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有些时候，常常会让我们感到极度的无力和虚弱。在这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常常会重复这样一个短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叫米兰.昆德拉的作家的一部小说的名字，而且知道它是那么的经典。我大约在十年或者更久以前读过这本书，可现在想要努力回想，却似乎全然模糊，只剩下一种无形的、难以言说的感觉。最近，我想我再一次陷入了某种东西的缠绕和无助之中，我责怪自己的不够强大，嫌弃自己的弱小，对自己不能承担的责任一筹莫展，我感觉到有些生命于我的沉重，又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如此之轻，我快要被这种困扰压倒......于是，我再次捧起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试图从中找到一些救赎......
我用尽全力去读。想要百分百地去读懂它。（是的，我现在知道，并不是谁都可以轻易读懂一本书。或者知识、或者经历、或者感受，它们都制约着我们读懂一本书的程度。）为了尽可能深地触及到人物的内心，读的过程中，我还为自己普及了捷克的历史、昆德拉的经历。
这部小说的大背景是发生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之后1969年的苏联入侵捷克后的政治动荡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托马斯从一出现便让人读出了他身上矛盾的集合。他是轻浮的，甚至是浪荡的。而他又是柔情的、专一的。他几乎是频繁地更换女友，而那些女人对他不过轻如浮云。惟有特丽莎在他心中有着圣洁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但他依然奉行着自己“性”与“爱”分离的人生信条。而特丽莎，他的妻子，一个聪慧的、上进的、善良的并且极其保守的女子。他无法认同托马斯的做法，但她爱着托马斯，因而她几乎一生都在承受着托马斯的混乱，承受着托马斯这种真实而又始终令她心有芥蒂的爱。托马斯的“轻”恰是特丽莎的“重”，是她做不完的噩梦。而特丽莎的噩梦却又是托马斯摆脱不了的沉重负担。在托马斯表面混乱的生活下，有两样东西始终是“重”的，一样是他视为生命的医疗事业，一样就是他对特丽莎的爱。（及至读到后面，我才明白，还有一样东西，比这两样东西都重，或者一样重。它是支撑托马斯生命的基石，也是作品的生命所在。）
我始终无法解释托马斯的“乱性”，以及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这一特点的用意。或者是为了反衬和铺垫。或者，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是托马斯感到生命的荒诞与无意义而作的回应吧。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和特丽莎一样，会无法接受“性”与“爱”的分离。只有在人以外的动物世界里，没有“爱”，“性”依然可以大行其道。那么托马斯“灵”与“肉”分离的人生哲学算不算是对人类和自我的嘲讽？
我耐心地读着托马斯，一直读到作品的一多半，在写到托马斯被医院的主任约谈和表态时，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身上在那一刻突然闪射出震摄人心的光辉来。主任对托马斯说，你不是作家，你不是记者，你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医院需要你，我会竭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得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翻开捷克的历史，我们知道了，在1967年，捷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昆德拉首先发言，他抨击了纳粹的占领对捷克文学带来的限制和妨碍，强调了捷克文化应归属于欧洲，它有着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个人自由，而不是被降低到枯燥无味的宣传的水平。继昆德拉之后，其他作家也在会议上发言，抨击了当时制度的不合理。他们与改革派形成了合力，激起了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推动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同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1969年，胡塞克取代杜布切克上台，这个政权毁灭了1968年的所有自由成果，是捷克历史上最暴虐的政权之一。许多作家失去工作，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就有231名。昆德拉改革的梦想落空，于1975年移居法国......
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和他的民众到底会是怎样的不幸呢？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人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这些记述让我们这些中国读者很容易想起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文革。是的，“一个葬礼的时代”，极其相似的两段历史。大批的知识分子被迫害，他们的精神被肆意践踏摧残，有些甚至惨死；真理被扼杀，自由被埋葬，文艺荒芜，恐怖弥漫......
托马斯是首都布拉格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医院器重他，病人需要他。即使在那样一个乱世，他的生存也并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得是在某种条件下）。而托马斯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沦落为了一个窗户擦洗工。原来事情出在托马斯对俄狄浦斯的故事发表的见解上。那个故事是这样的：俄狄浦斯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把竟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托马斯认为：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托马斯明确表示且执意不肯收回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他当初已经因为报社删减了他的文章内容而相当不高兴了。在强权的统治下，托马斯当然被医院开除了。他到了一个小诊所工作，每天做着与外科无关的事情，为病人开一些阿斯匹林什么的。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依然被秘密跟踪和再次传讯，被要求在报纸上发表违心的声明。托马斯丝毫不改初心，但机智的他只说给他一个星期时间。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直接回绝，当局就会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假的声明。他接下来很快就离开了诊所，彻底放弃了医生的工作，去当了一个窗户擦洗工。因为这样一来，当局就没有机会去发表假声明，因为聪明的人们只会相信这样无耻的声明出自一个平步青云者之手，而不会出自一个落魄倒霉者之手。
