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民族的“长远利益”只有在与世界的互动过程当中才能被逐渐地发现出来，因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以世界为条件的，脱离开世界则民族的发展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对于民族长远利益的理解，就意味着对于世界大势的理解。这不是精神封闭的狭隘民族主义所能够做到的，相反，这种狭隘是以拒绝对世界的理解为前提，它必将在最深的意义上损害民族的长远利益。
19世纪后期的世界， 西方将各国划分为三种， 即文明人(civilized humanity) 的国家， 这些国家可获得完全的政治承认， 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 欧洲和北美国家在此列； 野蛮人(barbarous humanity) 的国家， 这些国家只能获得部分的政治承认， 对应地，也只能部分适用国际法，土耳其、波斯、中国、暹罗、日本等国在此列； 未开化人(savage humanity) 的国家， 此处的人只能获得自然意义上的人类承认，可成为国际法先占原则下的文明国领土。
清王朝未进人政教分离的观念结构，无法用“政治伦理”代替“价值伦理”来对“政治”本身进行评断，也就意味着它无法真正地演化为现代政治。而康有为作为教主的地位，唯有不参与实际政治从而不犯错，才能确立起来；但现实历史当中康有为深度地卷人了政治，从而使得其所尝试建立的新孔教也为其政治实践所累，最终亦差不多是无疾而终。
实用派、稳健派、激进派，这三个政治派别，将“中国”理念递次抽象化，其在引领中国朝向现代政治、摆脱传统建制化的束缚方面走得越来越远。传统“中国”是作为文化之建制化呈现的。萧公权先生也提到，如果康有为在辛亥之后放弃亡清而以共和的拥护者来提倡近代儒学，也许有更多的成功希望；可惜他对清朝太重感情而不能改变政治信仰，又太迷恋王政而不能改变思想立场，他不自知他的忠诚与他分隔儒学与帝制的理论相冲突。如此一来，他的政治活动遂使得儒学运动受损，却又无补于已经倾覆的朝廷。而康有为对古文经学所做的“伪经”断语，则无意间又洞开了怀疑整个儒学传统。李鸿章将文化考量搁置起来，只从器物事功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张之洞强调“中国”的文化属性，而将与其有着建制化捆绑关系的器物事功剥离出来；康有为则更进一步将文化本身加以重新定义，去其形而留其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三派与政治实务的关系，也是递次地越来越远，这反过来也证明了政治建制化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反比例关系一-即便捆绑于政治的儒家已经限定了精神自由的极限，这样一种反比例关系也是可以辨识出来的。
这一递次抽象化的过程，是“中国”突破“伦理世界”进入“政治世界”的必须。晚清的这一系列努力，在儒家秩序内部差不多已穷尽了将其抽象化的可能性，中国的转型，接下来需要突破建制化的儒家秩序，进人真正的政治世界了。只有到彼时，政治与伦理、“中国”与“儒家”，方可各得其正。对民情的思考不是法律应该观照的，法律应该持守其作为一个独立逻辑系统的自治；但是作为政治，则必须考虑到这一问题。张之洞的“保守”，相对于沈家本等人，显示出其政治性视野；但他的“保守”又可能冲击到作为独立逻辑系统的法律本身的自治。这构成了中国近代法律转型当中的一个关键困难。
中国要走出“伦理-官僚世界”，继续向前进人“政治世界”，法律转型、现代法权的引人是必需的条件，这是中华文明能够完成自身现代化的必经途径。自我立法的国家/国民，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然后才知道该向何处去。对国家/民族的自我认识与理解，首在于其历史叙述。故而，梁任公先是反思中国传统史学，评之日：中国旧史四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又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传统史学的这种叙事逻辑，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正应其所需，因为如此叙事所构建起来的正是一种以帝国为中心的差序秩序，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是一种循环论的时间观而非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观，“陈迹”正是“今务”的评判标准。但是对于亟须变法重构自身的帝国而言，则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显然无法为变法提供正当性，也无法为未来给出方向性，以至于变法本身无法获得用以衡量自身正当与否的标准。
英美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起于经济过程对于人类多种多样的生活世界的抽象，如此才能获得一种跨国家跨文明的、超越于各种差异性之上的普遍规则体系。
但这里也蕴含着一种危险，即“人”在此过程中也会被高度抽象化，被还原为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性存在，人的复杂多维度的诉求被抽象掉了。卡尔·波兰尼便谈道：“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使之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原子主义的和个体主义的组织。”如此一来，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便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个体被剥离于传统的温情秩序，进人到一种高度非人格化的冰冷秩序当中；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但是生产不一定是为“人”的，文化的多样性也可能在这样一种经济的抽象中被稀释掉，以至于一些真正的价值会因此弥散。
现代复杂治理必须有一种对于人类现实秩序的抽象，但基于经济的单向度抽象只能帮我们理解和处理特定领域的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对“人”的尊严、对社会的健康都会带来伤害，并最终反噬由此建立起来的秩序本身。
英国作为现代经济的先行者，以及直到二战前的世界霸主，可以在全球贸易过程当中较之其他国家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获得更多资源以缓解本国所遭遇到的相关困境，但这很可能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
