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今日的?世界

凡事都有正反面。显示柔,则不见刚;突出强,便无视弱。强弱的对抗,在不同的时空彰显力量;刚柔并济,在任何时代都能赋予别样的意义。战争与和平,需要多维度的诠释。

对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各类书评人评,彼此相异,各有立足点,却无法掩盖这本回忆录带给我们的冲击和沉思。译者表示,作为读者,也很容易不经意之间掉入两个阅读误区:一是把它当成茨威格的自传,二是把它当成历史文献。二者都不是。而是回忆录,是口述史。茨威格说:“只有那些值得保留给自己的内容,才会留在记忆当中;只有那些自己珍视的内容,才配讲给别人听。” 他要用这本书,将自己珍藏的生活精粹片断以文字的形式奉上,与世人分享。

斯蒂芬·茨威格被称为多种角色于一身:和平主义者&被迫流亡的犹太人、维也纳现代派文学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法国最有知名度的德语作家、欧洲的世界主义者、哈布斯堡神话的续写者,更是“怯懦的知识分子”。在《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从“当事人”视角,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及亲身经历,将19-20世纪之交欧洲灿烂的现代派艺术和文化生活以及身处一战二战期间的乱世情景,尽其回忆全力呈现那些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更多的是对自身的冲击和情感变化。在当今世界格局纷乱、新冠疫情未断而俄乌战争进行时,读着《昨日的世界》,感觉今日的世界也不过如此,“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明日的世界更前景未卜。每个人何去何从,在当下如何在大环境坚持身心稳定、找到生存的意义和可持续发展动力,需要不断的启示和调节。

除此以外,书中有三处令我感兴趣的地方,一是茨威格与我们熟悉的一些名人之间友谊或合作关系的描述,包括罗曼罗兰、乔伊斯、高尔基、斯特劳斯、弗洛伊德等,可以看到他们在太平及乱世中的独立意志、工作特性和独特个性。二是茨威格描述自己收藏音乐家作曲家等名人手稿的缘由,就是能从中看到大师们创作方式,揭开那些在世界上无数个不解之谜当中,最深邃、最神秘的造物的秘密。三是茨威格对自由独立、不沾政治的和平主义态度,以及他审时度势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及时在不利环境中自保安身以退为进的策略。尽管到了最后,年老力衰的茨威格维护欧洲统一的信念从内心崩塌,人世间已无任何处所安放他伤痕累累的灵魂。

基于对抗阅后失忆的前鉴,这两年开始,我会边阅读边记录,最后进行内容概要的整理,也方便时不时重温。大段复制代表作者灵魂表达的原话是主要的工作,我无法进行节删,害怕歪曲或收缩了作者的原意。这些句子,在阅读当下,一定触动了我某一条神经、过往某一段经历、曾经的某一个想法,在与作者的共鸣与回应中,值得日后继续回味。

以下的内荣概要,前面几章得益于书友left11的点评总结,在其基础上增添了自己的感触和书中摘录。另一方面,在每章最后通过浏览书友点评,也成为不爱思考的我继续追寻下去的动力:

第一章(太平盛世)大致内容:一战前的几个世纪,维也纳一直平稳发展,如同桃花源一样,“享誉世界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百分之九十的成就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襄助和哺育,甚至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茨威格作为犹太人,传承了民族对艺术对科学对更高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个民族自始至终都向往更高级的生活,对维也纳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茨威格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己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称作“那是一个万事太平的黄金时代”。

第二章(上个世纪的学校)大致内容:茨威格与同龄人一起接受刻板的学校教育,老师们只注重成绩(left11:相当于衡水中学)。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青年们牺牲了爱情与体育,将所有的热情倾注在文学诗歌艺术中,在维也纳九省通衢般的信息流动中,青年们爆发出惊人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是社会已经迈入新的阶段,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的出现,阶级对立民族对立,反犹太主义也开始兴起,逐渐成长为后来纳粹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青年们步入社会,才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命运把他们推进惊涛骇浪之中。

第三章(情欲初萌)大致内容:压抑保守的旧社会,性这个词被认为是洪水猛兽,姑娘们被重重包裹压制天性,小伙子们道貌岸然私下里偷偷摸摸,于是红灯区出现了,底层的娼妓没有法律保护,上层社会却有另一套规则,莺歌燕舞灯红酒绿;但现实更残酷,性病流行,治疗方法落后,病人羞于启齿,终生忍受折磨;昨日的那个世界,远远比不上“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没有恐惧感和压迫感而尽情享受的某些东西”。

