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的一段话。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一一简而言之， – in short, 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狄更斯这里还遵循了具体配具体，抽象对抽象的语义搭配原则。
他把最抽象的时间和好坏搭配放在最前面，然后进一步从智慧和愚昧，信仰和怀疑，光明和黑暗，三个层面进行解释。
其中信仰和怀疑在精神世界是最高层面的，狄更斯用了跨度范围最大的epoch来和它们对应。
此外春天总是和希望联系在一起，冬天让人感到绝望，因此最后一句的搭配很自然。这一段文字是在不断强化讲一件事，但是读起来不会感到啰嗦，而且层层递进。
整段话核心的修辞笔法是对比，把看似一组组矛盾的概念放到一起，强调矛盾是有作者的深意的。要知道《双城记》这本书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故事。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就是不妥协，没有温情脉脉，非黑即白，没有灰度，没有折中。
那个时期，同时上演着善良与邪恶、友情与阴谋、自由与暴力的大戏，狄更斯就是要让大家看清楚人类历史上这个充满了矛盾，既伟大又血腥的时代。
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为例，进一步来说说作者在作品中会埋藏什么样的深意。
《铸剑》的故事原型出自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集《列异传》，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楚王请天下第一铸剑名师干将、莫邪夫妇为他铸剑。干将夫妇知道剑成之日就是自己丧命之时，因为楚王怕他们给别人铸剑。于是二人铸了雌雄两把剑，雌剑献给了楚王，雄剑由莫邪保留，将来由他们的遗腹子去报仇。干将在献了剑之后果然被楚王所杀。
16年后，干将、莫邪的儿子眉间尺长大成人，决心报仇。
但是他一个孩子办不到这件事，这时他遇到了侠士宴之敖。宴之敖讲，他可以去杀了楚王为干将一家报仇，但是需要宝剑和眉间尺的头颅。眉间尺相信宴之敖，就把自己的头和剑交给了他。
宴之敖以献眉间尺的头晋见楚王，并设计，在煮头的鼎边用宝剑砍下了楚王的头，最终为干将一家报了仇。
同样的故事情节，鲁迅改编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是鲁迅给细节赋予了新的深意。这篇小说是鲁迅去世前不久完成的，他一生致力于改良中国社会，但是看客们是唤不醒的。小说里有作者一生的隐喻。
比如残暴的楚王，想报仇的眉间尺，侠士宴之敖，分别象征了反动的旧势力，年轻时的鲁迅和成熟后的鲁迅。
在鲁迅改编过的故事中，暗示了干将莫邪铸剑时，就开始觉醒了，因此准备了为后来报仇的武器。觉醒，向旧世界复仇，是鲁迅自己的写照。但是眉间尺有复仇之心，却无复仇之力，这也是鲁迅对年轻时自己的写照。
鲁迅后来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对应到小说里就是宴之敖的形象。小说最后写，仇报了，周围却仍然都是看客，鲁迅暗示自己的希望落空了。
确实有一些书需要精读。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像鲁迅那么写书，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书都那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