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2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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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5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

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当官僚。这是传统中国最重大的政治特点之一。秦帝国任用专业文法吏的政治形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在汉代，文吏逐渐被士人排挤，士人占据了政坛的中心。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贵族最低等级之称，也可以是贵族之通称，包含卿大夫在内。公、卿、大夫、士都取决于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贵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担者，又是一个文教深厚的阶层。他们从小接受“六艺”，即诗、书、礼、乐、书、数的教育。据说做大夫得有九种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士”这个称谓，由此就具有了浓厚的“文化人”意味。他们属“君子”阶层，是道德与礼乐的代表者。而“君子”那个词恰好也有双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贵的人，又指拥有道德才艺的人。

首先从“贵—贱”线索看，汉代官僚政治的特点是“布衣将相之局”，选官并不限定于某个特别的高贵阶层，身份性相当淡薄，小吏亦可迁至公卿，是为“贵贱相通”。

再从“士—吏”线索看，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级向上伸展，一度弥平了周代品位结构中士大夫与胥吏的鸿沟。秦汉的文法吏没有显示出跟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其品位特权比后世少得多。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文吏还没有马上发展为“官僚阶层”，只是作为“新式吏员”活动着。

两汉四百年中，贵、贱、文、武、士、吏各种因素在不断沉浮演变着。汉代儒生与文吏间既有疏离、冲突，二者又在缓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开始学习经典而逐渐“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们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趋于“文吏化”了

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单纯文吏难以晋身了，只能长居小吏干佐。这意味王朝的资格管理，在“分等”上也开始向“士阶层”倾斜了。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有别”以及“流外”制度，由此发端。

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这说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与哪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朝廷就是他们的“家”，统治者也拿他们当“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居官之后，其背后还有一个士人阶层。文吏是职业吏员，是忠实贯彻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却有自己所奉之“道”，他们经常据“道”抗“势”，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统治者并不完全“同心同德”。“宾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中，“道高于势”被鄙夷为“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从政权类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确实是各种政治形态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对中国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包括等级秩序。

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赋予“学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会政治地位。汉末士人的居位资格还只是潜在的，或说惯例性质的，中正制则使之更为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司徒吏”这个人群，与历史后期的举子、生员人群，具有类似的身份。

魏晋南北朝“士、吏之别”的强化动力，在于东汉以来官僚的阶层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举科目、中正品制度、清浊选例、流内流外四制，是贵贱（士庶）有别的，重文轻武的，重“士”轻“吏”的。

清末有位叫樊燮的总兵官去见抚帅，自以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举人师爷左宗棠请安；左宗棠遂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大受刺激，从此严课其子，功名务必超过左宗棠 。这个历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区分文武上的品位意义。

士人拥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权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国子学中的“学士”不服役，即“不征于乡”。由此形成了一个古老传统：学士免役。孔子据说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随着老师，我们没看到其课役迹象。其余诸家的学士及弟子亦然。

免役特权显示士人处于臣、民之间，士人把“居位”作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视之为一个官僚后备队伍，一群“准官僚”，他们处于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级管理上被置于一个特定层次。由此士人拥有了经济特权、法律特权，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

中国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种倾向，以拥有高度文化教养者承担政治。这在战国时代催生了一个“士阶层”。在两千年中，这个阶层与王朝政治历经磨合调适，与政治体制一体化了，在帝国品位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稳定而明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