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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崩盘》
从澳大利亚到巴西，中国的贸易伙伴都从中国的刺激措施中得到了好处。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增加。但是，在认识到中国所付出的努力的规模和意义之后，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掉进一叶障目的陷阱。如果我们刚刚把目光从西方移开，就全部投向中国，那么就无法真正把握世界多极化过程的戏剧性和复杂性。 1997 年至 1998 年，新兴市场发生了债务危机，如今十年过去了， 2008 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反应。 2008 年 9 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拉美国家的反应最为激烈。但是，在应对危机方面，率先采取行动的则是“新兴亚洲国家”
在 2008 年夏天到 2009 年 5 月间，韩元的价值从 1 美元兑 1000 韩元跌落到了 1 美元兑 1600 韩元，导致当地美元贷款的成本增加 60% 。除了破产的小国冰岛，韩国遭遇的贬值最为剧烈。韩国借款人投保的美元债券违约保险（信用违约掉期利差）的成本从 2007 年夏天的 20 个基本点（贷款价值的 0.2% ），升高到了 2008 年 10 月的 700 个基点。
二十国集团的成立要追溯到 1999 年 12 月，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拉里 · 萨默斯和加拿大总理保罗 · 马丁（ Paul Martin ）发起了一项倡议，希望创建一个全球治理论坛，这个论坛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更具代表性，但又不像联合国那样难以管理。 20 个成员国似乎是个不错的整数。
对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加入精英圈子的国家来说，二十国集团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旅程。对于美国来说，它承诺至少在主要经济体之间进行最低限度的协调。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获得全球影响力的便利机制，而无须承担过重的责任。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反应。到了 2009 年春天，北京对西方国家缺乏纪律越来越不耐烦。中国政府认为，正是因为美国在赤字方面不计后果才导致了全球失衡。现在，英国和美国非但没有紧缩开支，反而在讨论增加开支。
华盛顿知道自己希望合作，但它无意宣扬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自去年以来发挥的核心作用。英国想把自己低配版的两国集团的构想捆绑在新总统的身上，让英美关系重新升温。但是，这种想法非常脱离现实。 2009 年 4 月 1 日，当布朗和奥巴马在唐宁街共进早餐后，奥巴马对媒体发表了讲话。他称赞布朗在促成会议方面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他说：“如果只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坐在房间里，喝着白兰地，那么谈判会容易得多 …… 但是，那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2008 年 4 月，在经过两轮改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投票权已经转移了 5.4% ，其中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和中国的投票权增加最多。但是，中国仍然只有 3.81% 的投票权，印度只有 2.34% 。在伦敦峰会上，各国同意进一步转移 5%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出了欧洲国家的投票权。这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争取了足够的支持，使其扩充资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马上从成员国那里获得 2500 亿美元的新融资。新的贷款协议将高达 5000 亿美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按需向成员国提供信贷。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面向所有成员国发放 2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布朗的顾问们担心首相已经习惯于从万亿美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脱离了英国是一个正在滑向深度衰退的中等规模国家的无趣现实。
2009 年，刺激计划使美国和亚洲国家一样成为活跃分子，超过了欧洲采取的任何一项可自由决定的财政措施。它确实发挥了作用。尽管“没有经验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提出抗议，人们还就反对“天真的”凯恩斯主义秉承的“政府注资”提出了复杂的经济论点，但是，每一项著名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都发现，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2009 年 1 月，由于布什政府和国会中民主党人之间的僵持，联邦政府在没有正常预算的情况下运作，并朝着前所未有的超过 1.3 万亿美元的赤字迈进。这是政治混乱，也是令人畏惧的财政漏洞，但就经济而言，这恰恰是必要的。
在美国，可自由支配支出在联邦政府开支中的占比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则为现有的“应享权利”和社会福利（例如失业、残疾福利和退休金）等法定支出。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支出往往会增加。同样，按照现有税率和缴付标准流入财政部金库的税收，不是由政治决策推动的，而是由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波动决定的。现代国家的预算以非自由支配的资金流为主，因此对经济有着强大的稳定作用。随着经济活动的减少，以及经济体呼吁刺激措施，税收将减少，应享权利支出将增加，政府赤字将自动扩大。
