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过去，回不去的昨天，书里书外皆是《台北人》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尹雪艳：“宋家阿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宋太太：“呸！呸！呸！勿要面孔的东西，看你楣到啥个辰光！”

《乌衣巷》是《台北人》的题记，开篇便让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今”与“昔”的对比。借尹雪艳的一句话，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的伤怀感。潜流在《台北人》角色心魂里的失落感，对社会变迁的感慨无奈，都化作宋太太在牌桌上的吐怨。在我看来，《台北人》里芸芸众生，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

“过去”是惬意，是纸醉金迷，是温暖的传统情怀；“现在”是失落，是满目萧索，是物是人非的现代文明。《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都不能摆脱过去，不肯放弃过去，希望在现在的生活中找到过去的影子，企图在“现在仍是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许多人都活在物是人非的回忆里。

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还是米粉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荣记；《一把青》的师娘迁居台北后，住宿的眷村碰巧又叫“仁爱东村”，可是和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

《秋思》的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盛开的百多株菊花；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排场降低于在霞飞路的时候，可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

《孤恋花》的娟娟，似五宝，有非五宝；金大班最后在夜巴黎伴舞的小青年，同样是羞涩腼腆的男学生，却不是她痴恋不忘的月如；《游园惊梦》的钱夫人，醉眼朦胧看见的郑彦青其实是程参谋。

许多主角沉湎在过去不能自拔，现实迈着无情的脚步驱赶着这些可怜人。不能主宰的命运，不被眷顾的人生，在失落的世界里越发感到痛苦。生活中的痛楚无法排解，主人公们最终都将自身的命运诉诸于“冤”和“孽”。

会算命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是“妖孽”；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的没落情形时，罗伯娘理解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作者赋予这些人物的“孽”出生就已注定，无法摆脱。就如作者所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对于这些命运颠沛流离的人物，作者没有给予他们过多的怜悯。主角多舛的遭遇总让人心里隐隐作痛。“过去”和“现在”，“沉沦”和“冤孽”。在字里行间穿梭的，其实是作者的过去和现在，感伤与怀念。

“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一共住过三个家。”“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上海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久了四十年。”时光荏苒，却带不走人的点滴记忆。一段旧址的寻觅，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

。在毕勋路与朋友吃饭，白先勇的脑子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记得一年新年夜，哥哥姐姐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跳舞的女孩子，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的一百五十号的舞会，她那历经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出一片青春的光彩来。”时光是悠长的，无法逆流而上，给人留下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作者只有穿梭在黑白的文字里，才能暂时超脱时空的束缚，交织“现在”与“过去”。

“窄窄的望远镜这边，是自身如同囚禁的童年命运，宽阔的望远镜那边，是一个完全迥异，并充满苦难的世界。”白先勇在养病时，拿着望远镜远眺窗外。看见嘉陵江涨水，房屋人畜被淹没，竹筏上的男女老少被大浪掀翻。他不停捶床，恨自己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覆灭。灾难不曾怜悯众生，世道的变迁更是催人生离死别。“逃难啊，我虽然小，但是也知道是在逃难。”“火车挤满了难民，顶上也坐满了人，火车过山洞，有的难民竟被洞顶突兀的岩石刮下车来，身首异处。姨婆在火车停站时领着孙子下车去买食物，哪知回来竟挤不上车，火车一开，祖孙两人竟被撂下，不知所终。”公侯世家命运在困厄时如此，芸芸众生亦如此。动荡时局的茫茫大地，苦难紧紧跟着人生的脚步，时缓时急。“造孽啊，造孽啊。”罗伯娘对李长官家的叹息，亦是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痛惜。书中人物多悲剧收场，非作者不怜悯众生，是世道如斯，奈何，奈何。

《台北人》——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