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和端午都是慎终怀远，追念先人的节日，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一系列的祭扫和纪念活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各种纸钱香烛供品现在是少了，但扎成束的艾草、菖蒲，绣好的荷包还是看得见。节日需要仪式感，仪式感需要物事、器皿和吃食来填充。两千年流传的风俗，也伴随着两千年延伸下来的商业。很难说是商业促进了民俗的发展，还是民俗的形成带动了商业模式。
我怀疑这里有个先后，先有了民俗，后有了商业，但商业一旦形成，反过来又影响了民俗的内容和形式。这两个节的大部分仪式其实就是祭祀，滥觞于礼，各种繁文缛节，在春秋的时代已经形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精于此道，治丧、相礼、教学、赶鬼、求雨等等仪式，都由儒家主持，换句话说，孔子也是现在各种“大了（liao读三声）”的祖师爷。等级的尊卑，程序的先后，仪式的长短，服饰的选择，他老人家说起来头头是道。
仪式流传下来了，商业模式也就有了，会有商贩来制作、运输和售卖这些器具，确切点说，是礼器。中国是各种手艺人的天堂，更不缺乏行脚拉车的苦力。行商坐贾，一唱一和，把应季的东西送到南北各地，带动了民俗的传播和渗透。商业要利字当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不符合效率和成本的东西会逐渐被弱化和消解。祭祀、民俗等等各种形而上的东西逐渐在商业的参与下不断演变和发展，春秋，两汉，唐宋，明清，直到现在，各种节日的风俗流变很难摆脱生产力的进化，机器代替了手工，机车代替了人力，纸马香烛甚至都可以批量生产，艾草可以人工栽培，粽子制作有专门的食品店。
当一切可以用钱买到的时候，标志着社会分工逐渐接管了约定俗成，祭扫风俗的变迁，已经没法让你通过还没老的老人口口相传，或者查书本来获得，总有一些买卖人告诉你，什么时候该买什么东西，各种仪式需要别人指点。这个别人，不再是孔子那样德高望重的礼官和儒士，而是那些商人，或者已经和商业深度捆绑的各种经纪人，司仪，婚丧主持，还有我们这通常叫“大了”的，能说会道的“话事人”。
赶上白事，你只管哭，会有人替你张罗各种程序，你只管抚慰亲友，应对吊客、接待来宾，鲜花贡品墓地骨灰盒、租车送殡挪坟看风水，都各有来处和安排，会有话事人给你推荐，甚至联络好，只等你最后扫码支付。必要的仪式，也由各地“大了”删繁就简统一掌握。赶上喜事，你只要预备好各种份子钱，大了们或者婚庆公司会根据你的预算，给你整出来各种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仪式。赶上不需要大操大办的清明、端午，商家一般会掂量一下政治气候，各种禁令，来决定进货品类。实际上，这些人才是操纵民俗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预热，什么时候需要造势，什么时候需要放风制造假民俗来虚张声势，什么时候要提前准备出来东西，来形成既定事实。
有句话叫“礼失求诸野”，其实，这个野，真不一定就是农村，凡是不被庙堂之高所推崇的和所关注的，都可以成为野，穷乡僻壤可能是野，灯下黑的地方也是另一种野。朝堂之外，就是民间，就是江湖。不被官家拿到台面的规矩，难免失去重要的市场，官家不宣传的风俗，大概率会被淡化和遗忘，一定要撑下去不消亡的，往往要靠有利可图无孔不入的商人。
最近我母亲很操心，她不知听谁说端午前要给子女买罐头和鸡蛋，这是个什么民俗呢？我是不懂，她以前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见老太太们都买，就感到很惶恐，买与不买成了心病。我告诉她做罐头的都不是好水果……她想想，说给你一百块，你自己买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自己并不信这些，但这个买和不卖，对于已经结婚另组家庭的子女来说，就有了一种外交色彩。好像买了能替子女讨个吉利，不买就是不够周到……本来是个无中生有的事，结果上升到家庭稳定和谐的高度上，就成了精神负担。这是典型的被假民俗绑架的例子。我怀疑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些小摊贩，为了卖货，制造一些伪传统和噱头，骗老太太们钱的。人老了容易迷信，非常看重家庭关系，容易有一些花钱免灾的心理。
梁实秋先生有篇文章，说的是放风筝，文章末了有一句我记得挺清楚：“迷信说隔年的风筝不吉利，这也许是卖风筝的人造的谣言。”梁先生说得很客气，我觉得不妨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隔年的风筝不吉利呢？这种话如何在礼记里面有？礼为什么要规定这些扯淡的东西，可以说肯定是利益关系者在背后胡说八道操纵舆论。
我最近看一本山西旅蒙商的书，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说法，很颠覆认知。就说喝茶吧，这可是个民俗，我们怎么喝，无非是抓一把放进茶杯，开水一冲立等可取。那么古人怎么喝茶？和我们一样呗！
还真不一样。比如唐朝人就大不一样，制茶是蒸茶团：采摘鲜叶，蒸透、捣烂、以米浆黏合，揉成圆团或圆饼，最后起火焙干，拿纸包裹，绳线串联，装进竹篓里保存，类似我们现在见到的普洱饼。喝茶呢？唐朝人饮用的方式也和今天大相径庭：从干茶团上抠下一块掰碎了，和葱、姜、盐、陈皮、葡萄干、核桃仁等等佐料掺在一起煮，熬成一锅稠嘟嘟的野菜粥，用布滗着，把热汤汁倒进碗里，场面很像用炒锅熬中药汤剂，所以唐朝人不叫饮茶，而是说“吃茶”。整个过程类似蒙古人熬奶茶的做法。抓一把茶叶放杯子里，倒开水盖盖闷上的沏茶喝法，是在明清两朝才普及的。
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是茶的烘焙工艺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受制于成本，茶的生产、运输和加工，都要靠坐贾行商来参与，单位的体积运输的多，储存的久，是王道。用最经济的办法，得到最容易得到的享受，在这个前提满足的条件下，再考虑别的。明清后期，陆路运输和漕运越来越发达，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人口的大量增长，分化出了中产阶级，逐渐催生了各种小康以上的需求，过去稍显奢靡的生活方式开始向下层社会延伸。过去长安的皇妃想吃岭南的荔枝，要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这个败家行为被人写进诗里，千秋万代地嘲讽。现在这还叫个事吗？社会向前发展了，别说岭南的荔枝，想吃地球那边智利的车厘子，也不是问题。
这文章写的比较散，越写越跑题，就此打住吧。回到初衷，就是民俗也好风俗也好，和商业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并不存在特别纯粹的传统，也很少有人对传统持有多么敬畏的初心，凡是跟钱挂上勾，就会通融走样，然后直到被钱左右，成为商业的奴隶。所以我们的传统，其实就是一部不断被商业行为侵蚀的历史，对所谓的礼和传统的坚守，对风俗的捍卫，在某种利益考量下，显得很可笑。我们的生活，一直，并将长期走在商业引领的路上，各种节日被无中生有，各种风俗被金钱塑造。想开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