没有人抛售国债。债券市场义勇军寝食难安。美国的家庭正在重建储蓄。共同基金正在从有风险的抵押贷款债券中转移。每个人都想要美国国债。这些系统性宏观经济和金融机制常常不会以财政鹰派的意志为转移，鹰派们认为公共预算就像私人家庭的预算。当私人部门正在经历去杠杆化的冲击时，当储蓄率就像 2009 年那样飙升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整体财政平衡，政府不需要减少赤字。
在 2008 年的冲击后，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持有安全的资产。大量 AAA 评级的私人证券已经表明它们根本就不安全，由此催生了对美国国债的巨大需求。不仅仅是美国人想要美国政府的债券，在 2007 年夏天到 2009 年底，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 2.9 万亿美元，一半以上为外国买家持有。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 4180 亿美元。
在 2008 年冬至 2009 年冬，财政刺激措施显然是必要的。自动稳定器是一个受欢迎的补充措施。两者结合，帮助发达经济体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危机中恢复。得益于总体宏观经济状况和央行的干预，欧洲和美国的债券市场都没有出现挤兑。
政府债券仅被视为一种负债，而不是储户的安全资产。财政紧缩的论调占据了主导地位。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 Seehofer ）兴高采烈。默克尔宣布改弦易辙（ Weichenstellung ）。债务刹车证明德国的联邦制发挥了作用。
如果德国联邦政府没有发行新的联邦债券，那么每年存下 1200 亿欧元的德国储户该往哪里投资呢？由于德国的企业部门也在产生财务盈余，它们无法平衡地将资金投入德国企业。如果德国的储蓄无法在国内进行投资，那么它们将在必要时流向海外
自动稳定器指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它能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自动发挥作用，使宏观经济趋向稳定，无须借助外力就可直接产生调控效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人和公司所得税支付、农产品价格维持机制，以及企业和家庭的储蓄等就能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限制性的财政政策的目的原本在于保持信心，为私人部门的复苏创造空间。但是，信心从哪里来呢？房地产市场仍在崩溃。家庭需要偿还债务，以恢复过度紧张的财务状况。提振只能来自商业投资。
在 2008 年发放红利的季节，华尔街在遭受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后，向高层发放了 184 亿美元的红利。这是国会批准的总统优先实现美国宽带基础设施现代化所需费用的 2.5 倍。如果银行留下这笔钱，那么它将对银行的资本重组做出重大贡献。
瑞典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面临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后来采取了激进的行动。在对银行进行国有化和重组之后，瑞典的经济迅速反弹回升。
到了 2009 年，问题不在于投资银行，它们已经恢复盈利了。问题在于境况不佳的商业银行。花旗集团是最糟糕的。因此，会议同意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剩余资金集中用于支持花旗集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对整个美国银行体系进行全面重组。这个规模过大的庞然大物应该被拆分、缩小规模和重组，并将最糟糕的资产转移到坏账托收银行（ bad bank
3 月 27 日，当奥巴马与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对质时，气氛十分冷淡。不过，奥巴马把这些人叫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惩罚他们，而是要规劝他们。他呼吁银行家们在薪酬和红利方面有所克制。“帮助我，也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奥巴马请求道。当几位首席执行官为他们领取过高的薪酬提出惯常的理由时，如业务规模庞大、风险高，而且要在国际人才库中竞争，总统愤怒地打断了他们：“先生们，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大众并不买账 …… 我的政府是挡在你们和举着干草叉的大众之间的唯一屏障。
盖特纳承认，右翼谩骂他们，左翼怀疑他们被华尔街操控，政府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孤立无援”。
美联储可以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但不能为特定银行提供量身打造的援助工具。与总统和美联储沟通后，财政部必须把破产的机构置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控制之下。它将继续运营破产的银行，但会分拆并出售破产银行的部分业务。
华尔街和普通民众的财富对比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大型银行得到了救助。一些最肆无忌惮的老板可能会面临法律诉讼，但他们的人生并没有被摧毁。他们可以退休，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
银行家们乐于把过去抛在脑后，但美国民众却无法释怀。 2010 年春，华尔街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只有 6% 。
让政府尴尬的是，《多德 — 弗兰克法案》最终在国会获得通过，靠的不是财政部和白宫的推动，而是新一轮的民愤。
通过压力测试，财政部避开了国有化的呼吁和花旗集团的“解决方案”。相反，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消耗，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实际上制定了一个政府目标：让银行收入恢复到健康水平
奥巴马和盖特纳或许阻拦了推动国有化的努力，但是，一个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转折是，在苏东剧变之后不到二十年，在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后，美国金融业的堡垒在向股东支付股息之前，必须就政府批准的“资本计划”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