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来说，中国古诗是个整体概念，词也是诗的一种。
但是既然独立出词的概念，自然是诗的概念缩小，分类更加精致的原因。
形式上的区别
总体来说，中国古诗在词牌之外，还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以是否遵守平仄格律为区别标准：遵守平仄格律的就是格律诗（近体诗），不遵守平仄格律的就是古风（古体诗）。
平仄格律对诗的要求，是句子等长（三、七言），整饬（都为偶数句），遵守平仄关系（相替、相对、相粘），押平声韵（一韵到底）、适当对仗（律诗中二联，排律所有中间联）。
格式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就是古体诗，首当其冲的就是句子长短不齐的作品，即杂言诗。
杂言诗实际上就是“长短句”——词牌的前身。
但是词牌生在初唐，盛于两宋，它的产生本身就自带格律影响。在格律产生之后，仍然坚持杂言诗创作的诗人也非常多，他们的作品虽然是古体诗，但是在句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格律关系的影响，这种带有一定格律因素的古体诗，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律古”。
而律古和词牌之中，差异就非常小了。如果一首律古，用来演唱，而其他诗人觉得这首音乐好听，按照这首律古的平仄关系另外写了一首律古，那么这首律古附着的音乐就成为这些作品的“词牌名”，而这些附着在这首“词牌名”下的律古，就成为了词牌。
这就是词牌的来处——格律化、平仄关系被音乐锁死的古体诗。
格律诗同样平仄关系被锁死，但是诗句长度被限定，必须等长而且整饬。格律关系被锁定为仄起仄收、仄起平收、平起仄收、平起平收四种基础格式。
所以，词牌和古体诗的区别就是词牌要遵守“词牌名”（音乐）下的平仄关系，适当变化不影响演唱的我们称之为“变体”。
词牌和格律诗的区别就在于词牌是长短句，格律诗是五言四句、八句，七言四句、八句，排律（五、七言十句以上）。
内容上的区别
内容上原本是没有区别的，所谓“诗词同源”。
但是诗歌是音乐附着产品。早期中原音乐是端庄雅正的，称为“雅乐”，因此四言诗为中原诗歌主题，四平八稳、气势恢宏。南方楚国音乐文学随着汉朝行遍天下，楚辞结构的杂言体大行其道，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曲》等，加上少数民族融合，音乐变化更多，雅乐下的歌词就无法再适应演唱，从而出现了五言、七言诗。
到了初唐，万国来朝，民族文化和音乐的融合史无前例，特别是胡乐等西域音乐，因为乐器新颖、曲调新奇更是大行其道。
音乐变化，歌词因而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但是在汉初，诗这种整饬形式因为音乐的跟不上，逐渐发展成为“徒歌”——朗诵文学开始出现，对于诗来说，音乐不再重要，汉末魏晋的汉字音韵学的发展，为吟诵诗歌插上了翅膀。诗开始逐渐和音乐分道扬镳，虽然在唐朝依旧有乐府旧题演唱，七绝中很多作品比如《凉州词》等等，实际上还是歌词，但是这些作品除了演唱之外，还遵守平仄格律，在吟诵中铿锵有力，打动人心。
诗作为吟诵体已经成为高层文人用来感时抒怀的专用工具，这是吟诵性所带来的普及，因为并不是谁都是音乐家，谁都会去把小诗作为歌词来伺候。
这个时候就急需另外一种形式来补充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娱乐使用，因为音乐的复杂发展，长短句生逢其时，从被称作“诗余”（写诗剩下的碎片字句），一跃成为宴乐弹唱的歌词主体。
词牌由此而生，因此词牌自带娱乐性，流行于勾栏酒肆、花前月下，和诗所秉承的高雅端庄、讽喻劝谏产生了明显的区别——是谓“诗词分流”。
虽然在北宋苏轼，南宋辛弃疾努力打造了词牌中的豪放派，将词的格局提升到诗的境界，实现了一次“诗词合流”，但是词牌与生俱来的基因并不很适合豪迈气概的表现，因此辛弃疾去世后，词牌立刻又重回婉转境界——用李清照的话来说，“词别是一家”。
此后千年，“诗言志、词传情”这一基本文学分野路径就在中国文人中固定了下来，一直到现代伟大诗人、革命家的出现，才又一次真正做到“诗词合流”。
到了今天，不论律诗还是词牌，都已经是诗坛的历史痕迹，现代诗横行霸道，既是未来，也是笑话。
但是我们回头来赏读这些古诗词中的经典作品，依旧可以摸清楚诗词不同的文化脉络走向。
研究历史的目的当然是看清现状和预测未来。
这样我们才能对当下诗坛乱象心中有底，任他乱风过山岗，我自明月照大江。