革命与战争，是一个民族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确认。伴随着该民族内部的自我组织过程，民族会以自我确认的方式来形成自我意识；通过外部世界识别出他者，民族又会意识到自身特殊性，再从外部来强化自我确认。但民族的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并不必然导向精神自我封闭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结果。它完全可以是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互为条件，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在与世界的互动、互构过程中，实现其民族自我意识的不断成长与丰富，此时的民族主义便不是对世界主义的排斥。这样一种开放而又节制的成熟心态，便会达成民族与世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合题。
所谓民族的政治成熟，体现在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担纲者群体身上，它必须拥有一种政治成熟。所谓政治成熟，需要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拥有宏阔而又长远的眼光，对于历史、世界、人性，有着一种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能力。这也是对于世界历史民族提出的一种必须的要求。
在过去的传统帝国，对于伦理秩序的维护属于最大的政治，因为帝国不过是通贯天地之伦理秩序的现世呈现而已。
一战前英国对中国的策略是既欲维持一个完整、适度发展开放、有自我统治力的中国，又要防止中国做大和被瓜分
鸦片战争至一战前，英国以远东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普遍开放为其基本目标，其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等的设定都是围绕此一目标展开的。若欲中国市场的普遍开放，则维持一个统一而又适度繁荣，并且接受英国“规训”的中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让中国有能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我统治，英国便既无须承担治理的责任，又能获得全部的贸易好处；倘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其他列强可能会向英国封闭其瓜分部分的市场；倘若中国过于贫穷，则不可能拥有对于英国商品的消费力；倘若中国太过强大，英国又会无力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的市场则未必能为英国所占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因此，英国最初的政策是扶助大清，对其进行“规训”，将其引导进人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成为自己的庞大市场；同时要通过对大清的扶助而形成远东的均势体系，与俄国形成相互制衡，使得英国仍然可以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超然姿态，成为整个格局的主导者。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大清并不是个合格的远东代理人，英国不得不将眼光转向日本。反过来，英国对于大清则更多地寻求一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在《马关条约》之后大清努力筹钱支付对日赔款的时候，英国极力推动大清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贷；大清为了“以夷制夷”的考虑，也向其他列强进行了大量借贷，英国遂进一步胁迫大清，令其同意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来担任，以此来掌控帝国财政。由于大清向各国的贷款及分期支付的赔款基本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英国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对华优势。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相对国力下降，面对德国在海上的挑战、俄国在亚洲陆上的挑战，渐渐有些力不从心。故而英国被迫开始放弃其“光荣孤立”的政策，寻求结盟，1902年的英日同盟遂构成此后英国远东政策的基石。但英国的结盟政策，仍然是确保其普遍经贸利益的手段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确保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统一与适度繁荣，以及确保英国对其的控制。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英国赞同美国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庚子之变后，会同美国重申此一政策，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证中国不被肢解。
而在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及其智囊团看来，世纪之交的时代正面临着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巴黎向外转移的契机，它或者向东移至柏林和彼得堡，或者向西移到纽约。这个重大问题最终
将取决于由哪一方控制亚洲市场，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将会展开竞争，所以英国和美国这种海洋民族应该结盟对抗非海洋的俄国人和德国人。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也是后来美国能够顺畅地接过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一直延续到一战结束，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什么太大变化。在辛亥革命后，英国很快主导并带同其他列强，向袁世凯发放了“善后大借款”，力图以此扶植起一个有能力在中国维系基本统一局面、保证市场繁荣的政权；同时，通过五国银行团的协同行动，将其他列强也捆绑在同一利益格局当中，以确保英国所主导的远东格局不受挑战。英美两国的这种政策取向，是中国在最衰弱的年代中得以“以夷制夷”，不至于彻底遭到瓜分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出于英美的善意，而是出于它们对于自身最佳利益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