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生产是自我救赎，那消费呢？——《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社会科学具有预见性，它让我们时时刻刻处在关注和发现的过程中。1998年，齐格蒙特·鲍曼出版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正是这样一本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作品。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部来自2014年BBC制作的纪录片——2《无节制消费主义的元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本质、产生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大数据、智能化的今天，各种消费诱惑、消费陷阱，让我们深陷其中。我们自以为掌控了消费，却不知是消费悄悄奴役了我们。

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代表性的中译本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立法与阐释者》《流动的现代性 》《现代性与矛盾性》《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等。

鲍曼告诉我们，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原始积累，社会遵从的工作伦理是：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所有人努力工作，并获取相应的回报。工作成为社会的主要秩序和规范，是个体与社会、系统连接的主要手段，同时，工作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伦理，失业等于贫穷，等于道德沦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工作理论鼓励着人们走进工厂，用日复一日乏味又辛苦的工作替代原本可以自给自足、自由掌控工作时间的农民、工匠。工厂里的他们拿着一份刚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资，还美其名曰避免滋生人性的懒惰。

没有工作的人是潜在的劳动力，于是，通过各种社会福利培训他们的劳动技能，帮助暂时失业的人员度过难关，待新的工作机会来临时，再重新工作。工厂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来选择廉价劳动力。这个原本该由资本主义投资、培养符合资本需求的劳动力变成了国家机构承担的义务。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化社会进入第二阶段，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取代，主要体现为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同时，随着社会企业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升，物质奖励也在不断增加，劳动者的薪酬除满足基本需求外，具备了消费的能力。企业为了销售过剩产品，通过广告诱惑制造焦虑和虚假需要，促使劳动者消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从生产变成了消费。我们可以不工作，但是不能不消费。消费成为社会的新秩序和新规范，消费能力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社会尊严的标志。

有消费能力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人。失业者不再是潜在的劳动力，只是过剩的劳动力。嗅觉敏锐的资本也开始突破区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不断选择福利要求低且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原有的社会也不再愿意通过福利为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和劳动岗位。

在消费者社会里，最受欢迎的往往是永不满足的消费者，而没有能力消费的人则成为了消费者社会的新穷人，他们被定义为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被排斥在正常人的生活之外，直到消失在公共视野和社会生活中。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体面的生活？每个社会的衡量标准不一样，但如果人们无法达到这些标准，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随着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体面生活标准的提高，贫穷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匮乏或身体痛苦，它更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

消费市场持续不断的广告与诱惑使人们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态，并且以不断的购物消费来缓解自我焦虑，形成对消费市场的依赖，延迟满足变成了即时满足。我们的社交能力、社交空间也因此被挤占，更别提公共议题的表达空间。由此形成了新的统治模式，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只是，我们都身处其中，谁也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