而特丽莎一样因为苏联入侵而砸了饭碗。她曾经那样奋不顾身地在街头拍摄入侵者的坦克，并且认为这是她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也是在这样的时刻，那来自托马斯的出轨的噩梦才有所中断。所以，我想，生命中的有些“重”不是重，比如托马斯在手术台上忙碌，特丽莎在炮火中拍照。当一个人献身于正义或热衷的事业中时，生命恰恰是轻盈的，而有些无所寄托的“轻”却反而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就好像托马斯在特丽莎生气离去时刚刚感受到脱离了对特丽莎的隐瞒、假装、安慰、讲和的累与负罪的生命之“轻”，继而在第三天就感到了“从未曾有过的沉重”。
如果关于侵略的灾难没有发生过，如果托马斯可以收回见解犀利的文章，如果特丽莎可以将镜头转向别处，接受花卉栏目的摄影邀请，那么也许即便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也一样可以有男人和女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如果生命之“轻”是不被察觉的，那就没有所谓“不能承受”，托马斯和特丽莎的故事也不过是演变成一段男欢女怨的俗事，那么我们也就不会看到这部看似轻松实则沉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如此明显地感受到主人公对于祖国之爱的那份无可取代的“重”了。托马斯从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到一个小诊所的大夫再到一个窗户擦洗工，特丽莎从一个摄影师又轮回到小酒馆的招待。可他们的生活依然不得安宁。于是他们相约搬到乡间生活。托马斯成了村里的卡车司机，特丽莎负责给村里放牛。他们的生活算是走到了尽头，他们如同被一群无形的刽子手一路追杀，如今再无可退。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呈现了最美丽的样子。没有秘密警察跟踪他们了，也没有人传讯托马斯了，特丽莎的噩梦也结束了，在这里托马斯再也没有除她以外的女人了。他们每天按步就班地出工、回家，和村民亲切地打招呼、说笑，托马斯帮胳膊脱臼的小伙子复位，开着卡车和合作社主席、小伙子、特丽莎一起到镇上去跳舞，然后在简陋的小旅馆里过上一夜......这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也是在我读来小说文字最优美的部分。特丽莎终于感受到了托马斯最贴近、最伟大的爱，在小镇的舞池里，他们互诉衷肠，感慨着这些年彼此为对方所做的牺牲，肯定着眼下的自由......而我却在平静而恬淡的文字背后读出了最浓重的悲凉与忧伤。
昆德拉真是一位叙事的高手。即便在这最后的安谧里，他依然不忘增加凛冽的一笔——
在故事的尾声里，在托马斯做乡村卡车司机的那几年，他接到儿子（与前妻的儿子，是托马斯的崇拜者，也是个热血青年）写来的信。托马斯对特丽莎说，他费尽心机不与儿子的生活有所接触，可命运还是捉弄了他，他的儿子在几年前被大学开除，现在在一个小村庄里当拖拉机手。托马斯说，他们确实已经没有任何接触了，可他们的生活依然像两条平行线，朝着同一个方向并列前进。
托马斯所在村子的合作社主任曾向当地政府多次交涉，请求让托马斯在当地行医，但被告知，警方是决不会允许的。
黑暗是如此重地笼罩着大地。一个生命个体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下显得多么地无力。托马斯和特丽莎注定了无法翻身的生命。托马斯开的卡车的车况已经很糟糕了。他们在一次开着卡车去城里的途中从山路上坠落而死。生命就是如此之轻，我想在他们坠落的瞬间，他们的生命终于抛却了沉重，变得如羽毛般轻盈，完成了美丽的飞扬。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想最大的收获是读懂了生命的轻与重。如果托马斯当初答应收回他写的文章，与当局妥协，他以后的生活一定不会那么沉重，他还可以继续他钟爱的医学事业，继续拯救更多的病人。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样的选择一样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人做一件错事，是为了以后做更多好事？答案是否定的：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如果放弃了这种坚守，那么因此而换来的轻松的生活也便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放弃道义本身就是在引导一种邪恶，而坚守道义一定会在无形中产生更加广阔的正面影响。
正如昆德拉在文中阐释的：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生活在现在的国度和时代里，我们常常会抱怨在文学的领域里已经太难看到精品了。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我想也许是鲜少有可以成为灵魂的人物了。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人们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太少了。那些家长里短也许不足以震憾人心。而托马斯可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昆德拉塑造的人物，在那样的年代，像托马斯一样的人物一定不止他一个，这样的人物足以成为一部作品的灵魂，让这个作品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生命。
掩卷回想，如同跟随一个人从他的全世界走过。我亲历了他的民族的一段历史，穿越了他人生的浮沉与辗转，走过了他到过的每一处地方、每一段岁月，从风华正茂到头发灰白，从而也看到了与他有关的每一群人、每一个人的面孔以及内心，丑陋抑或美好，读懂了每一份轻和重。这个人或者是托马斯，或者是昆德拉。从你的全世界走过，我可以说我的世界如此之小，我生命的轻与重如此不值一提吗？也许不是。
我们并不能轻易从一本书中得到救赎（哪怕你在二十岁的时候读过一遍，在四十岁的时候又读了一遍），如果我们的生命需要救赎的话。我们必须依然执着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不管是在光明中阔步还是在泥淖中挣扎，书籍的作用是给我们指引而不是依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在给我的指引便是进一步坚定了我不能放弃应该属于我的沉重、不能走向不该属于我的轻松的人生方向。如果在我本该背负的时候，我选择了卸下重压，那么继之而来的一定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必将换来日后更多的沉重。如果现在的生活不快乐，我们也要在这种不快乐中不懈努力以求改善一切。而未来，不管有多少风雨和阴霾，或者还有更漫长的不快乐，我想我都可以去直面。
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虚无感，觉得无法接近我们想要的生活，而这种“生命之轻”也许正是我们在寻求理想生活时的负重状态。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只要我们不背离真理，便不必心存惶恐。一个出色的医生做着卡车司机的工作，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做着放牛的工作时，都可以淡定于生活仅存的美好，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从容呢？
感谢昆德拉，后会有期。
(此文写于2019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