第四章(生活的大学)大致内容:为了可以自由地安排大学生活,茨威格进了哲学系,前三年时间自由支配,在投稿的过程中结识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起人赫尔茨尔;因为在顶级杂志发表文章而得到家庭社会的尊重,茨威格去了柏林,周游欧洲,见识了各地形形色色的艺术,翻译的作品也声名鹊起,回到大学,由于影响力巨大,教授放水,茨威格以优秀成绩通过最后的考试,拿到了博士学位。

第五章(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大致内容:在巴黎的日子里,茨威格融入了独有的浪漫氛围,结识了诸多艺术家,包括温文尔雅的里尔克和全神贯注的罗丹。由于没有起诉小偷被房东排斥,茨威格只好提前去伦敦,虽然参加过叶芝的诗朗诵,还是没有融入英国人的圈子。

第六章(通向自我,道阻且长)大致内容:本着“我认可歌德的话:要想完全把握伟大的作品,就必须不光看到它的完成,也要聆听到它成形的过程”的初心,茨威格沉迷于搜集歌德、贝多芬、莫扎特、罗曼罗兰等天才的手稿,更珍视与由歌德洗礼的老太太同住一栋楼,历史的长河中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留下的余晖终于落下了,此后只剩下传说。茨威格感恩于力尽内容上精纯质量和印刷技术上完美无瑕的岛屿出版社,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呵护并推出其全部作品。而说到年轻时迷上戏剧创作,吸引他的“不是那些获得实际上的成功的人,而是那些单单在道德意义上行事端正的人”,主角“是经受苦痛之人,而不是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给别人带来苦痛的人”。1905-1906年第一次创作歌剧初获青睐,然而命运连续不断开出残酷的玩笑,最优秀的德国演员拿到手稿,练着练着就与世长辞了;最优秀的维也纳演员拿到手稿,练着练着也不辞而去;要亲自导演他创作的悲剧的剧院老院长,在初次彩排之前十四天就去世了。N年后,仅仅是排练他翻译的剧本,演员朋友也得流感去世。茨威格感到,如果当初成功上映,就会过早得到赞誉,就会因此错过那些能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然而,只有在青年时代的最初若干年,偶然与命运似乎还是同一的。后来一个人就会明白,人生的真正轨道由内在力量来决定。不管我们的人生道路看起来如何混乱而无意义,偏离了我们的愿望,它最终还会把我们引领到我们那看不见的人生目标。”

第七章(走出欧洲)大致内容:茨威格遇到了瓦尔特·拉特瑙,这是一位在一个最悲剧性时代里掌管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11年之前已经遭遇“纳粹”分子谋杀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建议茨威格走出欧洲的人:“如果您只了解那个英吉利岛屿,您就无法理解英国;如果您不止一次走出我们的欧洲大陆,您也不会理解欧洲大陆。您是一位自由的人,利用您的自由!文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因为在这里匆忙是多余的。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完成无关紧要。为什么您不去一趟印度或者美洲?” 印度之旅,令茨威格意识到“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和世界,与一名作家在欧洲范围内能认识到的人完全不同;所了解到的那些让我们的世界得以运转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过读上一百本书的收获。”1912年前往美国的第二次旅行,“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拥有的未来,这次旅行全无其他意图。我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为数极少的作家去那里,不是为挣钱,也不为做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只是为了做一件事:让自己关于这块新大陆相当模糊的想象与现实相遇。”

第八章(欧洲上空的光芒与阴影)大致内容:在已经经历了十年新世纪,看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后,茨威格“开始怀着一种新的,对世界更有所了解的愉快来看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更热爱这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这一时期更相信未来。我们以为看到了黎明的红色曙光,实际上那是近在咫尺的世界火海中的热焰。” “技术和科学上分秒必争的进步让我们感到自豪,这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欧洲作为一种共同体,一种泛欧洲的民族意识在形成。” “如果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地思考并来追问自己,为什么1914年会陷入战争,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出于理性考虑的理由,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起因…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那次战争,也就是说,内在发展动力所导致的悲剧性后果。”

此时,茨威格有幸认识罗曼·罗兰。他赞誉到,“他的知识如此渊博,令人自愧弗如。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了解所有国家一切时代的问题”、“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通过写作这本书他想尽到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

