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牌名言被证伪
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巨匠，文风犀利而深邃，然，无论有无读过其文，但凡知其人者，都对先生之骂人功力深感佩服，叹不能及。
鲁迅，郭沫若，两个天才般的作家兼学者，人们乐意将他们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
然而，也许是逃不开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宿命，这一对“双子星座”亦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相望且和谐，甚至于可以说很不消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两位大家之间你来我往的“笔墨相讥”一直是时代人的看点，直到如今，不论是学界的学术研究，抑或是市井中的茶余饭后，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一直都是不赖的谈资。“远看一条狗，近看是郭沫若”是坊间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句鲁迅牌“名言”，以其尖刻又不乏幽默深为人所叹服。据说这话就是专门说给郭沫若听的。
鲁迅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人，历经过底层社会的苦难以及世态的炎凉，虽然不似贵族文人那般“书生气”，时而一股“匪气”环绕周身，但作为文人的文雅之态也是不能轻失的，他亦“向来不以最深的恶意揣度人性”。而以“狗”加人，尤为文人而言，实为很失体面的事情。
所以，关于“远看一条狗，近看是郭沫若”这一坊间“名言”，鉴于“鲁迅名言”鱼龙混杂的事实，笔者有疑，不得不做一些查证。遂即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完整的版本：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郭沫若先生。如果说对前面简洁版的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这后者看着就很像那么回事了，语言的情境更显丰满，好像紧跟着后面的故事都要呼之欲出似的。然而，这难道就是事情的真相吗？
的确，鲁迅是骂过很多人的，或批评，或叱责，抑或讥讽。但骂的人多了，也就不在乎多骂几句，这毕竟是骂街的理论。遍寻他留存于世的文字材料，文学作品，评论，书信及日记等，其中是有常谈到“狗”，但也多为生活常见的小猫小狗，至于以“狗”加人，指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就仅此一例而已。
故，关于鲁迅说过“远看是狗，近看是郭沫若”这句话，大有误传杜撰之嫌。但这很大程度上的“误传杜撰”却也有着实实在在可依据的历史公案，也是值 得被说说的。
二、“双子星座”，各光其芒
鲁迅1881年浙江绍兴生人，郭沫若1892年四川乐山生人。依着出生推算，鲁迅大了郭沫若整整十一岁，虽然有着看似很大的年龄鸿沟，但就他们所共同从事的文学事业而言，他们却是同时代的人。
鲁迅和郭沫若，有时候，是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孪生双子”的，但我们也会马上发现，这两颗双子星散发的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冷峻而严肃的冰蓝色的光芒，如一道道锋利的剑芒直刺透人心，抵达灵魂的深处，剖露出丑恶与肮脏；一个是浪漫而热烈的火红色的烈焰，似一团团飞舞的火星落入一双双迷茫而渴望的眼睛，点亮久寂的宇宙星辰。
纵观两者人生的始终，是很有“孪生”的特性的。人生的起步阶段，虽然在时间的不同节点上，但他们同赴日本留学，且都学习医学专业；在人生道路的最终选择上，他们都弃医从文；乃至于人生的成就，回看现代文学史，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领航的旗手，他们二人的名字被肩并肩同刻在文学的里程碑上，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也不能将其消磨。
然而，历史在默默记住他们这些兄弟般的共性的同时，留给世人印象里的却是刀光剑影的战地操戈。而更令人不胜唏嘘的是，这两个冤家对头，却是终其一生都未有缘一面。
三、历史公案“三部曲”
鲁郭二人的交锋，大的前后可算为三次。
1. “处女”“媒婆”，到底是为谁争名？
据郭沫若称，他读的第一篇鲁迅的文章是在1920年，是一篇被刊登在《时声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名叫《头发的故事》的小说，被排版在其兄周作人的一篇日本小说译作之后。郭沫若读后虽觉得不大对其胃口，但亦颇加赞赏。之后他又给《学灯》主编李石岑去了一封信，表示小说是“处女”，译文是“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郭沫若此举不论是出于何种缘由，是像表面上那般只是单纯的为鲁迅的文章争地位，抑或如后世学者分析的那样“是为自己在个人文坛上争地位”，结果却是此信在1921年2月见诸报端之后，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反感。
客观的来讲，鲁迅的成名是要较郭沫若早的。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鲁迅的成名作。1921年，郭沫若才发表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的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成为郭沫若的成名之作。同年，郭沫若回国。这位傲娇的天才想在中国文坛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但四下里一望眼，却发现几无其容身之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阵地在《新青年》，鲁迅支持的文学研究会在文艺方面一统天下，这未免使得二十世纪这位难得一遇的才子感到无比懊恼。但懊恼归懊恼，作为浪漫主义派，理想还是要被实现。1921年7月，郭沫若同仿成吾、郁达夫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主打浪漫牌，立即在青年知识群体中博得了眼球。而这意欲与文学研究会一争高下的气势，更引起了鲁迅的不满。刀锋剑戟时时见诸于笔端。
