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大家很喜欢过端午节，吃粽子，当然还有放大假。每当这时候还总会想起一个叫屈原的人，但今年竟然偶遇了一年一度的高考。
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事儿。
1.端午
端午节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个节日，有研究说与原始信仰有关。
“端午”二字, 最早出自晋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 烹鹜角黍。端, 初也, 谓五月五日也。俗重五日, 与夏至同。”所谓角黍，就是粽子。
五月初五作为一个节日远在晋朝之前就有。有关起源众说纷纭, 大体有如下两类:
一是祭祀与纪念。比如纪念原、伍子胥说；纪念孝女曹娥、纪念勾践说。
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每至此日, 竹筒贮米, 投水祭之。
在吴越地区竞渡是与伍子胥、越王勾践联系在一起的。另有地区将端午节作为纪念介子推和曹娥的日子。
二是避毒与除害。由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的激烈争锋, 阳迫于上, 阴动于下, 蛇虫出没, 署毒盛行。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感受到生存的困难,因此人们将夏至所在的五月,视作“恶月”。
恶月有下面几大恶的相关谚语为证:
不宜盖屋, “五月盖屋, 令人头秃”。
不宜赴官, “五月到官, 至免不迁”。
不宜生子, “讳举正月、五月子, 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
不过, 把五月视为为恶月仅集中在北方人眼里，五月北方酷旱少雨。而在南方那里, 夏至可是新年的开端。
相对的，人们驱逐恶的方式是用五彩丝系于手臂, 保证健康长寿。
《太平御览》曰:“五月五日, 以五彩丝系臂者, 辟兵及鬼, 令人不病瘟。”
《太平御览》又曰:“亦因屈原。一名长命缕, 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 一名五色丝, 一名朱索。”
从相关资料总结，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节习俗的大概有以下几样:
(1) 踏百草
(2) 采艾做成人形悬于门户以禳除毒气
(3) 以菖蒲泛酒(即做菖蒲酒)
(4) 竞渡
(5) 采药
(6) 用五彩丝系于手臂(称为“辟兵”)以防避瘟病
(7) 互相馈赠“条达”之类的织物
(8) 取一种名叫鸲鹆(俗称八哥)的幼鸟并教之作人语以供娱乐等
其中斗草又称斗百草。南北朝时斗百草演变为端午节的民俗文化。《红楼梦》中有关于斗草游戏描写：
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
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
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
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
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
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
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
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
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
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
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
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
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蕙’？”
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要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
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
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笑骂道：“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满口里放屁胡说。”
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说神只接收自己的族类的祭祀并保佑之。
《论语》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曲礼》：“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狐突曰：“神不歆非类”，
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
由此演化出古人常常通过自身的“拟神化”而拉近与神的距离，与神顺利沟通，获得神的庇佑。
如避蛟龙的办法就有把自己用断发纹身装扮起来，在形状上达到“像龙的样子”，得到“避蛟龙之害”的效果。
《史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事物起源》称：“今世俗皆文身，旧云起于周太王之子吴太伯，避王季历而之句吴。断发文身，以像龙子”
同样，端午节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日本《年中行事抄》引《十节记》云：“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
“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的内在逻辑也是通过自身的“拟神化”而实现与神的沟通，获得庇佑。
2.屈原
上初中甚至高中时，一度把“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做座右铭。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开篇中：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司马迁还礼赞屈原：
其文约, 其辞微, 其志洁, 其行廉, 其称文也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 故其称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 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不获世之滋垢, 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矣。
司马迁对屈原可谓推崇有加，然而闻一多先生提出屈原是弄臣之说，可谓一石惊起万般浪花。
梁启超先生的《屈原研究》中指出，屈原与楚国社会的关系如“恋人”一般,将屈原喻为“殉情”的恋人。
梁启超认为, 屈原思想中“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情感”。
屈原想改革社会但失败了, “昔日芳草,今为萧艾”。后来他又失去楚怀王的信任。但屈原不愿迁就、退却 。当他遭到放逐,经历流离后选择一跃而死。
梁启超借鉴西方的悲剧理论对屈原的悲剧与其悲剧性格特征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评论, 以类似西方殉情的爱情故事, 向我们诠释了一个承载着楚国苦难的殉道者, 因为与“恶社会”的不调和的冲突, 以自身的毁灭成就人格崇高与辉煌的悲剧。
孔子指出“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必有德” `' ,可见儒家对诗文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十分重视。
屈原自沉的动机和意义有很大的争议。周建忠先生《屈原“ 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一文, 简述了较有影响的六种说法:
第一, 洁身说。
第二, 殉国说。
第三, 殉道说。
第四, 殉“楚文化”说。
第五, 政治悲剧说。
第六, 赐死说。
周先生总评曰:综上六说可见,赐死说推测成分过多。六说并存, 莫衷一是。
那么屈原之死不是到底是不是愚忠呢，封建社会，爱国与忠君必然存在某种联系, 现在也如是啊。忠君的观念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 它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强化而逐渐强化。在先秦时期, 诸侯国君还不像秦汉以后的帝王那样至高无上。
晏子曰:“君民者, 岂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 岂为其口实, 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 则死之;为社稷亡, 则亡之。若为己死, 而为己亡, 非其私昵, 谁敢任之?”。
早期儒家学说也不主张绝对忠君啊。
孟子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又曰:“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荀子亦曰:“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
早期儒家对君臣关系的看法, 实际上包含社稷为重、民本主义、士为知己者死等多方面的因素。
据先秦史籍记载, 臣下逐君、弑君之事为数不少,如果是由于君王昏庸残暴之所致,一般都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至少不会受到很强烈和尖锐的谴责。
非但诸侯, 天子亦然,如周厉王被放逐于彘,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屈原到底不是愚忠呢？他的忠君是有条件的。
这就是君王必须实行“美政” ,要“举贤而授能” ,“及前王之踵武” 。
屈原之死并不是愚忠的表现, 而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剧性结果,他的死是理想、信念彻底破灭的必然结果。
3.高考
鉴于前面写太多，就用两句话总结吧。
屈原《 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归魂》：魂兮归来，哀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