谁

《金瓶梅》官场文化中，宦官占有重要地位，庙堂上有童贯童太尉这般把持军权，能够与蔡京分庭抗礼的豪横太监，地方上有帮皇帝管理皇庄、砖厂，连守备都要礼让三分的薛太监、刘太监。俗话说，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意思是当了三年太监，王公大臣都得靠边站。西门庆升官得子双喜临门，一干人登门道贺，周守备、霍知县、夏提刑排座次，薛刘二位太监一到，周守备马上说：“自然首座，何消泛说”。足见地方上供职的太监尽管权小势弱，跟一般地方官员比起来，牛气同冲，飞扬跋扈，手眼通天。

书中折射的晚明官场，是宦官当道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宦官数量最多的时代，《金瓶梅》轮番出场大小十八位太监，无不贪赃枉法、公然索贿、为非作歹、气势喧天。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有不少人主动要求阉割或者自宫。进宫当了太监之后，不但可以免去差役，多了跟皇帝亲近的机会，饶有一日得到宠信，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家族也会得到诸多好处，不少粗通文墨的太监飞黄腾达，还有资格充任朝廷命官。

跟明代严苛又录取率极低的科举制度比起来，狠下心来入宫当太监竟成为时尚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驱使的结果。太监一旦得势，过分寻求补偿的变态心理使得他们祸国殃民尤甚，贪污受贿尤甚，结党营私、欺压朝臣尤甚，荼毒生民、抢掠财物尤甚。宦官无论身居宫中还是外派干差，都有许多捞钱的门路，无不积累数不尽的田庄、商铺、金银珠玉。

按当下的说法，晚明宦官经济上“充分自由”，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盘剥克扣，卖官鬻爵，尽管挥霍无度，仍聚敛大量财货。具体来说，晚明宦官敛财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放高利贷，宦官把持大量皇家采买款项，因此有徇私放贷的本钱，第八十回应伯爵等给东平府采办古器，需要一万两银子作为本钱，向徐太监借了五千两，而徐太监本身就是皇家采办这批古器的负责人，一边采办，一边放贷，两头捞钱，攫取大量利润。

其二，开店经商，这是外放的地方常见驻守太监经常干的活计，花太监除了给李瓶儿诸多的金银锭，还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酒、八十斤胡椒、两罐子水银”，这些东西本就是花太监开店经商的物资。宦官经商干的都是盘剥克扣的把戏，不会正当经营，对社会没有一点用处。

其三，购置房产收租。宦官也有一定的经营头脑，他们赚来大量金钱，挥霍的同时会购置大量房产，自己住不完就出租出去，收取租金。李瓶儿前夫孙歪头租的就是徐太监的房子，胡歪嘴则租的是刘太监的房子。

其四，采办营造，皇宫大小需求，需要太监外出采办，皇家建设用度，也需要太监督办营造，比如花太监的惜薪司，何太监的匠作司、蓝太监的御前生活所，都是采办营造的肥缺。

其五，接受贿赂，晚明官场太监的地位和价值不可小觑，大太监童太尉可以卖官鬻爵，小太监们可以狐假虎威，传递消息，公然索贿。

联系明代史实，结合《金瓶梅》书中诸多宦官蝇营狗苟之事，晚明宦官借由贪污受贿进而参与经营攫取大量财富确有其事。纵观明代宦官收刮所得，仅太监刘瑾被抄家时，黄金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锭两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白两，简直富可敌国。

值得一提的是，太监没有子嗣后代，他们贪污所得巨大财富，家宅田产数量可观，最发愁这些家产留给谁。

其一，留给族人，宦官没有儿女，但有族人，大量家财田产留给族人以求荫蔽后代，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何太监的侄子何千户，都是潜在的继承人。但在大量财富面前，诸多族人心热眼红，如果平分不均，也会闹出诸多事端。以花太监为例，亲侄子花子虚继承了家产后，仅分给其它旁系堂兄弟架子床等物，没有分金银，这就造成了花家争产案，一直闹到了东京，并间接害死了花子虚，是以，留给族人反倒是祸害族人。

其二，留给女人，宦官虽不能行事，但多有娶妻纳妾者。李瓶儿虽名为花太监为侄子花子虚娶的老婆，其实不过是花太监自己房中玩物。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花子虚李瓶儿二人若即若离，花太监留给李瓶儿财产反倒比亲侄子花子虚多。其中隐情，观者自知。宦官的女人多数身世凄惨，嫁给太监或为钱财，或身不由己，像李瓶儿这般等太监死后改嫁者已属有德，明清小说中多有老太监被妻妾骗光家产潦倒病死的例子，所以留给女人也不可靠。

其三，留给皇帝，晚明宦官本就帮着皇帝收刮百姓，以充大内。一旦触碰了皇帝的底线，轻者杖责流放，重则抄家砍头，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务不过是为皇帝暂时保存而已，大太监如刘瑾者被抄家，终究还是肥了皇帝的内帑，但这种方式显然不是宦官们想见到的结果。

其四，留给寺庙道院，此类宦官就较为通透，知道族人托付不得，女人更托付不得，也不能让皇帝给抄个底掉，为了安享晚年，他们会把家产捐给寺庙道院，告老之后也有个去处，清朝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就是个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