2. “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天大的“帽子”最终花落谁家？
到1926年末1927年之时，鲁迅与郭沫若及创造社诸人的关系稍有了缓和的迹象，甚至出现了坚冰似消融，水将合一处的荣荣春景。但历史的残酷就在于此，事情总不能如意，甚至更糟。他们彼此的“各退一步”，并不是即将迎来海阔天空的前兆，而是海啸即将到来之前退潮，之后面临的将是更激烈的交锋。
1928年，创造社诸人首先向鲁迅发难，冯乃超首个在《文学批评》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其中对鲁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达——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事，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隐遁主义!”
可谓极尽轻佻和讽刺之能事。之后创造社诸君如仿成吾、李初梨等人也加入了批判的队伍，分别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多篇文章声讨鲁迅，讽刺挖苦，终演化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
作为创造社的骨干人员，郭沫若虽然流亡日本，但依旧没有闲着。这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论战，最终以其1928年3月以杜荃的名义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而达到了顶峰。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在鲁迅的头上扣上了三顶似天大的帽子，其一“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其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是二重反革命，他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其三“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作为对这凭空扔来的“帽子的回应”，鲁迅在这一时期是最有可能说出那句我们在文章开端便提到的名言——“远看一条狗，近看是郭沫若”，然而，失望的时，这并没有见之于任何行句间。所有的回应也只是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无奈地将郭沫若称之为“才子+流氓”而已。可见，鲁迅还是相当客气的，在骂他流氓之前，毕竟还肯定了其才子的身份。鲁迅自己也有言：对于年轻人，他们给他十刀，他只是还他们一箭。对于年轻人，鲁迅还是相当宽容的，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再一次佐证了那鲁迅牌名言其杜撰的可能性。
1929年，为统一各方，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场论战最终在中共各方的活动之下，渐渐平息了。然而，对鲁郭双方个人而言，即便是有海一样的心胸，言语的刀刻在心上的伤痕是很难被时光治愈的，不论是对于挥刀的人，还是受伤的人。
3. 星辰坠地，是预示着“黎明到来”还是意味着“黑夜更黑”？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逝世。同日晚，身居日本的郭沫若在晚报上得知其逝世的消息，起初不能相信，核实确定后，悲痛万分，不能接受。
鲁迅生前，一定意义上是郭沫若的敌人，但鲁迅逝世之后，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表现在笔端为在鲁迅逝世后一个月的时间内，郭沫若就写下三篇文章，两副挽联，还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在日华学会鲁迅追悼大会上的一则挽联曰：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在中国的传统里，“盖棺定论”是很普遍的做法。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将鲁迅定论为“中国的伟大人物”，说孔子都及不上鲁迅，“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杰作”，甚至于再后来，鲁迅逝世九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提议，为了纪念鲁迅，要多设立鲁迅博物馆，多塑鲁迅像，将杭州西湖改名为鲁迅湖，将北平西山改名为鲁迅山……本着“不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人性”的原则，也许这一系列做法的原意是为了显示对鲁迅的尊崇，但这太过而有失分寸地将鲁迅“偶像化”的刻意，却让人觉得未免失了最初崇敬的本意，而别有他图。
鲁迅的逝世，一方面使文坛蒙受巨大损失，也使世人无比沉痛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围绕着鲁迅，掺合着郭沫若进行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的结束。
星辰坠地，闪耀在其光芒里的尘埃也瞬间消失了踪迹。在往后漫长的时光岁月里，只剩后人频频忆起，一次次在记忆中重现着当时那段流光的辉煌以及风吹波面泛起的微微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