但是,当时茨威格没有相信会发生战争。却有两次在清醒中看到了战争的影子,让灵魂大为震颤,第一次便是在间谍“雷德尔事件”发生时,第二次是在法国城市图尔郊区电影院看到并非恶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经被鼓噪得那么仇恨皇帝、仇恨德国的激烈举动,仅在屏幕上见到快速闪过的威廉二世皇帝图像时就突然爆发。

第九章(1914年大战伊始时刻)大致内容:在1914年大战前夕,所有参战国的民众都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头脑简单的男人激动不已地挤向募兵站的旗帜,在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往战壕的火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血管里都涌动着这狂野的、燃烧的血流。最恶毒的传闻立刻被信以为真,最荒谬的无稽之谈也有人相信。茨威格在内心里,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并下定决心:不要让自己“欧洲有必要统一”这一信念因为一场兄弟间的争端发生动摇,而导致这场争端的是拙劣的外交官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巨头。“我只剩下一条出路:在别人发烧、狂躁之时,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这并不容易。” 茨威格决定移居到郊区乡下,避开这种危险的大规模群体心理变态,为的是在战争期间开始个人的战争:与现时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

第十章(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大致内容:茨威格意识到“一位作家拥有了词语,他同时也就有了在这个言论审查时代于许可的范围之内运用词语来表达自身信念的责任”,在《柏林日报》发表了标题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说出与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国外朋友发出“要彼此保持忠诚”的呼吁,以便日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始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共同工作。他意外收到罗曼·罗兰的来信,从那时开始相互通信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斩断。茨威格不再感到孤独,终于又可以和有同样思想的人连结在一起了。他通过战争档案馆需要将俄国人在奥地利占领区发布的各种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而委派的任务,而直击战争的现实和残酷,这给了他真正的推动力:必须反抗战争!他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把那些在与人们谈话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内容,全部写入诗的对话当中;把压在自己灵魂上的重负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可”、“写作这个剧本期间我感觉有幸在磨难中获得裨益,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认可的书”。

第十一章(在欧洲的心脏)大致内容:经过(一战)战场上可怕的喋血,人们对战争的狂热高烧开始降温。茨威格的悲剧作品《耶利米》在1917年复活节时以书的形式出版,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痛恨,对胜利的不信任。” 但在舞台上以活的语言将这种气氛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演出肯定会遭到抗议。茨威格收到苏黎世城市话剧院院长的首演邀请,来到瑞士。这里,被禁止的东西就被允许了;而那边,被允许的就被禁止了。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之处由于空间的比邻而立变得如此昭然若揭。茨威格首先去会见罗曼·罗兰,他“完全意识到,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当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欧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说话。现在我才能看到,他为促进人类的谅解已经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样的大贡献。” 从日内瓦到苏黎世,被命运卷到这里的人,他们的生存都与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为受到迫害和蔑视。每个人都从原本的生存状态中脱离出来,由于没有家乡,他们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处;因为没有权力来影响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们日日夜夜在思想发烧的状态中讨论问题,这让一个人同时变得兴奋而疲倦。《耶利米》首演非常成功,但茨威格慢慢地变得更为清醒和警觉了。在刚刚到达时的兴奋中,还曾经以为在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对军国主义者当中,真的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但很快就发现,也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混进来。“观察那些永久型的职业革命者:只是作为反对者,他才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死守教条,因为他们自身没有可以停靠的锚点…那些临时扮演的国际政治家没有一个懂得,在真正有必要时该如何去从事政治。” 茨威格呆在离苏黎世半个小时路程的小旅馆,只见自己请来的人,真正的朋友,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充分利用那些无情流逝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十二章(重返奥地利)大致内容:德国和奥地利战败缴械,茨威格决定回到奥地利。“人们认为,越是在最坚苦卓绝的时刻,越应该回到自己家庭所属于的那个地方”。茨威格感到,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有责任必须用自己的词语来帮助人们战胜失败,尤其是赢得了一些道德上的声望,更应一同去经受早就预言到的、无所不在的苦难。在返程中的奥地利边境站,茨威格眼见奥地利的皇帝-这个统治了七百多年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要离开他的国家!破败的奥地利车厢和人们、由纸币大幅贬值发展而来的黑市交易和物物直接交换、通货膨胀由奥地利进展到德国……但是,“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就在国家慢慢站稳之际,却进入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骗局连连、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思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年36岁的茨威格感到“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平静地隐居起来,回到自己的创作。” 他写作了中长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带着彻底的非行动主义者的放松。他说:“人生的中途站我已经到达,单纯承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需要做的是,去更有力地追随自己的渴望,去让自己经受住考验,或者让自己彻底放弃。”

