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案有破之吉兆 （十）

顾二叔了解到，碑林区当时共有四起命案，除顾春燕案，其余三起全部侦破，办案警察对此案心急如焚，可是破案有时要靠运气的。
这起命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刚讲完，她们几个来了，我们开始吃饭。
吃饭的时候，大家问几个女同学，命算得怎么样？那几个同学面带喜色，估计算的不错。坐我对面的文娟反问我们刚才聊什么了？景翀旁边的李重阳指着我说，听他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文娟左边的张凯问我，我说瞎聊呢，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但你能化腐朽为神奇，什么事儿从你嘴里出来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马燕儿？李重阳斜眼儿带坏笑，看着马燕儿说，他没少给你讲故事吧？马燕儿笑而不言。
我们这几个同学都是有故事的人：景翀，是个独身主义者，从初二就发誓这辈子不会结婚。大学毕业后进过拍卖行，卖过灯具，开过服装店，后来一咬牙考了律师，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混，专打离婚官司；张凯是一个大学的艺术学院院长，她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迷上赌博，把房子在内的家产输个精光，现已应聘到南方一所大学，即将带着两个孩子赴任；文娟的丈夫是跟我们同校同级的外语系的校友，两人当年为了能在一起，选择到陕南的一家国企工作，后来文娟考了研究生，分到西安一所大学教近代史。她的丈夫也调到西安一所私立中学，竟然跟一所培训机构的女老师勾搭上了，我们都说文娟是景翀潜在的客户。至于我，那故事——有机会再讲吧。
听说我刚才讲到了一起命案，张凯说她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是法院的法官，审过各种人命案。她看过一些卷宗，有些命案杀人理由之荒谬，手段之残忍，情节之离奇，令人匪夷所思，看了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你的命运根本不在你的手里掌握，谁要写小说，那素材太多了。
景翀说，你的故事才讲了一半，还有后半部分呢？我说正吃饭呢，你不嫌影响食欲？大家说，那没关系，都是经过风雨的，就是碗里有个苍蝇，扒拉出去照吃，别废话，开讲。
我说那个命案你们清楚了，不清楚的同学下来可以再了解，我要接着往下讲了。
我和张新宇于公元一九九七年五一期间到太白山，本来是想承包哪里的山林的，可是实地考察的结果是，此事想想容易做起来困难太多，就在心里打消了念头，嘴上说的是回去再认真考虑考虑，估计人家已经知道我们什么意思了。
那天晚上，我跟张新宇听顾二叔讲完顾春燕被杀案，有心安慰一番。但知道那种语言上的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 。顾二叔已经不得不接受亲人被杀害的事实，只希望警察早一天把案子破了。他们每天都在祈祷上帝，祈求上帝用无上神力，使冤情早日昭雪。
我和张新宇告诉顾二叔夫妇，第二天就要回西安，感谢他们这几天热情款待。顾二叔夫妇诚恳地抱歉招待不周。我们决定第二天天亮就出发，到时就不打扰他们了。
第二天早上刚起床，顾二嫂就喊我们吃早饭。吃完早饭一家人把我们送到河对面等车。来的时候什么东西没带，走的时候满载而归，我们一个人扛了一大袋子山货，香菇木耳腊肉野猪肉什么的。车要开的时候，我从车窗里伸出脑袋，对顾二叔说，那什么，你要相信的话，我找个人给算一算，看看那个案子能不能破，什么时候能破。顾二叔眼睛一亮，我信我信。汽车把顾二叔一家甩在后面，我冲着他们喊，给顾君打电话。
张新宇在车上问我想找谁算，我说楼观台的任道长吧。他转身上下打量我一番，你认识？我摇摇头说，不认识，但总有人认识。
回西安后，我们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到建国门外歌厅见面谈事儿。那几年，年轻人都以经商下海为荣，到处寻觅商机，西安街面上流行谈事儿这个词儿，不管去干什么，别人问起来，都说去谈点儿事儿，这样说显得很正经，是出去干正事儿的，不是瞎胡闹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多数聚会都是吃饭喝酒唱歌找小姐，一堆人乱哄哄瞎嚷嚷，那会儿就喜欢这样的场合，觉得认识的人多有江湖地位，牛逼。
养红腹锦鸡的事儿还在谈，天天谈，喝完酒谈的更来劲。进展是有的，张新宇已经背着包到处找合适的场地了。
太白山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只是偶尔有点担心，万一哪天顾二叔找来，怎么跟人家联系任道长。
好像有一个什么定律，你越担心的事儿，越可能发生。
一天我下班回家，接张新宇的电话，让我抓紧联系任道长，顾二叔已经到西安，住在顾君的家里。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起来，谁认识任道长呢？脑子里有任道长，是因为我听谁说过关于任道长的事儿，但具体是谁是什么事儿忘记了。我打电话给可能的人，都不是。第二天上班，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办公室的同事说，这种事儿要问组长啊。
我们组长是许巍的妈妈。我跟许巍是同学，他妈过去是我的数学老师，后来是我的年级组长。这老太太是个暴脾气，但心肠好，爱帮人忙。我认识几个爱帮人忙的好人，你要有什么忙，害怕麻烦人家，不让人家帮，那就把人家惹了。我们的王组长就是其中一个。
我问王老师，认识不认识任法融。她说，谁啊，不认识。我说，任道长你不认识？王老师说，任道长我认识，任法融我不认识。我说，他们俩是一个人——这句话有毛病，但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