第十三章(再度漫游世界)大致内容:一战后的奥地利,一切都好起来了。茨威格来到意大利,发现普通民众对奥地利人并不像预期的敌对,他又可以见到老朋友了。但是,战后的世界通常都伴随着通货膨胀,极端势力由此登场。战争并没有过去,战斗只是转移了阵地,从国家之间转移到社会阶层之间。茨威格写道:“从今天来看,1924到1933的近十年间,也就是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掌权,是我们这一代人从1914年开始见证的大灾难系列的一个中场间歇,尽管这期间也存在各种问题。” 茨威格本人也充分享受到自己作品带来的显著成就,荣誉和金钱。而此后,享誉世界的茨威格,当其作品被希特勒彻底封杀斩草除根的时候,一个惨无人道的世道即将来临。

第十四章(夕阳西下)大致内容:“从1924到1933年的这十年,在希特勒搅翻世界之前,是欧洲相对宁静的时期。” 茨威格在这期间也旅行很多,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在欧洲在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进行巡回演讲,用更大的力度、更广泛的效果来推行一个理念(多年以来这已经成为其真正的生活理念):欧洲在精神上的统一。而令他最为激动也所学最多的便是因纪念托尔斯泰前往新俄国的旅行,感受到苏联人情绪激昂的蓬勃精神和自豪感,被简朴的托尔斯泰墓地和“每个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对欧洲人都有着无边的信任,他们用忠诚的眼睛看着人,像兄弟一般用力与人握手”而动容,也因自己的内在力量和一封陌生信件的提示而没有被这种魔术般的迷狂所附体,还获得了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这段时间里,茨威格还因一位意大利女士的求救信,而接触到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最终这位年轻女人被判刑的医生丈夫被完全赦免。“我的一生中,如果论及文学成就带来的喜悦和满足的话,还从来没有什么作品能超过这封信,因此我总是带着特别的感激之情想到这件事。” 茨威格所居住的萨尔茨堡,也由“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成了全欧洲的艺术之都,也是全世界的艺术之都。“命运再次满足了我的一个愿望,这是我自己几乎都不敢想的:我们在卡普齐纳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幢欧洲房子。” 包括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詹姆斯·乔伊斯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或被接待过。茨威格的名人手迹收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三四十年的收藏实践中,我成了手迹这一领域里的第一权威,在估价方面比大多数专业人士还有经验……在收藏生涯的最后十年,我主要做的是精品化。我想要的是,那些永恒人物的手稿遗留当中那些让他们在人世间变得不朽的痕迹——狂妄的苛求!” 但“当希特勒的时代降临,我离开自己的房子以后,我的收藏喜悦不复存在,也没有那种能保留住什么东西的把握。” 1931年11月,茨威格年届五十岁,回望岁月,“我对自己说:假若我毫无感激之情,那真是罪过啊。我被给予的东西,远远地超过了我期待的或者我可以希望得到的。” 却 “没有想到,三四十年里坚持不懈地所做的一切,会被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地销毁;所面对的这一步一步建设起来的、似乎无法撼动的稳固生活,会彻底坍塌,我被逼迫得几乎没有任何退路,得用这已经疲惫不堪的精力和备受摧残的灵魂再一次从头开始。” 在忧患中,“在我五十岁生日这天,我内心最深处有一种有罪的愿望:我想发生一些能再次将我带离安全和舒适的事情,迫使我不只继续现在的生活,而是重新开始。”

left11的总结:“去新兴的苏联纪念托尔斯泰,在神秘人物提醒下见识了虚假的社会主义。回到小镇上,继续宏大的收藏生活,将无数先贤人杰的手稿收入囊中。于是乎就五十岁了,似乎是无欲无求,但内心底却有一种要打破现状的呼唤,谁又能想到,未来竟然是那个灭绝人性的希特勒搅动起的滔天巨浪。”

第十五章(希特勒的发端)大致内容:茨威格概叹:“历史总会妨碍当事人在时代攸关的大运动之初就把它辨识出来,这一直都是一个无法颠覆的历史规律。” 并指出,德国人为什么会在那些年里如此低估希特勒本人和他日益增加的权势且对这一发展无动于衷,真正原因也许在国外是难以理解的:德国不光一直是一个阶级社会,而且在这种阶级理念当中还有着不可动摇的对“受过教育”的高估和膜拜。即使到了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为总理以后,很多人甚至那些将他推到这个位子上的人,只把他看成一个临时的占据者,纳粹的统治无非是一段插曲而已。对茨威格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在纳粹政府刚刚走马上任的头几天里就无端地担上了引发某种骚动的罪名,使到根据其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改编的电影被禁演;又因与尚在人世的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著名的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一起完成了歌剧《沉默的女人》,与“在德国的舞台上,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犹太人以任何形式参与的作品均不得上演”的禁令相背而令纳碎党举棋不定,先是网开一面允许上演再被禁止上演,亦令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此时茨威格因奥地利的动荡不安无法静心工作,1933年10月离开萨尔茨堡美丽的家时,不曾想不久之后就与之诀别。

第十六章(和平在垂死挣扎)大致内容:茨威格在英国开始流亡生活,“在最初的几年里,就流亡的含义而言,英国之于我正如当年索伦托之于高尔基一样”。但重要的是“我要开始自己的创作,来保卫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自由”。他租了一个小公寓,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过往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学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随风而散,五十多岁的茨威格又面对一个新开端。1934年到1940年在英国,“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这些年,我中断了一切畅言无羁的群体交往,因为我有一个让人发狂的理念:在讨论时局方面,我身在外国,不能插言。”虽回避一切会所、晚宴和公众活动,还是经历过一次特殊的、真正难忘的享受,见到萧伯纳和H. G.威尔斯这两个真正头脑敏锐的人物之间分歧深刻却特别带有骑士风度的精彩交锋。威尔斯一丝不苟地坚信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知疲倦地建构他那关于人类未来的愿景,而萧伯纳却用越来越怀疑和讽刺的态度看待未来和当下的事物。他们以英国人特有的高贵方式将精神愤怒规范在修辞上最文雅的形式里。而对欧洲的担忧,促使他在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几年里多次旅行,甚至两次跨越大西洋。穿越美国各地的演讲旅行、应国际笔会邀请到南美洲参加大会,“对我来说,去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精神上的团结,显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阿根廷和巴西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深感“人们对往昔欧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欧洲人自己更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残忍还没有侵入这个民族的风习和精神当中”。可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意味着逃离了欧洲以及对欧洲的忧心。在1937年秋天茨威格回到维也纳看望老母亲,与奥地利作永远的告别。1938年,奥地利沦陷,之后几个月八十四岁的母亲离世,茨威格的奥地利护照也作废了。幸而有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灾难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所度过的友好日子,能给人带来无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驱逐离开德国和奥地利,最令人悲哀的是,他们承受着在自身当中看不到意义和罪责。“几百年以来,他们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个自己早已感觉不到的共同体,这个被驱逐者的共同体,自从在埃及遭驱逐以来就反复出现。”难道“也许这正是犹太文化的终极意义所在:通过他们神秘的长久存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约伯向上帝提出的那个永恒问题,以便它不会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约伯的主旨问题:为什么虔敬而无辜的义人要遭罪?为什么上帝缄默不语?为什么上帝不主持正义?)” 1939年的夏天,离开伦敦,退居到巴斯的乡下,开始写作一部两卷关于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书。9月1号,茨威格来到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却因德国入侵了波兰受到拖延,其后英国对德宣战。又是战争,比地球上此前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又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威胁。“我内心最深处的任务,四十年来我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欧洲的和平统一-全都成了泡影。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现在是第二次开始发生了。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这个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体的时刻,却因为这极度的排挤让我感觉到如此无用和孤独,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回忆录《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1941年迁居到巴西的彼得罗波利斯后写作的,同年写作的还有《象棋的故事》。1942年 《象棋的故事》出版,2月22日,茨威格与妻子洛特·阿尔特曼一起在彼得罗波利斯自杀身亡。茨威格遗言:

“我自愿和清醒地同这个世界诀别。在这之前,我将完成这最后一项义务:向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它对我是那样善良,给予我的劳动那样殷勤的关切,我日益深沉地爱上了这个国家。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得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1944年 《昨日的世界》才出版。茨威格将《昨日的世界》的手稿赠送给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以此来表达和回报他的感激之情: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中,他度过许多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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